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認可我的能力也信任我，他派給我各種各樣的任務——說服一個西部共和黨保守派的參議員支持他的法案；去哈佛出版社尋求合作，將他的《新英格蘭經濟報告》編輯成書并出版發(fā)行；拜訪著名電視制作人，探討是否能將《當仁不讓》改編成百老匯音樂劇或者電視紀錄片；去他最初所在的兩個參議院委員會參加會議，討論關于勞工社會福利和政府運作的問題。

1956年春天，我在寫給父親的信中總結了這段生活：

這里的生活緊張忙碌，一如往昔。我每一周的工作任務都有百分之百的變化。這一周可能是畢業(yè)典禮的演說，下一周可能是一個立法規(guī)劃，再下一周可能是一次政治活動……寫這封信的時候我正在返回華盛頓的飛機上，此前我匆匆地去了馬薩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見了一些“政治商業(yè)”人物，在哈特福德拜訪了州長阿貝·里比科夫和該州的民主黨主席，下周我還得寫一篇文章。這是世界上最有趣、最精彩、最令人振奮和最有挑戰(zhàn)性的工作了。盡管有很多的阻礙和未來的不確定性，但是為這個才華橫溢、親切友好的人工作，這些困難都不算什么。我深深敬佩和崇拜他，他最偉大的前程近在咫尺，好日子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