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類似丑化中國人的現(xiàn)象并不僅僅限于日本。在上個世紀初排華熱浪中的美國，媒體的卡通中也到處是類似阿Ｑ這種麻木的中國人的形象。杰克·倫敦還寫了一個短篇小說TheChinago，描繪的是從外表和名字都和阿Ｑ很接近的中國農(nóng)民工：AhCho。看故事的表層敘述，AhCho和阿Ｑ幾乎是出于一個原型：他無辜地被認定參與農(nóng)場里的一次謀殺，被判了二十年。在法庭上，他完全聽不懂審理的程序，在審理之中一味幻想著自己無罪釋放后在家鄉(xiāng)的美滿日子。等二十年徒刑意外地判下來后，他還自我安慰，覺得不過就二十年，出來后照樣可以過好日子。但是，喝醉了的法國官員錯誤地把他的名字寫在死刑榜上。他就這樣被送上斷頭臺。臨死時他還覺得這是個很容易改正的錯誤，提醒那些法國官員：死刑犯叫AhChow，而他是AhCho。這是一個錯誤。法國人也發(fā)現(xiàn)了錯誤。但是，他們覺得已經(jīng)為此耽誤了許多時間，決定不做更改，反正中國人都是差不多的，屠刀終于砍了下來……（JackLondon,1993:1405-1417.）這故事和阿Ｑ被處死幾乎一模一樣。但與魯迅不同的是，杰克·倫敦并不著力于寫AhCho的麻木，而是在他麻木的表層之下，描寫他的無辜、他隱隱而現(xiàn)的痛楚、他的無助。總之，這是個有心靈的人。當屠刀落地時，讀者感到了失去一個生命的沉重，感到了對草菅人命的憤慨。這是在讀《阿Ｑ正傳》時很難感受到的。也怪不得杰克·倫敦的這篇小說和當時美國種族歧視的潮流格格不入，被十一家雜志拒絕后，才于1909年在Harper'sMonthly刊出。(JonathanD.Spence:141-144.)

阿Ｑ的麻木，其實是魯迅的麻木。阿Ｑ的故事，還是在中國最發(fā)達開放的農(nóng)村展開的。如果魯迅看到更偏遠、更閉塞、更窮困地區(qū)的農(nóng)民，還不知道會把他們描寫成什么樣。就在他的同時代，西方許多傳教士、慈善家深入這些窮鄉(xiāng)僻壤，目的也是要拯救那里的人的靈魂。但是，他們?yōu)檫@些苦難的人行醫(yī)送藥、無微不至，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這樣的情操，在魯迅身上竟一點也看不到。我不能想象，如果魯迅看到被特瑞薩修女(MotherTeresa)救治的那些人會有什么反應。他大概會把人家描寫得像個蟲子，連阿Ｑ也不如。魯迅說中國文化吃人，乃是真知?？上?，他自己并沒有能跳出這樣的文化?！栋ⅲ颜齻鳌泛湍瞧暦Q靈魂沒有得到拯救的中國人肉體也不值得救治的《藤野先生》，已經(jīng)問世了幾十年。在這幾十年中，幾代中國知識分子就被這樣的作品所激勵。所以也不值得奇怪，我們會有山西黑窯中的奴隸制度，會有廣東打死討薪民工的慘案。讀《阿Ｑ正傳》長大的民族，怎么可能對農(nóng)民公道？再看看西方，特瑞薩修女則成了激勵整個社會的英雄。這也怪不得，美國一些富裕家庭，自己掏腰包把還在上中學的孩子送到非洲從事慈善事業(yè)。兩相對比，難道還不能說明中國文化的失敗？

冷漠與麻木，已經(jīng)成為中國人的國民性。魯迅們與阿Ｑ們的不同，是魯迅們不認為自己冷漠麻木，甚至還覺得自己“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是獻出了一腔熱血卻又被他所想拯救的人吃了人血饅頭的烈士。所以我說，韓非筆下的和氏，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的真正寫照：他們永遠覺得自己的璞玉沒有被承認或者被低估，永遠覺得“群臣士民”嫉恨他們，永遠覺得他們應該獲得足夠的權(quán)力來支配和設計別人的生活，永遠覺得別人應該有被他們檢定合格的正確思想。在他們看來，“群臣士民”的意志和情感，在國家理性面前一錢不值。

我不妨順便指出，這里特別耐人尋味的是，和氏不覺得自己的兩只腳被剁掉值得一哭。楚王派來問訊的人，也覺得為兩只腳被剁而哭的人很反常?？梢?，這兩只腳的沒有價值已經(jīng)是大家的共識。（細節(jié)請看對《學而時習之》的研究。）而西方的政治哲學自古希臘以來，則頻頻以人的身體來比喻政治體。比如君主是頭顱，僧侶是靈魂，士兵和官員是手，農(nóng)民是腳等等。這種比喻往往傳達了保守的價值，要求人們各安其位，不要犯上作亂。但同時，這種身體性強調(diào)的是社會作為共同體的有機性：每一個部分的利益都和整體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君主要視臣民如手足，倍加珍惜。(AntonyBlack:15-17.)基督教神學把這種社會的身體又演繹成“靈性的身體”，更是沒有一個部分可以被傷害和犧牲了。

《韓非子》的《和氏》一篇無意中告訴我們：君主專制下以法術(shù)治理的社會，是一個肢體殘缺的社會。這種肢體殘缺，自然導致了精神的殘缺。當掌握法術(shù)的“優(yōu)秀平民”被選拔進政府、以官僚機器直接操縱社會時，國家權(quán)力就把共同體的自治權(quán)力給取代了。共同體內(nèi)的任何事物，都必須交給遠在天邊的官僚來決斷。一旦共同體喪失了處理自己事物的能力，共同體成員參與公共事務的精神、彼此之間的紐帶和信賴，也就跟著喪失。近代以來，從梁啟超到孫中山，都強烈地感受到了中國人的這種政治冷漠。魯迅在幻燈片中看到的，也僅僅是一個例子而已。這里真正的原因，還是中國的老百姓早已經(jīng)被剝奪了在共同體中參與公共事務的權(quán)利。沒有參與，萬事變得與己不相干，當然就會冷漠。這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和制度的失敗。所以，救治這種冷漠，并不是靠魯迅這樣的精神貴族來改造老百姓的靈魂。正相反，這些精神貴族應該少過問老百姓的事務，應該讓老百姓自己來組織自己的生活。當知識分子總要指令老百姓往哪里走時，老百姓當然冷漠。但是，當老百姓自己可以決定自己往哪里走時，他們的責任感也絕不會比知識分子差。

歐洲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就是從共同體精神中生成的。比如我在正文中要講到的patria的概念，對民族主義的形成很關(guān)鍵。這個詞一開始就指代的是小村小鎮(zhèn)這樣的聚落，是一個人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xiāng)，并且特別蘊涵著自己的權(quán)利要由自己的patria的鄉(xiāng)親來界定的觀念。即使是中世紀英格蘭鄉(xiāng)村一個農(nóng)奴成了被告，他要由自己鄉(xiāng)親構(gòu)成的陪審團（許多成員就是農(nóng)奴）判決是否有罪。他如果能夠找出幾個證人（哪怕是農(nóng)奴）宣誓證明他的話是真實的，就可以被判無罪。其中一些農(nóng)奴掌握了相當復雜法律技巧，欠了領(lǐng)主的勞役、財物，或者侵犯了領(lǐng)主的利益，領(lǐng)主幾次告居然也告不倒。如果阿Ｑ是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的一個農(nóng)奴，他當然不會是魯迅筆下那種人物，當然會具有參與公共事務的熱忱。那些幻燈片上的中國人，當然不會當麻木的看客，而要承擔陪審員的職責。在這個意義上，至今一個普通的中國人還不具有中世紀英格蘭農(nóng)奴的權(quán)利。他們怎么可能不冷漠

當今中國展開的村民民主選舉，是恢復共同體功能的歷史性的一步。不過，在這一過程中出現(xiàn)的種種混亂，也說明國家權(quán)力替代了共同體的自治功能時間太久后，社會自我組織能力已經(jīng)萎縮到了什么地步。一些政府部門和官員，在這方面亦缺乏基本的歷史意識。比如，派大學生下鄉(xiāng)當村官，實際上就是破壞共同體復興的惡政。大學生可以回鄉(xiāng)競選村官，但絕不應該到別人的村子里，對別人的事務指手畫腳。鄉(xiāng)村秩序最好的解決辦法，是讓農(nóng)民真正具有權(quán)利來處理家鄉(xiāng)的公共事務。他們必要時可以雇用知識分子為自己的利益服務，但知識分子絕無指導他們的權(quán)力。我相信，基礎(chǔ)民主和鄉(xiāng)村自治這一進程如果能夠不受打擾地進行下去，將比任何所謂知識分子的精神對中國文化的復興都更有意義。我們需要說的是：知識分子要從老百姓的生活中滾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