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問題是：為什么民主制度作為一種普遍人類制度只是過去一百多年才有的？我覺得理解這一點很重要，因為能幫助我們看清楚民主不是一種抽象的價值理念，而是涉及每個人的利益的問題。事實上，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制約權力、保護個人利益的需要。

出于兩方面的原因，傳統(tǒng)專制制度所能對民間利益構成的侵犯在近代之前相對有限。以中國為例，晚清之前中國既沒有全國范圍內的大規(guī)模運輸系統(tǒng)，又沒有全國性的現(xiàn)代銀行體系，中國的第一個現(xiàn)代銀行——戶部銀行成立于1898年。在那種情況下，即使皇帝想要調配全國各地的資源來重點發(fā)展一個地區(qū)（例如首都），其運輸、調動資源的能力也微乎其微。一方面他沒有遍及全國的銀行幫他收集民間儲蓄，另一方面要把華南、華東的資源調到北京談何容易。

換句話說，除了征稅和制定某些商業(yè)規(guī)則外，在當時缺乏規(guī)模交通運輸網(wǎng)以及銀行體系的情況下，盡管皇帝和大臣并非民選的官員，但天高皇帝遠，他們對社會能造成的破壞相對有限，貪污腐敗風險也遠遠不如現(xiàn)在。今天一個小小的處長、銀行支行經理就能動輒挪用，貪污幾億元，這是連原來的皇帝都很難辦到的。技術落后無形中幫了老百姓的忙，從效果上制約了專制的破壞力。

但工業(yè)革命后情況變了，鐵路、輪船、飛機、電話的出現(xiàn)，在方便了人們的生活的同時，也大大提升了當權者調動民間利益的能力。與之相伴隨的社會財富的貨幣化、金融票據(jù)化，使得權力者可以進行比過去大許多數(shù)量級的掠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對權力進行制約，如果人民沒有選擇當政者的權利，那老百姓的權利和財產就無法安穩(wěn)。所以，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圍普及的過程跟工業(yè)革命、金融革命同步或稍微慢一拍，就不奇怪了。是工業(yè)革命、金融革命強化了的利益格局，要求有更可靠的限制并制衡國家權力的民主架構。

顯然，今天世界上許多國家選擇民主制度，不僅僅是對一種抽象的崇高價值的追求，更是非?，F(xiàn)實的需要。大多數(shù)國家都意識到，不能把人民的福祉寄托在統(tǒng)治者的善意和保證上，而必須對權力進行有效的制約和監(jiān)督。

三

問：在很多時候，人們似乎不到迫不得已，不到難以為繼，并沒有足夠的動力進行變革。

陳志武：從實際利益看，從明中期到晚清，中國的財政稅收基本是國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財政收入在5 000萬兩銀子上下，相當于今天的95億元。到晚清，朝廷收入是8 000萬~9 000萬兩銀子，不到今天的200億元。跟今天國家一年39萬億的財政收入比，那時的朝廷開支還抵不上零頭。那時候的朝廷的確糟蹋不了什么東西，充其量幾千萬兩銀子。

可是，雖然現(xiàn)在一年的財政開支4萬億，但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不足，行政開支、形象工程占大頭，花在國民福利上的錢只占小頭。為什么會是這樣呢？歸根結底還是缺乏對行政權力、對政府預算的問責機制。在財政預算不透明又沒有公開聽證的情況下，政府開支當然不會注重人民福利。人大機構應該充分發(fā)揮作用，對行政權力進行有效的問責。

目前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政府權力與責任的不對稱，行政增加審批權和征收稅費的隨意性，以及監(jiān)督問責的不力，已經在社會中形成了相當?shù)牟粷M，只有民主機制才能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