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當代新儒家對于文化問題的看法。當代新儒家無疑是對于五四以來徹底反傳統(tǒng)、提倡全盤西化那種偏激的態(tài)度的反動產(chǎn)生的一個知識分子的運動。他們并沒有一定的成員，也沒有一致的意見，但卻有大體相同的方向。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九五八年元旦由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四位學者共同署名發(fā)表的文化宣言：《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shù)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此文原刊于《民主評論》與《再生》，現(xiàn)收在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下卷(臺北，學生書局，一九七五)作為附錄。這篇宣言要求世人不能只由現(xiàn)實功利的觀點看中國文化，而要由一超越而涵蓋的胸襟去看問題的表里與來龍去脈，積極肯定中國歷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以及心性之學的意義。宣言指出中國文化造型的方向與西方不同，以致招致種種誤解，而思有以闡解說明。宣言并進一步對于傳統(tǒng)與西方作出雙向的批判：一方面中國文化當體現(xiàn)到本身理想的不足，必須由本身內(nèi)在的要求，吸納西方科學與民主的成就；另一方面則吁求西方要虛心向東方學習：

（一）當下即是的精神，（二）圓而神的智慧，（三）溫潤而惻怛或悲憫之情，（四）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五）天下一家的情懷。

宣言發(fā)表，在當時并未產(chǎn)生巨大的回響。原因很簡單，幾個在現(xiàn)實上一無所有的學者，面對著強勢的西方率爾進言，要他們向弱勢的東方學習，難怪會受到忽視和冷遇！而在中國，大陸固然不去說他，在港臺也并未造成波瀾壯闊的文化運動。這篇宣言只是少數(shù)幾個流放于本土之外的中國知識分子，懷著孤臣孽子的心境所發(fā)出的一些肺腑之言，反而日久能夠看出這篇文獻的特殊意義。

宣言所言的觀點自非必人皆可以同意。在今日回顧這篇發(fā)表在三十多年之前的文章，不免令人感慨系之！宣言有一些明顯的弱點是很容易可以看得出來的：它把傳統(tǒng)中國文化過分理想化，也在理想和現(xiàn)實之間缺少明白的分際。但這是不難理解的。盡管傳統(tǒng)文化在現(xiàn)實上沉淪到最低點，知識分子仍必須壁立千仞，爭此一線，在主觀的愿望上期盼它抵于不墜，所體現(xiàn)的恰正是孔子那種知其不可而為的精神。宣言與今日的時潮所展現(xiàn)的時代脈搏也不盡相合。中國傳統(tǒng)所強調(diào)的那種大一統(tǒng)的精神，與今日反主流、反宰制的多元主義的傾向似乎轅北轍，背道而馳，那么當日當代新儒家對世界文化走向的期盼是不是完全落空了呢？

很奇怪地，今日重讀宣言，仍不能不驚詫于它的驚人的預見。宣言里有一段話說：“真正的西方人之精神之缺點，乃在其膨脹擴張其文化勢力于世界的途程中，他只是運用一往的理性，而想把其理想中之觀念，直下普遍化于世界；而忽略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因而對之不免缺乏敬意與同情的了解，亦常不從其他民族文化自身之發(fā)展的要求中，去看西方文化

對其他民族文化之價值。”這一段話與西方當前反主流、反宰制的思想恰恰若合符節(jié)。西方人思想的轉(zhuǎn)變誠然是基于其內(nèi)在本身原因的要求，不必一定是受惠于宣言的刺激，但宣言所顯示的洞察力，仍足使人驚異，不能輕易地將之放過。

然而宣言也自包含有與當前之時潮走向十分不同的意見。宣言并沒有徹底與傳統(tǒng)解構(gòu)，而明白肯定西方希臘的科學哲學精神、希伯來的宗教精神，乃至近代之實用技術(shù)精神，有其普遍永恒的價值，只不過不承認這些價值窮盡了世間的一切價值，并指出其偏向乃是構(gòu)成現(xiàn)代的矛盾沖突的思想根源，而吁請西方放寬胸懷，向東方學習。宣言并不認為相對主義、多元主義、實用主義的思想可以作為主導時代精神的思想，而主張必須吸收東方的智慧，才能夠在未來開出人類的新路。

宣言這樣說是為世界人類文化的開展指出了一個大的方向，但無論在理論與實踐上，都留下了許多漏洞，無法令人完全信服。它所懸的目標是東西文化的會通，所追求的是世界大同的理想，但由今天的觀點看，這樣的提法的最大的問題在，思想仍停留在抽象的層面上，完全沒有接觸到如何落實的問題，以致沒法給人很大的幫助。當代新儒家要有前途，還需要作進一步的思考，針對各方面提出的質(zhì)疑，作更細密的思考加以回應，才能夠有真正的時代的相干性。舉例說在抽象的層次上，對于各不同民族文化有同情的了解與敬意，似乎是不成問題的，但落實下來，問題就不是那么簡單了。如果由第三世界的觀點來看，這篇宣言顯然過分側(cè)重中西文化的大傳統(tǒng)，置其他文化傳統(tǒng)于無地，也就是說，對它們?nèi)狈ψ銐虻耐?/p>

情了解與敬意。又，如果文化之間有矛盾沖突，我們對其他文化的同情了解與敬意要到怎樣的限度為止呢？魯殊迪(S.Rushdie)寫《魔鬼詩篇》，被伊斯蘭教徒認為詆毀穆罕默德，這樣的作家專事嘩眾取寵，旨在貿(mào)利，或者是十分無聊，但柯梅尼竟下追殺令，對于接受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原則的人來說，面對如此非理性的態(tài)度，怎么能夠產(chǎn)生同情的了解與敬意呢？由此可見，各民族文化雖然應該有生存的權(quán)利，但絕不可以有超越批評檢驗的權(quán)利。同時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互尊互諒，這是一回事，但把各民族文化的成就和貢獻一體拉平，放在完全平等的地位，那又是另一回事。當代思潮把多元主義推到了極端的情況，那就不免會產(chǎn)生些十分奇詭的效果！譬如斯坦福大學教授人文普通科便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激進派要平等講授各民族文化的貢獻，于是不容許只講莎士比亞，也要講《湯姆叔叔的小屋》?，F(xiàn)代人應該培養(yǎng)更高的敏感度，盡量避免種族歧視的非理性的態(tài)度，這是很有積極正面意義的發(fā)展，值得我們鼓勵。但要把各民族文化在科學、哲學、宗教、藝術(shù)上的成就一體拉平，那卻是另一種非理性主義的表現(xiàn)，不只不值得我們?nèi)ヌ岢€必須堅決加以反對，才不至于陷落在文化價值的無政府狀態(tài)之內(nèi)。故此當代新儒家思想的進一步發(fā)展，不可能接受西方后現(xiàn)代那種徹底相對主義的思潮，但卻在同時也需要提高警覺，不可不知不覺隨時流露出來一種大漢族沙文主義的心態(tài)。比較可行之道是給與宋儒“理一分殊”的原則以嶄新的現(xiàn)代的解釋：一方面現(xiàn)代走向后現(xiàn)代，不是要完全擯棄傳統(tǒng)的理性，而是要理性變得更有彈性，這才需要對過去失之于單一獨斷的理性的表現(xiàn)提出深切的批評，另一方面乃必須努力追求多元的分殊的表現(xiàn)，不輕易排斥新的內(nèi)容，但也絕不是要漫無歸止，仍然要維持高的標準，不容許人類文化變得日益低下，不斷墮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