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真實的自傳?

在談到自己在《紅木鴿》和《親愛的日記》中的角色時，莫瑞蒂說：

我講了一個失憶者的故事，也許是因為我想要結(jié)束我在以前的影片中飾演的這個角色，完全從草稿開始重新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角色。這樣的新角色還不存在，因為在《親愛的日記》中，我飾演了自己而非一個新角色……在《親愛的日記》里，將自我藏在一個虛構(gòu)角色背后會是荒謬的，因為在第三部分“求醫(yī)記”中，沒有任何事情是編造的。（Porton & Ellickson，1995，第14頁）

在《親愛的日記》中莫瑞蒂飾演自己，或甚至就是自己。在影片上映之后的多次訪談中，導演都重復著這樣的斷言，很多批評家也抓住不放。他們像莫瑞蒂自己一樣，得出結(jié)論的主要理由就是主人公的名字叫南尼，且影片的第三部分包含一些紀錄素材，是導演在自己接受化療過程中用16毫米膠片拍攝的。對這些批評家來說，這些段落賦予整部影片紀錄色彩。譬如，彼得?阿斯普登（Peter Aspden）認為：“（莫瑞蒂）以前的影片總帶有自傳的基調(diào)，但這一次他做到了最徹底”（Aspden，1994，第42頁）；寶拉?馬蘭加（Paola Malanga）認為《親愛的日記》的第三段插曲是“純粹自傳”（Malanga，1993，第25頁）；而在艾曼紐埃拉?馬蒂尼（Emanuela Martini）看來，《親愛的日記》“完完全全是自傳性的”（Martini，1993，第59頁）。而米莉森特?馬爾庫斯（Millicent Marcus）則寫道：

在展現(xiàn)了簡短的紀錄片片段之后，莫瑞蒂用閃回講述剩下的故事，模擬了求醫(yī)的過程，并用畫外音使敘事連貫一致。但我們事實上已經(jīng)以新聞紀錄片的形式見證了化療會診，這賦予了隨后的表演以權(quán)威和分量，因為我們在銀幕上看到的正是那具在飽受痛苦的軀體，我們都是紀錄的目擊者--模仿的身體承載著那在我們面前上演的致命搏斗的痕跡。就像但丁為了能夠向我們講述他的故事，必須經(jīng)歷并體驗基督的死亡和再生一樣，莫瑞蒂從化療中歸來，告訴我們他自己作為獨特個人終有一死的真相。（Marcus，1996，第244頁）

只有極少數(shù)批評家質(zhì)疑莫瑞蒂在《親愛的日記》中講述的個人生活和人格的“真實性”。譬如，費德麗卡?維拉（Federica Villa）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影片的開場和結(jié)尾是兩個“非現(xiàn)實主義”鏡頭，分別是一個主觀鏡頭和一個直面攝影機的鏡頭。她認為，尤其影片的最后一幅畫面，打破了與觀眾的某種“契約”，而這樣的“契約”對讓我們相信自己正在觀看日記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影片是純粹的日記，即莫瑞蒂生活的跟蹤者/影子，我們觀察他過著自己的生活的幻象就應該一直維持到結(jié)尾，然而看鏡頭并向觀眾微笑卻打破了幻象（Villa，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