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人尊敬和愛戴的著名女革命家劉英大姐，在只差三年就要過百歲生日的時候，卻突然撒手人寰駕鶴西去了，令人感到萬分悲痛和遺憾。

我?劉英大姐相識六十余年，在張聞天和她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朝夕相處，也有十多年。張聞天是我從事研究工作的導師，劉英大姐則是名副其實的師母。在我們的關系中斷二十年后，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又恢復了聯(lián)系，而且來往密切，經常見面，無所不談，親如家人。她的逝世自然勾起我對許多往事的遐思，不但我們近四十年的相處浮現(xiàn)腦際，而且還聯(lián)想到她革命的一生。在我看來，無論按新的或舊的道德標準，還是以過去或現(xiàn)在對黨員的要求，劉英大姐都堪稱一位偉大的女性和模范的共產黨人。她早就以性格開朗，心直口快，疾惡如仇，嚴于律己等特點聞名?凡是同她接觸過的人都會立馬感覺出來。她參加革命歷史悠久，閱歷豐富，特別難得的是她始終頭腦清醒，記憶力強。直到逝世前幾天，我們去探視時，她還談笑風生，講起多年前的往事。但從此我們再也不能向這位被稱為一段黨史的活材料、活辭典的革命老人請教了。

一，一代黨史人物的消逝

劉英同志，是從長征到延安這段時期了解黨中央經歷的重大事件和中央內部情況碩果僅存的見證人。遵義會議后，她代替鄧小平出任中央隊秘書長，負責政治局和常委的日常事務和生活，進行通知聯(lián)系、作會議記錄。中央到達陜北后，她又同總書記張聞天結婚，政治局和常委的會總在他們家開。當時尚無嚴格規(guī)定，所以幾乎每次開會她都在場，有時還代表少共中央局列席，正式簽名在會議記錄上。另外，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找張聞天研究問題，或各地干部來向總書記匯報工作，她也不用回避。一次毛澤東來找張聞天商議七大中央委員候選名單，她就在場。毛澤東還特意問她：“劉英，你也是三朝元老了，有什么意見也可以講點嘛?！彼徽f了一句：“別的我沒意見，就是鄧發(fā)不能上，他殺人太多?！彼?，遵義會議后到延安這三四年，她對中央情況是有相當了解的?？梢哉f，在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謝世后，了解中央這段情況的就剩下她一個人了。因為陳云在遵義會議后不久就已離隊去上海和蘇聯(lián)，直到1937年底才同王明、康生一起回來。楊尚昆、鄧小平等當時既非中央領導，又都一直在部隊。因此，劉英的逝世，就標志著熟悉那段中央情況的一代黨史人物的消逝。

我為向張聞天報恩和補過，也學他晚年對中國發(fā)展道路的探索，所以從1998年離休后，就放棄了從事過五十年的國際問題研究，改學中共黨史，寫點有關張聞天的情況以及延安整風等學習筆記。我無法查檔，也看不到多少材料，只能靠一些能買到的公開書籍。但有個有利條件，就是訪問劉英大姐這位活辭典。先是商定每周訪談兩次，每次兩小時。她還將薄熙來才送她的新式錄音機交我使用。這樣進行了幾個月。考慮到為了從這位活辭典身上多搶救出一些活材料，而我個人力量又有限且已進入耄耋之年，因此就約上“張聞天選集傳記組”負責具體工作的同志參加采訪。對和我去的同志，她一直十分器重也十分信任，但總多少有點顧慮，所以曾幾次提醒我：“還是熟人在一起談話隨便些?！蔽翌I會她的意思，后來再沒約別的同志一起訪談。加之不久我因心梗住院，這種定期訪談就告中斷。由于張聞天死于心臟病，所以她談虎色變，我出院后就不讓繼續(xù)這一定期談話的工作了。于是，我的探視和采訪就不得不大為減少，改為幾個星期或個把月去一趟。她也來我們家。去年10月14日還為“躲壽”來住了一天（并商定今年再來）。殊料這竟是她過的最后一個生日。

這二十多年不下百次的接觸（一個時期因我的工作地點離她家近在咫尺，差不多三天兩頭都去看她），不但增進了我們之間的師生友誼，也使我更認識了劉英大姐，更佩服她那一身正氣和高尚人格。我也深深感激她對我的關心和信任，經常告誡我注意身體，特別是做到無話不談。有時她會說；“這件事聞天在世時我都沒跟他說過，怕他一不注意給說出去?！蓖瑫r，從她的談話中，也可感受到一位老黨員對黨的熱愛和對領袖們的深厚感情。她雖然長期蒙冤受屈，但從多次談及中央領導特別是毛主席時，可以聽得出她毫無個人恩怨，講得客觀、冷靜，一方面仍然保持著當年的崇敬，另一方面對他們的品德和為人，特別是對毛主席的晚年錯誤，也有清醒的認識。她的記憶力令人吃驚，可以把幾十年前的事講得如在眼前。幾次對長征中會理會議前后情況所講，完全記下來就是一篇生動的文章。如說張聞天總書記怎樣讓她騎馬去請彭德懷、林彪等人搬離草棚來會理住進房子，她走到棚外就聽到里面七嘴八舌，大發(fā)牢騷。她沒敢貿然進去，躡手躡腳地在門口站了一會兒。只聽林彪說，彭老總，我看這前敵總指揮還得你來。還有她進去的對話、會后的情況、毛澤東對張聞天的誤會，都講得有聲有色，即使這些人自己恐怕也不一定都記得那么清楚。談到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她可以說出許多具體事例和一大串人名，講得具體、生動?？上в行┤撕褪?，特別是人名，我聽了幾遍也沒記下來。又如在東北和外交部同我們一起工作的許多人，談起來她都能說出名字，我卻很少記得。一次問她為什么記憶力那么好，她說這是由于受過兩次密碼訓練和長期做干部工作的緣故。不過總還要謙虛地說，她記的都是具體的人和事，大問題想的不多。就是這樣一部早期黨史的活辭典現(xiàn)在喪失了，實在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