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醫(yī)院回來之后，又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做。我不知道所有該做的事情，但我知道其中一些：在做其他事情之前，我得先告訴約翰的弟弟尼克。他們的兄長狄克住在科德角，那晚打電話給他似乎已經太晚了（他睡得很早，他的身體一直不好，我不想用噩耗弄醒他），但我得告訴尼克。我沒有計劃如何做這件事。我只是坐在床上，拿起電話，撥了他在康涅狄格州家的號碼。他接了電話。我告訴了他。掛了電話之后，以一種我只能稱之為不帶感情地撥號和說話的新方式，我又拿起了它。我不能打給金塔娜（她還在我們幾個小時前離開的地方，在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癥監(jiān)護中心昏迷著），但我可以打給她新婚五個月的丈夫杰里；我可以打給我的弟弟吉姆，他應該在卵石海灘的家中。杰里說他要過來。我說不用來了，我不會有事的。吉姆說他要趕飛機來。我說不用趕飛機了，我們明天早上再說。我在想接下來要做什么，這時電話響了。是約翰和我的經紀人林茵·尼斯比特打來的。從六十年代后期開始我就把她當朋友了。當時我不清楚她怎么會知道，但她確實知道（原來是尼克和林茵有一個共同的朋友，他們都是剛剛跟那人通過電話），她在一輛向我們的公寓趕來的出租車上打來電話。一方面我覺得松了一口氣（林茵懂得怎樣處理事情，她會知道我應該做些什么），另一方面我又覺得迷惑：此時此刻，我如何能跟人做伴？我們將會干什么呢？我們會坐在有注射器、心電圖儀的電極和地板上仍有血跡的客廳中嗎？我應該重新點燃尚未燃盡的火堆嗎？我們會喝酒嗎？她吃過飯了嗎？

我吃過飯了嗎？

我問自己是否吃過飯的剎那間，我第一次預感到即將要發(fā)生的事情：我在那天晚上得知，如果我想到食物，我便會嘔吐。

林茵來了。

我們坐在客廳中沒有針管、電極和注射器的一角。

我記得在和林茵說話的時候（說什么我不能透露），我一直在想血跡肯定是摔倒弄出來的：他的臉摔在地上，我在急診室看到他有個牙齒缺了一角，他嘴巴里面可能被那個牙齒刺破了。

林茵拿起電話，說她要打給克里斯托弗。

我又迷惑起來：叫克里斯托弗的人中，和我最熟悉的是克里斯托弗·迪奇，但他不是在巴黎就是在迪拜；再說林茵剛才說的很可能是克里斯，不是克里斯托弗。我發(fā)現(xiàn)自己不斷想到尸體解剖。我坐在這里的時候，尸體解剖可能正在進行。然后我意識到正在跟林茵說話的那個克里斯托弗是克里斯托弗·勒曼-豪普特，他是《紐約時報》的首席訃告作者。我記得自己感到很震驚。我想說“先別打”，但嘴巴發(fā)干。我能忍受“尸體解剖”，卻從沒想過“訃告”這回事?！笆w解剖”是我、約翰和醫(yī)院之間的事情，“訃告”就不一樣了，它意味著死亡已然發(fā)生。我發(fā)現(xiàn)自己理所當然地在想，如果在洛杉磯，事情是否有不同的結局。我在算他死的時候是幾點，當時洛杉磯又是幾點。（時光可以倒流嗎？如果我們處在太平洋時間區(qū)域，結局還會一樣嗎？）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強烈的念頭，就是不能讓《洛杉磯時報》的人通過《紐約時報》的訃告得知這回事。我打電話給我們在《洛杉磯時報》最好的朋友蒂姆·魯滕。我已經不記得當時林茵和我都干了些什么。我記得她說要留下來過夜，但我說算了，我一個人會好好的。

我確實好好的。

直到隔日早晨。當時我迷迷糊糊間醒來，想弄清楚為什么我一個人睡在床上。我的心情很沉重。過去我跟約翰吵架之后醒來的每個早晨也都有這種沉重的心情。我們吵架了嗎？吵什么呢？怎么吵起來的呢？如果我忘記它是怎么開始的，我們怎么能夠重歸于好呢？

然后我想起來了。

接連好幾個星期，我每天都是這樣醒來。

我醒來，感覺到一片漆黑，沒有天光。

在他弟弟自殺之后那幾個月間，約翰從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ld Manley Hopkins（1844-1889），英國詩人。幾首不同的詩歌中抽取了句子，將它們集成一首即興的悼亡詩，上面的詩句是其中之一。

回憶啊，回憶層巒疊嶂，壁立千仞

令人膽顫，懸崖峭壁，莫測其深。

但愿，從未身歷其險的人，藐視它們。

我醒來，感覺到一片漆黑，沒有天光。

我想要去一個

沒有暴風驟雨的地方。

如今在我看來，第一天夜里我堅持要獨自度過，其實是一種原始的本能，這件事遠比它表明的樣子復雜。我當然知道約翰已經死了。我當然已經把這個確鑿無疑的消息告訴他的弟弟，告訴我的弟弟，告訴金塔娜的丈夫?！都~約時報》知道?！堵迳即墪r報》知道。然而我自己卻無法接受這個消息是既成的事實：某種程度上，我曾經相信發(fā)生的事情仍然是可以逆轉的。所以，我需要獨自一人。

第一晚之后，我將有幾個星期不會獨自一人（吉姆和他的妻子第二天將會從加利福尼亞飛過來，尼克會回到城里，托尼和他的妻子羅絲瑪麗將會從康涅狄格州南下，荷塞將不會去拉斯維加斯，我們的助手莎倫將會從滑雪的地方回來，這個家將不會沒有客人），但第一個晚上，我需要獨自度過。

我需要獨自度過，以便他能回來。

我這充滿奇想的一年就這么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