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就是等著外放或者主持鄉(xiāng)試的時候，貪贓舞弊，狠賺一筆，改善財政窘境了。

許多京官四五十歲了，比如曾國藩、徐世昌，還在北京四九城里過著既要體面（當(dāng)官的必需）又缺錢少糧（客觀情況使然）的窘迫生活，做著升官掌權(quán)、封疆治國的美夢。絕大多數(shù)人不像曾、徐那么幸運，做了一輩子夢也沒能美夢成真。

日后因為簽訂《南京條約》而名聲在外的伊里布，當(dāng)年在云南當(dāng)中等品級的地方官，去求見撫臺大人。沒名沒錢，他只好在撫臺衙門外面的廂房里候著，等了好幾天也沒人搭理他。伊里布倒沒閑著，把廂房屋頂上掾木的長短和多少都記得清清楚楚。若干年后，伊里布風(fēng)風(fēng)光光回到昆明，主政云南，上任初又見衙門口的廂房，不禁感慨萬分。

周介孚最有名的朋友是學(xué)問家李慈銘?？茍霭赴l(fā)生后，李慈銘曾為周介孚疏通。李慈銘也是進士出身的京官，也是紹興人，也喜歡罵人。他常常和周介孚一起在京城里罵人，罵官場陋習(xí)，罵俸祿太少。除了罵人，李慈銘就寫書信、日記，喋喋不休地訴說生活的困窘。

李慈銘的財政情況比周介孚要好很多，他有戶部江南司郎中的實職，享受著戶部的灰色收入。即便如此，即便李慈銘并不是太會交際的人，他每年支付給各個酒店的飯錢也達到一百六十兩。清朝末期，北京飯館一頓上等酒席的價格不過二三兩銀子。照此算來，李慈銘平均五天要自掏腰包應(yīng)酬一次。光緒十一年（公元1885年），李慈銘應(yīng)酬的資金達到頂峰：六百八十一兩八錢。而在光緒初年，李慈銘的親弟弟在老家去世。李慈銘大為悲痛，他認為弟弟是“饑寒而死”的。自己這個哥哥當(dāng)官后累計才寄給弟弟不到十兩銀子，連自己一年在京城的“酒食聲色之費”的零頭都不43 到。不是他不想接濟弟弟，而是實在手頭拮據(jù)，拿不出再多的錢了。

李慈銘免不了又一次罵娘，罵官場，罵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