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通的成就，首先是學術成就。

在隋唐時期，王通的首要身份，就是“國學大師”，他的學派，時人稱為“河汾學派”，當時人送雅號“王孔子”，把他與儒家圣人孔子相提并論。

能與孔子相提并論，首先因為他完成了《續(xù)六經》，這是他在研習孔子的《六經》之后，用自己的理論重新發(fā)揮，繼續(xù)研究的結果。在他的《續(xù)六經》里，有他關于這個王朝最核心的理想——王道思想。早在23歲面見隋文帝的時候，王通就提出了自己的治國理念，即輕徭薄賦，施行仁政，而后在多年研習之中，他把自己的一套思想，上升到了“王道”的高度，即國家政權的變化，國家統(tǒng)治者是否正統(tǒng)，在于統(tǒng)治者是否施行了“王道”，行王道者即王統(tǒng)，這正是王通的理論核心。

如果我們把光對準后世，就不難發(fā)現(xiàn)，自唐朝之后，歷朝歷代的爭霸者們，但凡有些眼光的，無不將“王道”二字掛在嘴邊。傳統(tǒng)的忠奸善惡價值觀，從王通開始有了全新的變化，即不以統(tǒng)治者的身份與得國方式來判斷其正邪，相反，是從其行政結果，即是否是“王道”上，來界定它“正統(tǒng)”與否。

王通的這一思想，在他在世的時候，并沒有多大名氣，但在他離去之后，隨著李唐王朝的建國，他的思想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也為統(tǒng)治者所用。而相對于“王道”思想，他的另一主張，也同樣具有堅韌的生命力——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即儒家、佛家、道家三，他主張源出同流，在儒家文化為主的前提下，三家相互包容，相互促進。從南北朝開始，儒家與佛家、道家的爭斗不斷。儒家思想雖為正統(tǒng)，但南北朝起佛教大興，對儒家文化大肆沖擊，最早的三教合一思想，起于崇佛的梁武帝，但梁武帝敗家身死后，三教合一思想一度被唾棄。從北周開始，歷代統(tǒng)治者圍繞著崇佛、滅佛問題搖擺不定，要么像北周武帝這樣大肆滅佛，清理寺廟，要么像北周宣帝那樣崇尚佛法，不理朝政。此時的佛教文化，相對于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尚處于難以包容的浮游體階段。然而這個矛盾，從王通開始，找到了一個最佳的結合點，他主張教之間相互學習，兼收并蓄用儒家文化對外來文明進行改造，在相互交流之中，將外來文明變?yōu)楸就廖幕?，學說與學說之間的相互和解，正是從此開始。而王通本人也身體力行，他的學生眾多，既有游學的儒生，也有修佛的僧侶，更有游方的道士，在隋末的戰(zhàn)亂年代里，他的學派成為了不同流派之間都可接納的學術圣殿。

如果再把目光對準后世，我們更不難發(fā)現(xiàn)，就是從隋朝滅亡后的唐王朝開始，中國的統(tǒng)治者以開闊的胸懷對外開放，廣泛地接納各種不同的宗教和學術流派，佛教、伊斯蘭教，乃至基督教，都是從唐朝開始在中國廣為傳播，影響后世的，而中國本土文化的主體地位，非但沒有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消亡，相反博采眾家之長，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儒家文化的開放、包容精神，王通是開拓者。

王通的學館，不只是學術殿堂，也一樣是政治殿堂。

與王通交游的，許多都是隋末的風云人物，他們都有顯赫的經歷，其后創(chuàng)造了不凡的功業(yè)，但是在當時，卻拜服在王通的學說下，甘愿以他為師，唯他馬首是瞻。其中也有一些對前途茫然的青年才俊們，以王通為師，找到了未來的道路，最終在轟轟烈烈的隋末群雄爭霸中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位置。在隋末的戰(zhàn)亂里，無數學子離鄉(xiāng)背井，不遠萬里來到西，只為從王通身上，找到未來的道路。

王通本人也險些卷入政治旋渦中。先是他高中秀才后，宰相楊素請他入朝為官，此時隋朝暴政已成，大廈難挽，王通自然不會為這個即將滅亡的王朝殉葬。然后是公元613年，楊素的兒子楊玄感造訪，這次不是請他為官，而是要王通助他造反，王通卻評價楊玄感說“茍非其道，恐為禍先”，看出楊玄感不是他理想中的“行王道者”，他終身只以講學為業(yè)，最終沒有看到隋朝的滅亡。然而就是從他的學館里，無數的精英走了出去，那些帶著他王道理想的門徒們，在王通去世后離開，隋末大勢，因他們而改變。

三

關于王通的門徒，不妨列一個名單，那將是一個很長的花名冊。

貞觀名臣：房玄齡、杜如晦、魏征、李靖、陳叔達、李密、李世績、張玄素、溫大雅……

王通的門人，幾乎構成了后來貞觀盛世的名臣班底，而“行王道”的理想，也終于由盛唐王朝所實現(xiàn)。而他的學說更是影響深遠，甚至貫穿了中國整個封建時代。儒家文化在這個時期，遠不是清末的保守、固執(zhí)、落后，相反，其開明與包容，是隋唐盛世的精神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