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閑書”，我看得數(shù)量極大，種類極多。光是一部《彭公案》，我就看了四十幾遍。越說越荒唐，越說越神奇。到了后來，書中的俠客個個賽過《西游記》的孫猴子。但這有什么害處呢?我認為沒有。除了我一度想練“鐵沙掌”以外，并沒有持刀殺人，劫富濟貧，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危害社會。不但沒有害處，我還認為有好處。記得魯迅先生在答復(fù)別人問他怎樣才能寫通、寫好文章的時候說過，要多讀多看，千萬不要相信《文章作法》一類的書籍。我認為，這是至理名言?，F(xiàn)在，對小學(xué)生，在課外閱讀方面，同在別的方面一樣，管得過多，管得過嚴，管得過死，這不一定就是正確的方法。“無為而治”，我并不完全贊成，但“為”得太多，我是不敢茍同的。

……

我考入正誼中學(xué)，錄取的不是一年級，而是一年半級，由秋季始業(yè)改為春季始業(yè)。我只呆了兩年半，初中就畢業(yè)了。畢業(yè)后又留在正誼，念了半年高一。杜老師就是在這個時候教我們班的，時間是1926年，我15歲。他出了一個作文題目，與描繪風(fēng)景抒發(fā)感情有關(guān)。我不知天高地厚，寫了一篇帶有駢體文味道的作文。我在這里補說一句：那時候作文都是文言文，沒有寫白話文的。我對自己那一篇作文并沒有沾沾自喜，只是寫這樣的作文，我還是第一次嘗試，頗有期待老師表態(tài)的想法。發(fā)作文簿的時候，看到杜老師在上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等于他重新寫了一篇文章。他的批語是：“要做花樣文章，非多記古典不可?！倍潭桃痪湓挘梢哉f是正擊中了我的要害。古文我讀過不少，駢文卻只讀過幾篇。這些東西對我的吸引力遠遠比不上《彭公案》、《濟公傳》、《七俠五義》等等一類的武俠神怪小說。這些東西被叔父貶為“閑書”，是禁止閱讀的，我卻偏樂此不疲，有時候讀起了勁兒，躲在被窩里利用手電筒來讀。我腦袋里哪能有多少古典呢?僅僅憑著那幾個古典和駢文日用的詞句就想寫“花樣文章”，豈非是一個典型的癩蛤蟆嗎?看到了杜老師批改的作文，我心中又是慚愧，又是高興。慚愧的原因，用不著說。高興的原因則是杜老師已年屆花甲竟不嫌麻煩這樣修改我的文章，我焉得不高興呢?

……

1926年，我在正誼中學(xué)春季始業(yè)的高中呆了半年，秋天考入山東大學(xué)附設(shè)高中一年級。

在山東大學(xué)附設(shè)高中教國文的教員是王崑玉老師。

王老師上課，課本就使用現(xiàn)成的《古文觀止》。不是每篇都講，而是由他自己挑選出來若干篇，加以講解。文中的典故，當(dāng)然在必講之列。而重點則在文章義法。他講的義法，基本是桐城派，雖然他自己從來沒有這樣說過?！豆盼挠^止》里的文章是按年代順序排列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王老師選講的第一篇文章是比較晚的明代袁中郎的《徐文長傳》。講完后出了一個作文題目——《讀〈徐文長傳〉書后》。我從小學(xué)起作文都用文言，到了高中仍然未變。我仿佛駕輕就熟般地寫了一篇“書后”，自覺并沒有什么了不起，不意竟獲得了王老師的青睞，定為全班壓卷之作，評語是“亦簡勁，亦暢達”。我當(dāng)然很高興。我不是一個沒有虛榮心的人，老師這一捧，我就來了勁兒。于是就拿來韓、柳、歐、蘇的文集，認真讀過一陣兒。實際上，全班國文最好的是一個叫韓云鵠的同學(xué)，可惜他別的課程成績不好，考試總居下游。王老師有一個習(xí)慣，每次把學(xué)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總在課堂上占用一些時間，親手發(fā)給每一個同學(xué)。排列是有順序的，把不好的排在最上面，依次而下，把最好的放在最后。作文后面都有批語，但有時候他還會當(dāng)面說上幾句。我的作文和韓云鵠的作文總是排在最后一二名，最后一名當(dāng)然就算是狀元，韓云鵠當(dāng)狀元的時候比我多。但是一二名總是被我們倆壟斷，幾乎從來沒有過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