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他保證，我是經過深思熟慮后作出這個決定的。當時，一個大型并購案件還在審理當中——著名化工企業(yè)美國纖維膠公司（AmericanViscose）可能被收購，但政府以違反反壟斷法而制止了這筆交易。我認為這次并購最終很可能會得到批準，在這個問題上，我并不孤立。我告訴比爾，我打算把清理這些虧損股票的收入買進美國纖維膠公司的股票，價差收益非常可觀。華爾街最大的投機商之一喬·格拉斯對此深信不疑，他一直鼓勵大家去買進美國纖維膠公司的股票，因為“它們似乎不比國庫券差”。

就在我們執(zhí)行拋出指令的時候，我對比爾說：“如果這次合并沒有通過，那么，你就回到內布拉斯加的老家，我準備坐船回俄克拉何馬?！睂嶋H上，我也不是沒有想過被我們拋出的股票可能會全線上漲而美國纖維膠公司的股票則一路下跌的情況。幸運的是，在六個星期之后，并購案最終得到批準。

這個插曲成就了我的事業(yè)，也成就了貝爾斯登。很多年之后，當我想再次轉變貝爾斯登的戰(zhàn)略方向——大幅擴張零售網絡，或者建立一個大型清算中心時，塞爾依舊沒有阻攔我。

塞爾從來沒有破壞過我們之間的協(xié)議，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為了幫他以更寬的視角看待市場，我提出了建立風險委員會的建議，對大量收購或持有某一只股票的潛在風險進行評估，并對公司投資于各市場板塊的資金效率實施跟蹤。這個委員會由我和其他幾位合伙人組成。但是，塞爾對這道程序感到很不耐煩，于是，風險委員會的設想很快就夭折了。不過，隨時拋售任何發(fā)生虧損的股票依舊是我的權利。偶爾幾次，塞爾曾經試圖說服我回心轉意，但我從不讓步，我為什么要聽他的呢？業(yè)績記錄就是最有說服力的依據(jù)。在股票市場順利時，風險套利部創(chuàng)造的利潤占到公司全部利潤的50%；在熊市年份里，公司的利潤幾乎都來自我們的部門，風險套利部就會成為貝爾斯登的頂梁柱。不過，只要塞爾還負責股票交易，我們每年都要不可避免地浪費一大筆資金。因此，我們之間每隔一段時間還是會爆發(fā)一場爭執(zhí)。

例如，他曾從華納通訊公司的斯蒂夫·羅斯手里批量買進10萬股AT&T的股票，之后股價持續(xù)下跌，我認為應該立即拋出這只股票。我的建議終于觸發(fā)了他的老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