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小說確有極個別走運的人。他們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踩著鼓點一下就進入了這個虛構的世界而成了神的代言人似的。絕大部分作者則都是不幸的苦行僧。我有個極其偏頗的觀點，小時了了，為什么大未必佳？因為他懂得太快了，具體了，所以從小就能對著每一樣事物急切地想給它命名，然后他就一直在這個自作聰明的大坑里。自作聰明，就是作的。所以，我一直喜歡跟社會格格不入的小傻子，那是一種能持續(xù)生長的安全方式。不聰明而又想聰明的人當然也很不好，只有從小就不好好地學一個常規(guī)的東西的小孩反而腦子的干凈程度保持得最好，也許到某一天，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得到了上帝的垂青。撞上了，他就被驚呆了，自己都覺得是神人，而且不可以隨便給人亂說的，因為他受到了珍貴的啟發(fā)，那是一種信任，他知道了原來可以這么寫，可以寫得這么奇妙，他受不了這種誘惑，于是他就開始寫了。這是作家最理想的誕生過程。

但我們中的大部分作家都不是無意中長成的，而是被訓練出的，被按照文學刊物的模式復制的，被所謂現(xiàn)當代文學范本雕琢出來的，余華是那一代人的另類，因為他是不想拔牙而重新謀職撞上的，但他也沒脫離是從當年的文學夢里被塑造出來的形式，只不過他很聰明地聽了杰克?倫敦的話，那就是文學刊物基本都是垃圾，要忽視它們，干凈徹底地跟它們絕緣。我們現(xiàn)在只看到了成功的余華，要知道他的背后可能有著幾百萬從此生活不幸福的文學青年作了犧牲者。這種產生作家的模式太殘酷，成活率也太低了。這是中國作家的災難。未來的作家應該是從各個行當、從社會的各個角落所必然產生出來的。這才符合文學的規(guī)律。

我剛說到了作家的災難，文學刊物的趣味和指向是一個，另一個就是“文以載道”的傳統(tǒng)。這在早年一批知青作家身上是最明顯的。他們對現(xiàn)代小說的價值判斷懸置理念置若罔聞，總是要憋不住地在小說里去判斷，去奉獻自己的道德激情，這其實也可以解釋他們的文章為什么也總像是說明文的原因。我一年前曾編過一個著名的知青作家的一部新小說，我只能談談自己的最切身體會，那不叫小說，那也不是執(zhí)著如怨鬼的精神，而就是怨鬼本身。文字如此，所以他每次都要在封面上放上一個木刻效果的義正詞嚴的照片，我想起郭嘉曾對曹操說起孫策的話：“輕而無備，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耳，他日必死于小人之手。”我是責編，我必須要讀兩遍，我實在讀不下去，我真的有一種沖動，就是去到他上課的大學門口，碰到他就給他跪下，說：求求你，別再寫了。孩子們是無辜的。你饒了他們吧。

上一代的大部分作家都是從激情燃燒的歲月里走過來的。跟這位知青同類的文章我可以舉的人名有王蒙，我隨便引用一段王蒙的話：“語言特別是文學，對于作家是活生生的東西，它有聲音，有調門，有語氣口味，有形體，有相貌，有暗示，有性格，有生命，有沖動，有滋味?！边@些詞都很好，整個意思也沒任何不對的地方，但就是集中在一起時你覺得很別扭。王蒙式的語氣及語式、重復、交叉、排比，像是一直舉著右手，呼著什么口號，大致一樣的意思，同義反復，有時還喊快了，直讓人擔心錯了詞兒。

但這些都還不算中國作家最大的災難。最大災難是現(xiàn)代白話文的歷史太短，我們還太不熟悉這種語言，我們對它們還沒產生足夠的能跟我們內心保持著激動的對稱的感情，就像昆德拉說到的“捷克斯洛伐克”一詞一樣。我們已看到那么多外國作家對他們母語的那種讓人嫉妒的感情，看到了他們從不間斷的傳統(tǒng)里吸取了怎樣驚人的能量，寫出了那么多上乘的小說?？墒牵覀兪褂玫默F(xiàn)代漢語還不足一百年，我們念叨到那些詞的時間和次數(shù)還不夠，其中還有好些深受污染的詞，也還沒來得及清理。

有一個很殘酷的事實是我們不能回避的，那就是我們現(xiàn)代漢語中有著大量的外來語――主要是日語，據(jù)王彬彬、雷頤等人的統(tǒng)計，現(xiàn)代漢語中的日語詞匯數(shù)量驚人，特別是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比如吧：

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經濟、科學、商業(yè)、干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電話、個人、民族、宗教、技術、哲學、民主、進化、俱樂部、形而上學、文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