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隨著中蘇兩黨論戰(zhàn)越來越激烈，國內加大力度進行“反修”斗爭，左傾激進思想愈演愈烈，深刻地影響了各行業(yè)各部門的工作，四清運動也概莫能外。“后十條”發(fā)出之后，漸漸又有點“落后于形勢”了。

就這一階段情況來看，根據(jù)筆者掌握的材料，毛澤東至少有一次重要談話涉及到了與本書主題密切相關的內容。這就是1964年4月10日，毛澤東在武漢與日本客人田里見會面時談到了國內反修防修的問題。毛澤東說：1962年，我們黨內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魯曉夫一樣，在國際上強調“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民族主義要和，對民族解放斗爭、工人階級革命、革命政黨支持要少）。在國內問題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強調自由市場、自留地，把集體經(jīng)濟、社會主義市場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經(jīng)濟放在第一位，農(nóng)民的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負盈虧，小商人做生意要自負盈虧，就是發(fā)展資本主義。這就是“三自”。還有“一包”是主張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種，不搞集體。當時是一股風，1962年很猖狂。

在此之后，毛澤東還有一次談話，可以看作對這個問題的重要補充。1965年

8月11日，毛澤東說，1962年在國際上主張“三和一少”的是王稼祥，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的是陳云。陳云不僅要包產(chǎn)到戶，還要分田到戶，說這樣4年才會恢復（經(jīng)濟），解放軍也會擁護。鄧子恢到處亂竄，刮單干風。陳云還守紀律，但是最厲害。毛澤東說，1962年刮的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頂不住，點了頭，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會變顏色。

從上述談話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最小規(guī)模的私營經(jīng)濟——農(nóng)民的一點點自留地都不能容，可見他對私營經(jīng)濟是完全排斥的。

6月8日，毛澤東對國內形勢做出了一個極為聳人聽聞的基本估計：在農(nóng)村和城市，三分之一的政權不掌握在我們手里，而是掌握在敵人手里。

自此之后，“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里”就成了四清運動中一個流行的口頭禪。

這樣一講，“后十條”的團結95%站不住了。隨即由劉少奇牽頭，修改“后十條”。

1964年9月18日，中央發(fā)出“后十條”修正草案。10月24日，在批轉天津市委《關于小站地區(qū)奪權斗爭的報告》的同時，又發(fā)出了《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問題的指示》，奪權風盛行一時。

這就是評劇《奪印》唱紅大江南北的政治背景。

在這些文件和經(jīng)驗推動下，全國各試點縣都集中了上萬人的工作隊，把基層干部完全撇到一邊。許多地方都進行了“奪權”，冤案叢生。

這一套也蔓延到城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在1965年1月21日人民大會堂的一次講話中，表達了他對北京運動狀況的憂慮。他說：前段時間北京的學校發(fā)生了亂斗的現(xiàn)象，很緊張，特別是有些中學，亂斗一氣，罷考罷課，打人，結果有的學校三四天就自殺好幾個。工廠也發(fā)生這種情況，有一個工廠一天就自殺兩個。

彭真力圖避免局勢失控，但不幸的是，形勢還要向更“左”的方向發(fā)展，彭真自己也萬萬料不到，一年多之后他即遭整肅失去自由。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兩個問題上發(fā)生爭吵，公開攤牌，此事也導致四清運動進一步向“左”傾斜。

一是當時的主要矛盾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問題。劉少奇說，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運動的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澤東說，主要矛盾是無產(chǎn)階級與資產(chǎn)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怎么來了個

“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內外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嘛！

“四清”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不同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提法。他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稱作一個派，人數(shù)就太多了，還是有什么矛盾就解決什么矛盾，不要什么都上升為敵我矛盾。劉少奇的看法遭到毛澤東更猛烈的反擊。毛澤東說：一個（指鄧小平）不叫我參加會，一個（指劉少奇）不叫我講話。

二是關于運動搞法。毛澤東批評劉少奇主張的派出龐大工作隊是搞人海戰(zhàn)術，是反人家的右傾，實際自己右傾。不依靠群眾，扎根串聯(lián)，結果冷冷清清。毛澤東要求把那些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shù)“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根據(jù)毛澤東的意見，會議通過了《農(nóng)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著名的“二十三條”。

“二十三條”強調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并且斷言：整個過渡時期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忘記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條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就會要走到邪路上去”。“二十三條”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p>

這也是一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理論。

“二十三條”還規(guī)定，農(nóng)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城市“五反”運動，今后一律簡稱“四清”：清政治、清經(jīng)濟、清組織、清思想。

與比較注重經(jīng)濟問題的“前十條”相比，“四清”的內涵發(fā)生了質的變化，從經(jīng)濟上的“洗手洗澡、輕裝上陣”，變成了“打倒走資派”的“文革”政治的預演。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對劉少奇說：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

顯然，“二十三條”是針對劉少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