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丟過一個錢包。是我一位朋友從長沙來，我去火車站接他，從桂平路上的士，到徐家匯地鐵口下，為趕時間，手忙腳亂中便把錢包掉在了車上。走了幾步，忽覺得少了什么東西——人便是這樣有感覺的，左顧右盼，滿身一拍，呵也，錢包！抬頭望那的士，已在人堆中作鼠竄蛇行，霎時不見了影子。更證實是那司機拾到了，因我就坐在他身邊副駕駛位上。他是那么的心虛，急著要逃掉。

好在我下車時尚記得在碼表上扯了票，那上頭有出租車公司投訴號碼。幸喜手機也在，于是一電話打過去。公司問了情形，說他們會找到司機詢問。過了一刻，公司回電，說司機是找到了，但他說根本沒看到有什么錢包。我說我敢肯定是在車上。公司說我們也沒有證據(jù)確定是他撿了。他不承認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儂損失大不大呢？”

我印象里，上海的出租車公司是負責任的，上海的出租車司機卻不怎么地道。我這樣說又有一個證明：有回我從虹橋機場出來打出租，人沒上車，司機便問去哪里。我說是漕寶路，司機把眼白翻出來，道，儂上后頭的吧。漕寶路離機場不遠，司機候客半天，等來一個只有一二十塊錢車程的主，極不心甘。這可以理解，但若拒載客人，則失了起碼職業(yè)道德，叫人不可忍受。故我亦來了湖南人的蠻脾氣，霸王硬開弓，偏是上了這輛車。司機嘴里咕咕噥噥怨氣沖天，我腦殼一偏，道，你會不會罵娘？罵娘好聽得多呢，你罵罵看！

我錢包里的現(xiàn)金倒不多，有兩張卡，有一些票據(jù)，關鍵是身份證，我得回湖南補辦。所以那段時間我在上海，是一個沒有身份的家伙。我是誰？沒人能證明，包括我自己。想起來這是有些黑色幽默的。

有人告訴我，說在上海打的士要打強生公司的，因他們的服務好，若是拒載，投訴之后，那司機是要受處罰的。雖然紀律不等于服務，但我每回打強生公司的車，確實，那服務態(tài)度可是有板有眼，令人佩服。上海的出租車司機若全是像這樣，則人們對上海的印象必定美麗得多。

我在上海，夜來常同朋友去泡吧。深夜里打的回來，車窗外仍是燈海一片，如繁華浩渺的一個夢。每回如此一瞥，我就來想，這就是周璇婉婉啼啼唱過的那個夜上海嗎？

丟錢包那一回，1998年，在上海我是住了一年多。就住在桂平路，離徐家匯很近，卻顯得冷清，且有一點邋遢模樣，給人一種城鄉(xiāng)接合部的錯覺。那一年荔枝豐收，我住的那個社區(qū)大門對面是個蠻大的菜市場，我天天到那里買荔枝來吃，便宜到五塊錢可買得兩斤。如蘇東坡那樣，“日啖荔枝三百顆”。結果吃得上火，牙齦腫痛，到夜半恨不得下地找鉗子。前兩年我到上海，去看陳村的新居，卻原來他亦是搬到了桂平路，在我先前住的那個社區(qū)的馬路斜對面。隔了幾年我去看時，那桂平路變化仍是不大，遠不如上海其他的地方摩登響亮。陳村住的那個社區(qū)，有個小小租碟的店，我那時周末常去租碟來看。沒什么好碟，多的只有美國的警匪片。租回來往碟機里一放，一會兒滿屋子槍聲大作。

我那一年在上海時，陳村是住在萬科花園，我覺得那里環(huán)境很不錯，唯一的缺點是隔虹橋機場過近，頭上時不時有飛機低空掠過，聲震耳鼓。我那時在漕寶路最高的一幢地標寫字樓里辦《環(huán)球企業(yè)家》雜志。編輯人手皆是我招的，是一群可愛已極的年輕人。上海的人力資源真是好，隨便一招，個個是才俊。差不多每個星期我要率這班小年輕跑到萬科花園里一家名叫“黑三娘”的川菜館去吃魔芋燒魚同辣子雞丁，喝巨多啤酒，順便把陳村也叫下來吃飯聊天。他腰腿不好，騎在自行車上慢慢滑過來。“久仰久仰！”年輕人頭一回見陳村，皆起身招呼。陳村與年輕人極有緣，何況那時他又在“榕樹下”當文學版主，我們編輯部年輕人皆是網(wǎng)蟲，故對陳村尤其景仰，如同見了教主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