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具有極強的融合和再生能力。玄奘取經(jīng)只是中國人向“西方人”的第一次取經(jīng)。距這次取經(jīng)一千六百多年后，中國人又一次向西方取經(jīng)。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從“西方”迎來了共產(chǎn)主義學說。如今共產(chǎn)主義學說在它的發(fā)源地德國和最早的實踐地俄國已銷聲匿跡，但中國人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并將它列為自己國家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再回到唐代，再回到玄奘取經(jīng)。

和另外兩次遠行相比，玄奘取經(jīng)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張騫出使西域和鄭和下西洋無疑具有重要的外交使命，它們在歷史上留下的痕跡也并不是十分明顯。而玄奘千里迢迢、千辛萬苦的遠行只是為了探究信仰和學習知識，不存在任何實際的功利目的，它是一次純粹的“精神之旅”。正因為這個原因，玄奘西行取經(jīng)還激發(fā)了國人一向貧乏的幻想能力，并在歷代傳說的基礎上最終誕生了偉大的古典小說《西游記》。

和另外兩次遠行相比，玄奘取經(jīng)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征。如果說張騫出使西域和鄭和下西洋是國家行為的話，玄奘取經(jīng)則完全是個人行為。唐朝皇帝對玄奘取經(jīng)雖有資助，但取經(jīng)的主體是玄奘個人。由于行為性質(zhì)和主體的不同，兩者的內(nèi)在動力也截然不同。個體行為可以自由地從個人的興趣和求知欲出發(fā)，往往容易取得思想和精神層面的突破；而國家行為則可能受制于固有的條條框框。

從現(xiàn)代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歷史上這三次不同尋常的遠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中國人行事的常規(guī)，并給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增添了豐富性。

這三次遠行分別發(fā)生在漢、唐、明三個漢族政權的盛世時期，為各自時代增添了無窮的魅力和無限的想象空間。然而，同樣是遠行，它們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卻有天壤之別。

張騫出使西域，歷時十三年，途中兩次被匈奴截獲。雖然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沒有達到聯(lián)合大月氏夾攻匈奴的目的，但是詳細掌控了西域地區(qū)的國家分布、政治經(jīng)濟狀況、地理特征、人情風俗等情況，為漢朝加強同西域的聯(lián)系，提供了最新、最翔實的資料（也給玄奘后來的西行提供了便利）。但是，對于后世而言，張騫只是一個使者，他對西域的情況也只是介紹，雖然對政府的外交、軍事提供了便利，對民間并沒有太大的影響力。

鄭和下西洋前后經(jīng)歷了三十三年，到達過印度洋沿岸許多國家，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鄭和下西洋加強了明帝國和西洋各國的聯(lián)系，拓展了明帝國對西洋各國的影響力。但他在完成了七次轟轟烈烈的遠航以后，由于朝廷對外政策的驟變，他的傳奇壯舉突然銷聲匿跡了，在以后的歷史長河中幾乎連一絲漣漪都沒有泛起過，更不用說在民間產(chǎn)生持久的影響力。直到清末民初，因社會風向的轉變他才又重新受到重視。

相比于這兩次遠行，玄奘西行卻有著特殊的意義。玄奘西行十七年（627年——645年），行程五萬多里，帶回了大量的經(jīng)卷。唐太宗稱贊他舍身求法，惠利蒼生，并詢問沿途所見的物產(chǎn)風俗、山川氣象、佛教圣跡，以及張騫未見、《漢書》未記的種種問題。玄奘都一一作了回答。在唐太宗的鼓勵下，玄奘主持完成了《大唐西域記》，共十二卷。這部書記載了玄奘十多年旅行中所經(jīng)歷的一百一十個國家和所傳聞的二十八個國家一共一百三十八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歷史沿革、風土人情、物產(chǎn)情況、宗教信仰等等。這是一部中國歷史上影響很大的書籍，是記載中亞細亞、巴基斯坦和印度古代歷史、地理最詳實的書籍。

現(xiàn)在看來，玄奘西行只可能產(chǎn)生于盛唐時代。鼎盛的唐代對于異域文化的開放胸襟遠非漢代、明代可比。它的影響力不僅限于中國同時還具有世界影響力；不僅惠及當時，還傳播于后代。

中國古代這三次不同尋常的遠行及其截然不同的歷史命運留下的思想遺產(chǎn)是極其值得探究的。在我們的民族特性中，一直缺少探險和開拓的張力，直到現(xiàn)代依然如此。而玄奘西行對我們今天的啟迪更甚，我們的民族特性中一向以實用理性居壓倒地位，不具任何功利色彩的純粹精神性的探索很難獲得承認。這種行為模式不但導致了人們過多的短期行為而且極大地扼殺了人們的想象力，這也是近代乃至現(xiàn)代中國長期缺乏發(fā)明家和思想家的原因所在。從這點看，玄奘西行體現(xiàn)了大唐空前絕后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非常值得后世重視和學習。

唐朝從開國六十年到安史之亂間的七十七年中，雖屢遭宮廷之亂，但國力卻一直蒸蒸日上，這在封建時代是很少見的。所有這一切和唐初貞觀年間各項舉措密切相關。

唐在進入開國六十年后，開始出現(xiàn)很多轉折：政治上相權遭到削弱、皇位繼承缺乏嚴密的制度；經(jīng)濟上租庸調(diào)制遭到破壞并由此帶來土地制度的變革；軍事上由過去的主動進攻轉為以防御為主，此舉導致府兵制崩潰，為藩鎮(zhèn)剖據(jù)營造了土壤；國家管理上一度酷吏橫行（為后世的密折政治和特務機構提供了風氣之先），所有這一切都在日積月累，到玄宗后期宦官登場、外戚橫行、中央官員驕奢淫逸、邊鎮(zhèn)將領擁兵自重，這是諸多社會矛盾沒有及時化解和解決的結果，并非玄宗一人之過。當然，對于“安史之亂”的最終爆發(fā)和唐朝由盛轉衰，玄宗是要負很大責任的。但是更應該負責的是中央集權體制下高度集中專制的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