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思變

抗戰(zhàn)勝利以后，我父親的工作是做全國引水委員會的主任，清理各個航道的漂雷和障礙，可是只清理了上海的航道，內(nèi)戰(zhàn)馬上打起來了。等到我父親退休了，可以在海關領到一筆豐厚的退休金，但是貨幣改革，發(fā)行金圓券，他全數(shù)兌換，后來金圓券變成廢紙。老人家一生辛苦，完全白費。

抗戰(zhàn)以后的無錫大不如前，日本人占領時沒有建設，沒有更新，還是小巷子，還是茅坑，聞起來滿城都是臭味。小河里的船可以到后門口靠住，我們家二三百年祖宅，前后三進，前面是街，后面是河，跟周有光家的房子一樣。許家在無錫不算大家庭，人數(shù)不多，而且我們是外來的 “客許”，我們隔壁有“本地許”。

無錫的經(jīng)濟有絲綢、紡織、機械廠、交通中心。內(nèi)戰(zhàn)對無錫沒有損害，沒有打仗。內(nèi)戰(zhàn)時，我不在國內(nèi)，我父親的理解，這仗根本不能打，共產(chǎn)黨輸了就談判，一贏就不談判。那個時代，由于經(jīng)濟混亂，不滿的人越來越多。蔣介石用了特務組織來控制，更是自由分子受不了的。生活上，抗戰(zhàn)第一年大概馬馬虎虎過日子，第二年就不行，第三年以下就越來越窮了，拿薪水過日子的人都過不下去。勝利后，好日子也沒有幾天。不過，國家替大學、中學設立公費，養(yǎng)活青年學生，功勞不小。陳立夫是蔣介石的教育部部長，中共宣傳，罵他是“四大家族”之一，其實他沒有貪污。他建議：“給我兩個師的費用，我替國家保持學術香火不斷?！?/p>

因為生活艱困，加上特務，大家都很氣惱，當時也有發(fā)國難財享福的人，有奸商，也有權貴，所以一定有對政府的批評。年輕學生干脆就往延安跑，去了一看，像王實味寫的《野百合花》，發(fā)現(xiàn)延安是階級森嚴的地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實味寫得很有意思：“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庇行W生投了延安又回來了，有些學生就無回頭路了。當年在新四軍的地方，比在延安要好，新四軍沒有那么階級化。

在國家受敵人侵犯的時候，百姓總向往有一天建國，國家強起來，為了“中國”兩個字，什么都不要了。很多年輕人，抱著理想，以為天下不平事，莫過貧富差距太大，立志要鏟除不平。在共產(chǎn)黨宣傳的時候，這些大中學生大多沒有真正在農(nóng)村待過。中國農(nóng)村的地主不是他們形容的那個樣子，像收租院的故事，不是真的，白毛女的故事，也不是真的。但是大中學生理想很高，覺得將來要過一個平等的世界，當然對舊社會非常仇視了。國民黨是有資產(chǎn)階級，也有地主，有些農(nóng)村來的人，到政府工作，到學校念書，是地主的子弟，比一般城市的窮孩子生活得好，所以就說這些地主的孩子帶著錢過日子，大家要革命。最要緊是“中國”兩個字，要中國站起來。

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受了百年屈辱。太平天國是代表基層要以西方的方式來革中國命，但是這個“西方”是非常虛假的，實際上是一個舊的幫會。緊接著的是維新，包括湘軍、淮軍將軍們在東南各省的維新和建設。這還不夠，于是一方面就有義和拳，另外一方面又有辛亥革命，都是民族主義的訴求。孫中山革命是驅(qū)除韃虜、平均地權，革命分子以為，國家搞得一塌糊涂，就是因為執(zhí)政的是外來者，滿人的帝制。在日本，幫孫中山的人一部分是自由分子，一部分是幫會，幫會是希望籠絡孫中山，借孫中山幫助他們進行東亞圣戰(zhàn)，但是自由分子幫孫中山完全是思想的共鳴。孫中山下面一步是蔣介石，再下面一步是毛澤東，所以一系列下來五個階段，都是一貫的民族主義。

我們那時候大多數(shù)的學生是左派的，很多人到了高二變成地下黨了，晚上活動，不讓我知道，因為我不能活動。那個時代左傾是一種時髦。

在抗戰(zhàn)之后，我們曉得要有大變了，因為在大戰(zhàn)之后，師老兵疲，人無斗志，人人只想回家收拾家園。大家對內(nèi)戰(zhàn)非常厭惡，希望早日過去算了。當時有一句話是“窮則變，變則通”，而事實變成窮則變，變則不一定通。大家對共產(chǎn)主義有期望，宣傳很重要，內(nèi)外都是如此，西方來的記者像斯諾、白修德，到了重慶不能理解中國會撐下去，一到延安，就覺得中國的希望在那里。

蔣介石孤立得很，手上的軍閥都不聽他的話了，馮玉祥老早跟他翻臉了，張學良關起來了。廣西部隊放在湖北，他管不住。云南龍云根本就不聽蔣介石的話。老蔣這個人性格很自負，也很倔強，他不是想到自己反省，反倒運用特務，加強了控制。這是錯誤的，只是引起更大的反感。

抗戰(zhàn)勝利以后，共產(chǎn)黨占了北方若干基地，南方除了新四軍以外，基本上沒有基地。國軍厭戰(zhàn)，老百姓盼望平安，沒有人愿意打，士無斗志。國民黨第一次法幣改，第二次金圓券，整個經(jīng)濟崩潰，這兩次使得民心盡失。那么，知識分子推波助瀾，自己的怨憤之氣，轉化成要求國家改革。

我天天看報紙，一天出兩三版的和談消息。我們希望兩邊談出結果來。共產(chǎn)黨間諜工作做得非常好。美國的馬歇爾被玩弄股掌之上，司徒雷登被玩弄股掌之上。

1946年2月政治協(xié)商，周恩來、鄧穎超、吳玉章等七個人簽了字。這是中共自己提的議案，反過來要求中共執(zhí)行，黨退出軍隊，黨退出學校，全民選舉，議會政治，共產(chǎn)黨控制地區(qū)編入獨立的師，國民黨控制地區(qū)編入獨立的師。若干年的軍隊國家化，也許情形會有變化。

我父親當時覺得留在大陸肯定活不成，因為他的官階比較高。他的海軍教育是英式教育，自己在意識形態(tài)上是英國的自由主義，如果不做軍人，不做官，做學者，比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