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杭州后的第一個十年中，宗慶后折騰于幾家校辦企業(yè)，郁郁不得志。直到1987年，他被任命為杭州市上城區(qū)教育局校辦企業(yè)經銷部經理。那年，與他同齡且同居杭州的魯冠球被評為全國十大農民企業(yè)家。從此以后，42歲的宗慶后踩著三輪車，來回于杭州的街頭巷尾叫賣棒冰和筆記本，風里來雨里去。但已然躍上舞臺的他，其后的經歷成為了中國商業(yè)上的一個閃光印記。

大動蕩、大遷徙，以及大返城，使得知青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復雜、曲折。許多人的生活具有大起大落和各種悲歡離合的情節(jié)，相互之間的命運、前途形成巨大落差。在這種意義上，李曉華和宗慶后的個人奮斗史，可以說是一個底層知青的成功史。但從更大范圍內看，更多的知青很難依靠自身的力量徹底改變命運。有人在關鍵時刻錯過了一趟車，后來就趟趟被落下。這股強大的就業(yè)壓力，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席卷全國。即使是中國最為富裕的城市上海，也難以應對它。作為管理者的政府官員，首當其沖地感受到了壓力，也首當其沖地在化解這股壓力。

1981年，上海遵義街道黨委副書記，市委重點培養(yǎng)的青年團干部王正華，前程遠大。因為還在1975年的時候，中央組織部長就親自來上?？疾爝^他，要將他調任北京。一個仕途坦蕩的聰明人怎甘心放棄一切？但王正華毅然決定選擇成本較低的旅游業(yè)，解決街道待業(yè)青年的工作問題。他在街道貼出招聘告示，兩天有1600多人報名。報名費一元，然后開班上課費，一人40元。這樣，湊到3000元，成為春秋旅行社起家的家底。

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實際上在內部系統對國內旅游采取“不鼓勵、不提倡、不支持”的“三不政策”。所以，80年代初，中國的旅游限于接待外國人入境游和國有企事業(yè)單位團體獎勵游。但外國人入境客源被有外賓接待資格的國有旅行社壟斷，單位獎勵旅游市場也由各個單位系統內部的旅行社瓜分完畢。王正華只好將旅行社定位在以散客為主。

自費參加旅游的散客數量有限，春秋開出的第一班旅游線路上海到蘇州，就虧損：一輛30多座的客車，必須賣出25張左右的票才能保本，但他只拉到18個客人。虧損的現實讓王正華必須求變。經過反復思考，他將門店換在了上海大世界的附近，那里不僅地處鬧市，更是來滬人員必經之地。事實印證了王正華的選擇，店面還沒有完成裝修，只是在窗口掛上了旅行社的廣告，詢問的人絡繹不絕，開張一個月盈利。

1984年，在機關與商業(yè)之間行走了3年，王正華辭去公職，專門從事春秋旅游。十年后，國家旅游局把年度綜合排名第一的成績頒給春秋旅行社，“有想法”的王正華卻又做起了航空夢。這一夢，又是10年。

“錯殺”與“正名”交織，知青返城的瘋狂，個體在宏大歷史事件中的蛻變，遮住1981年的半邊天。這一年，灰色的基調很重，但無論如何總有溫暖的色彩，在觀念的沖擊中、轉型的陣痛中，不斷為某些“叛逆者”抹去“叛逆”的影子。

中國改革開放，從某種程度上看，就是重新引入充滿活力的民營經濟的過程，在國有與民營不斷變革、裂變的作用下，經濟這盤棋盤最終盤活。而在蘇南，最先盤活經濟這盤棋的是“蘇南模式”下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那是一個民營經濟的理念被引入，并萌生和逐漸成熟的階段，也是中國民營經濟急速膨脹的奔騰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