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您在峨影廠還做導演，拍了電影。第一部是什么電影？

韓三平：第一部叫《 不沉的地平線 》。那個時候等級是非常嚴格的，從場記、助理導演、副導演、聯(lián)合導演，再到導演。那個時候第一部還是聯(lián)合導演，拍了一個電影叫《 不沉的地平線 》，這是第一部。

崔永元：看過嗎？（ 問觀眾 ）

韓三平：估計你們也沒看過，那時候是一九八六年。

崔永元：第二部呢？

韓三平：第二部是《 避難 》，講的是在一個教堂里，幾個避難的中國女性和日本侵略者，和法西斯分子之間的那種較量和斗爭。

崔永元：看過嗎？第三部呢？

韓三平：第三部是《 毛澤東的故事 》。是一九九二年拍的。

崔永元：《 毛澤東的故事 》看過嗎？（ 觀眾搖頭 ）都沒看過?。?/p>

韓三平：你看都很尷尬，都沒看過。我估計年輕的可能都沒有看過。

崔永元：那今天就是這樣，咱們下次節(jié)目再見。（ 笑聲、掌聲 ）您當時對那兩部電影滿意嗎，《 不沉的地平線 》、《 避難 》？

韓三平：現(xiàn)在來看肯定是不滿意的，但是當時我還是很滿意的，特別是《 毛澤東的故事 》這部電影我還是傾注了很大的心血的。

崔永元：這個獲了獎？

韓三平：這個獲了獎，古月得獎就是因為這個片子。古月演了很多次毛澤東，其中他得了金雞獎最佳演員獎就是在這部影片里。

崔永元：其實業(yè)內好多人也這么說，你從《 不沉的地平線 》、《 避難 》開始拍起，拍到《 毛澤東的故事 》的時候，就開始顯露自己的才華了，大家覺得你現(xiàn)在已經(jīng)像一個像樣的導演了。但是這個時候你好像不拍了，又開始做行政工作了？

韓三平：這個應該說有兩個原因吧，一是那個時候我們還是聽領導或是黨組織的安排；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畢竟是做廠長的，管的電影更多，管的導演更多，這樣好像舞臺更大，滿足了一些心態(tài)。

崔永元：就是到北影廠當廠長是嗎？

韓三平：那個時候還沒有，最開始還是在峨眉廠做副廠長。一直到一九九四年我才調到北影廠當廠長。

崔永元：我猜一猜，可能領導覺得你做導演，就是前景不是特別妙，干脆還是走行政這條線路吧。完了又不好意思直說，就說可能這個崗位更適合你。（ 笑聲 ）

韓三平：這個我覺得不是，還是覺得導演多吧。你們想想一個廠廠長多還是導演多？

觀 眾：導演。

崔永元：導演多。

韓三平：對嘛，物以稀為貴對不對？北影廠只有一個廠長，八十六個導演，所以我也就覺得，物以稀為貴，就當了廠長。

崔永元：北影廠當年多牛啊，《 小兵張嘎 》、《 紅旗譜 》、《 洪湖赤衛(wèi)隊 》、《 林家鋪子 》全是北影廠的。但是一九九四年您到北影廠的時候，情況好像不是很妙。您那個時候看到的北影廠是個什么樣的？

韓三平：那個時候是這樣的，我們整個國家在轉型，就是改革，從經(jīng)濟角度講就是從計劃經(jīng)濟向市場經(jīng)濟過渡，但是文化產(chǎn)業(yè)基本上還都是計劃經(jīng)濟，完全不適應當時大的國家環(huán)境了。改革還沒有完全推開，屬于陣痛時期，舊的體制還在運行，一時半會兒也很難打破，新體制還在摸索，因為我們整個改革就是小平同志一句話，就是摸著石頭在過河，沒有現(xiàn)成的經(jīng)驗。把計劃經(jīng)濟的中國電影改成市場經(jīng)濟的，或者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電影產(chǎn)業(yè)，這個對大家來講都是一個課題。所以在那時候，北影廠確實也跟其他電影廠一樣，非常困難，非常艱難。艱難到什么程度？艱難到根本就沒有什么錢來拍電影，這是第一。第二，要維持正常的工資、醫(yī)療、福利，甚至冬天的供暖等，都非常吃力。我印象中有一次一號剛發(fā)完工資，二號那天，北影廠總會計師就來跟我說，廠長，賬上還有十六萬。十六萬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全廠報一次醫(yī)藥費都不夠。那個時候有將近兩千人。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更談不上作為一個廠長，主要精力都用來創(chuàng)造藝術、劇本、市場等了。這都是非常困難的。那個時候非常困難。

崔永元：您那個時候有沒有想過當這個廠長有什么意思，面對這么一個爛攤子？

韓三平：不光是想過當這個廠長有什么意思，連搞這個電影有什么意思都想過了。

崔永元：還不如賣茶葉去呢。（ 笑聲 ）

韓三平：是。那個時候搞房地產(chǎn)啊，搞證券啊，倒賣點指標啊，搞點差價啊都是很發(fā)財?shù)?。那個時候全國人民開始做生意。

崔永元：有的電影廠就用這種方式，北影廠的地方也挺大，可以用賣地的方式，賣給房地產(chǎn)商，這樣錢就來了。你想過這條路嗎？

韓三平：我沒有想過。最難的時候就是一九九五年到二???年，第一個是體制上的矛盾，第二個是大量的新的傳媒和新的娛樂形勢進來了，同時還有一個直接沖擊電影的就是好萊塢電影進來了。

崔永元：大片。分賬。

韓三平：分賬進來的，就直接進到中國市場，中間沒有停留。原來我們都是五年以后，八年以后才看到五年前八年前生產(chǎn)的電影，那個時候當年就進來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基努 李維斯的《 生死時速 》，把中國電影沖得一塌糊涂，他一來就上億票房。那個時候我們要做到一千萬票房都非常困難。所以中國電影怎么辦，中國電影向何處去，現(xiàn)在說起來蠻輕松的，那時候挺悲壯挺沉重的。一九九五年到二○○○年，那時候電視多輝煌啊，多紅火啊，電視人基本上不正眼瞧電影人。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有一個朋友叫馮小剛，我估計大家都很熟悉，他是一個很有名的電視劇導演，一九九七年他天天找我，就是要拍電影，那是電影最困難的時候。

崔永元：他當時是（ 電影 ）導演嗎？

韓三平：他當時就拍了一部電影，但是他在電視劇上好像有一定的成就了，拍了什么《 北京人在紐約 》等。

崔永元：《 編輯部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