摩爾斯的看法沒錯。1949年，中國共產黨摧枯拉朽，國民黨政權節(jié)節(jié)敗退。4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千里長江發(fā)動渡江戰(zhàn)役；5月，共產黨進入上海；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雖然上海灘上的一些企業(yè)家們給中國共產黨打分時曾嘲諷地認為：共產黨在軍事上可以得100分，政治上可以得60分，經濟管理上則是個零蛋。但是，話語權已經不再掌握在他們手里，而是掌握在共產黨手上。

中國的確已經改天換地。上海灘的賭場、妓院、煙館、舞廳的霓虹燈不再閃爍，外國人的急劇減少也改變著這座大城市的面貌，儉樸的社會風氣開始形成，豪奢的沙遜大廈已經入不敷出，因為即使有錢的資本家和富商也沒有人愿意再來這里作冒險的享受了。更為重要的是，新的經濟和社會機制正在改變一切。

1950年3月，當摩爾斯再一次向股東致辭時說道：“匯豐銀行盈利比上年大得多，同額股息將照舊發(fā)放。災難性的變化尚未發(fā)生，大陸處于騷亂中這一事實促使更多的貿易轉到香港，很多原由上海經營的生意已到這里來了?？墒钱敼伯a黨政權開始走上軌道后將會發(fā)生什么情況呢？”摩爾斯表示，只要中國內地還存在著某種做生意的可能性，匯豐就不會從中國撤銷機構。

但是，在新中國的新體制下，上海、天津等此前作為南北金融中心的功能急劇減退。它們既直接聽命于中央的各種安排，又很少與周邊省份作金融、商貿及人口的交流。同時，1950年6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實行經濟封鎖，致使許多在華外國公司生意蕭條，外資銀行也因對外貿易蕭條金融業(yè)務量大為減少，英資企業(yè)開始陸續(xù)撤離中國。

當1953年摩爾斯卸任時，匯豐在中國的營業(yè)前景已經越來越暗淡。1953年2月，中國政府規(guī)定，將國民黨時期以來的個人存款按照核定比率重新定值，使每個存戶按一定比例提取存款。

3月1日，特納接替摩爾斯擔任匯豐銀行總經理。此時，匯豐在中國的一些分行已經先后停業(yè)。只有上海、天津、北京和汕頭等分行還開著，但業(yè)務實際上也已陷于停頓。為了維持這幾個分行，匯豐銀行每年得給它們匯去約250萬港元。只出不進，這不是匯豐打的算盤。對資金的不斷消耗，必須予以制止。這正是新上任的特納所要著力解決的一個問題。特納提出：交出匯豐在華的全部資產，以換取勾銷一切應付之款，包括讓英籍職員離境和資遣當?shù)芈毠ぁＬ丶{與中國政府的討價還價，從1954年汕頭與天津兩分行關閉時起，一直進行到1955年北京分行停業(yè)才告結束。

1955年4月，匯豐銀行與中國政府最終達成協(xié)議，匯豐銀行在中國的財產，包括它在上海的那棟大樓，交給中國政府，以抵歷史拖欠的稅款等項。匯豐銀行上海分行租用別的房屋繼續(xù)營業(yè)，從事一些小額匯款和出口押匯等常規(guī)業(yè)務活動，英籍職員在有人前來接替的情況下，可領取離境簽證。①

在與中國方面就轉讓進行談判前，匯豐上海大班姚克紹來到匯豐銀行大樓前，徘徊良久。后來他談及當時的心情時說：“當我注視著我們的銀行大樓，回憶起昔日的聲勢時，一想到明天將與中方進行的會見，不禁黯然神傷?！?/p>

同年，上海市人委機關（1955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改稱上海市人民委員會）遷入，這棟大樓于是一變而成為人民政府權力的象征。

相較于其他在香港起家并依托中國內地發(fā)展壯大的英資財團，匯豐銀行是最后辦完離開中國內地手續(xù)的。太平洋戰(zhàn)爭使英資財團在香港和中國內地逾百年的苦心經營慘遭打擊。當1945年8月日本戰(zhàn)敗投降后，怡和、太古等英資大財團與匯豐一道重返香港，并迅速恢復它們在中國的業(yè)務。然而，這一時期，上海租界已被中國政府收回，英資企業(yè)與銀行再難重現(xiàn)往日的輝煌。而隨著國民黨政權的垮臺和中國共產黨的取勝，時局劇變，這些“帝國主義企業(yè)”重整山河的企望更是化為泡影，無可奈何之下紛紛部署撤退到香港。1953年，太古集團與中國政府達成協(xié)議，結束了在中國的全部業(yè)務；1954年，英國在華最大洋行怡和關閉了它在內地的全部辦事處；1955年，匯豐永久地搬出了外灘12號大樓，僅象征性地在上海留有一家營業(yè)機構，其他所有在內地的分行全部關閉。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