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的某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來自印度的郵件，是印度班加羅爾（Bangalor）附近一家艾滋病慈善機構(gòu)發(fā)給我的郵件。他們告訴我，他們同意我到那里做志愿者，但需要在規(guī)定的時間前到達，具體的工作也要到了再安排。

2006年11月的某一天，我發(fā)現(xiàn)我的銀行帳號里頭有21000元，看到這個數(shù)字的第一反應(yīng)是: 是時候離開了

于是我向李主任提出我要到印度做義工的意愿，本想非辭職不可的，但他卻破天荒地給了我三個月的假期。

我選擇了印度和西藏作為此行的兩個目的地。選擇印度是因為要去做義工；選擇西藏是因為它是我大學(xué)沒有完成的夢，是畢業(yè)旅行夭折后一直以來的遺憾。印度的義工計劃兩個月，西藏旅行一個月，假期完畢，有義工，有旅行，我的“間隔年”在時間上不算圓滿，但意義上算是完整了。

我將間隔年計劃告知身邊的人。父親并沒有怎么堅決反對，但是很明確地說，我的間隔年目的性不強，注定這次旅途會無功而返。媽媽是灑脫性的中立，說只要我開心便去吧。她舍不得我，只是從小到大，她一直都讓我做我喜歡的事情，父親也經(jīng)常說她“慈母多敗兒”。只有我姐姐站在我的一邊，可以說是反對和支持的各占一半。身邊的朋友目瞪口呆，有的贊成，有的似懂非懂地保留意見一笑置之，有的大罵我神經(jīng)病……即使當時身邊的人都反對，似乎也不可能阻止我。聆聽別人意見的時候，我老早就沉浸在“在路上”的亢奮中了。

廣州是一個美麗的城市，11月份的廣州，正是冬季來臨之際，廣州的冬天是我最喜歡的季節(jié)，而我卻選擇在這個時候離開。11月30日的那天晚上，我上了最后一天班回到公寓，一個人狠狠地痛快地哭了一場，是我還沒有準備好，還是擔(dān)心我的間隔年會像父親所說的那樣落得兩手空空的下場？離開勢在必行，只是依然不能夠做到毅然拋開一切，瀟灑地離開。

2006年12月1日，我把公寓的鑰匙交給了一個朋友，和完全不會講英文的一個多年死黨“美術(shù)”背上背包，帶著僅有的兩萬一千元和一個不知道能帶給我什么的間隔年主題，開始了我遲到了三年卻僅有三個月的迷你“間隔年”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