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來，左宗棠與李鴻章的那場爭論，似乎也一邊倒了，社會輿論無不揚左貶李，有的還將兩人海防、塞防的分歧上升至路線斗爭的高度，坐實了李鴻章的賣國主義。其實，像中國這樣西北背倚亞歐大陸、東南面臨通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大片海域，沒有塞防不行，沒有海防也不行。這道理李鴻章不會不懂，左宗棠也不會不懂。此前，左宗棠任職福建，就曾積極創(chuàng)辦船廠，開辦船政學堂，培養(yǎng)造船及海軍人才，其海洋意識也一點不比李鴻章差。只是因為眼下國庫空虛，朝廷財政捉襟見肘，寅吃卯糧，無法拿出銀子同時應付來自陸、海兩個方面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左、李各自所處位置不同，顧此難免失彼，這才有了"屁股決定腦袋"的分歧。說白了，海防、塞防之爭乃是銀子之爭，錢非萬能，沒有錢萬萬不能。

拿俄國強占伊犁以后的同治十一年（ 1872年 ）來說，大清國總計男女人口億有余，谷、米3834萬石（ 每石約合50公斤 ）左右，人口比上一年增加將近230萬，谷、米反比上年減收近萬石。這一年的國庫收入，據(jù)戶部奏報包括山東、河南、福建等處的地丁銀，浙江、兩淮及四川的稅厘銀、鹽課銀及海關洋稅銀，總共100余萬兩。這些都還是富庶之地，每年應該繳納國庫常例，卻根本收不上來。朝廷頒旨幾乎用了哀求的口吻，"當此需用孔亟"，"各該督撫等具有天良，無論如何為難，總當依限速解，力顧大局"；同時嚴詞要挾，"倘借詞諉卸，率請劃抵截留，致誤要需，即由戶部指名嚴參"。這一年指望長蘆、山東鹽務生息銀兩，長蘆欠解國庫銀80余萬兩，山東欠解國庫銀27萬余兩，都是"屢催未解"。而朝廷那時所欠的外債，筆者所見僅左宗棠同治六年（ 1867年 ）籌劃赴陜甘餉銀，一次向上海洋商借銀120萬兩；光緒十一年（ 1885年 ），他赴福建抗法，又業(yè)經(jīng)允準借洋錢400萬，看得出已經(jīng)是靠借外債填補朝廷的窟窿。還有償還列強的賠款，據(jù)同治十一年的記錄，由陜西撥付奉還俄國的賠款，只能勉強應付前兩年的欠賬，本年的4萬錢鈔尚無著落，老毛子催得很急，經(jīng)常跺著腳說"不得稍有遲緩"。

因此，筆者以為今日回顧這段歷史糾葛，該關注的并非海防、塞防你對我錯，而是大清國在當時何以會窮到這個份上。記得在一本書上見到這樣一個觀點，衡量一個國家的經(jīng)濟實力，單看本國的農(nóng)工商總產(chǎn)值不行，還得與同一時期別國的經(jīng)濟狀況做比較才能準確定位。那時最值得一比的是英國，該國通過海洋既將鴉片等有害之物輸入中國賺取白銀，又將中國的茶葉、絲綢、大黃等緊俏物資輸入歐洲大把賺取洋錢。僅茶葉，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期，銷量增加將近30倍；絲綢銷售則為生絲取代，推動了歐洲絲織業(yè)發(fā)展，也讓該國從中獲得了高額利潤。而大清國自康熙以來，因嚴厲禁海阻止物暢其流，不但茶葉、生絲、大黃等緊俏產(chǎn)品之利流失了，還曾造成谷米價格嚴重下跌，一度出現(xiàn)"康熙蕭條"。1775年左右，乾隆朝達到巔峰狀態(tài)，國庫積有白銀739萬兩。至1796年乾隆退位，也因國計民生的窒息，耗盡了國庫積存。到了道光時候，無論是禁海還是被迫開放海禁，都制約了中國近代工商業(yè)的健康發(fā)展，無法與西方國家保持積極的貿(mào)易平衡，財源枯竭到開始靠借外債過日子了。因此，左、李海、塞之爭的意義，也就在于它集中反映了禁海終于將中國禁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左、李二人一生磕磕碰碰的事不少，兩人誰也不肯服誰。老李瞧不起老左"三試不第"，常以"本人進士及第"自傲，說出"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侯，晚年洋務，一路扶搖"一番得意話。老左不服，已經(jīng)成了官居陜甘總督的一品大員，還要求赴京參加殿試，求朝廷賞個類似今日"博士"或"博士后"之類的學位。兩宮皇太后明白其用意，立刻頒旨敕封"東閣大學士"，給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最顯赫的榮譽職稱。慈禧老佛爺很會運用手腕拉攏有治國能力的人，并破解"好馬不同槽"、"一山不容二虎"之類的難題，讓若干中興名臣都為其賣盡力氣?？上Т笄鍑漳和靖F，集中了那么一大批拔尖人才，也無法挽狂瀾于既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