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突然批評劉少奇“沒有懂得革命性質(zhì)的轉(zhuǎn)變，還在繼續(xù)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

“新民主主義”成為一個過時的概念，這還是第一次。

毛澤東在會上把劉少奇的主張稱為右傾。

毛澤東說，右傾的表現(xiàn)有這樣三句話：

“‘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fā)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

是很難的哩！比如私營工商業(yè)，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種秩序，明年就不‘確’了。農(nóng)業(yè)互助合作也年年在變。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我們現(xiàn)在的革命斗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斗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_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的。

“‘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種提法不明確。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還叫走向？走向就是沒有達到。這種提法，看起來可以，過細分析，是不妥當?shù)摹?/p>

“‘確保私有財產(chǎn)’。因為中農(nóng)怕‘冒尖’，怕‘共產(chǎn)’，就有人提出這一口號去安定他們。其實，這是不對的?！雹?/p>

8月，毛澤東更批評劉少奇等人關于新民主主義的主張，是公然違反七屆二中全會的原則“另搞一套”。這就不僅提出思想觀點問題，而且提出組織原則問題了。

其實，劉少奇并沒有講過“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這樣的話，他倒是講過“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當然，在當時的背景和氣氛下，這句話的意思和“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意思差不多，劉少奇就跑不掉了。

當時擔任中宣部理論教育處處長的于光遠聽了毛澤東講話的傳達之后說： “傳達時，并沒有指出這句話的出處，但是大家又都知道是批評誰，都說這句話是劉少奇講的。”

毛澤東一言既出，劉少奇毫無反駁辯護之力。從此，劉少奇收起“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這句話，永遠不再提起。這還不行，到“文化大革命”中，這個老賬又翻出來，成為劉少奇“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證據(jù)。

在這個背景下，毛澤東在1953年6月到8月間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于光遠說：“過渡時期總路線這樣一個新事物的出臺，就是作為黨內(nèi)斗爭的產(chǎn)物出現(xiàn)的，沒有充分的討論。這種出臺方式也使得人們難以發(fā)表不同意見?！雹?/p>

過渡時期總路線實質(zhì)上是要解決所有制問題，是要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小生產(chǎn)所有制。當時的新聞報道指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頒布，在民族資產(chǎn)階級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比珖綘I老板所要做的事只剩了一件，那就是老老實實接受改造，放棄私人產(chǎn)權，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道路。這樣一來，就是向列寧定義的消滅私有制、消滅資產(chǎn)階級的“過渡時期”靠攏，而丟棄了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點。

因此，從實質(zhì)上講，新民主主義社會剛剛誕生三年，就夭折在襁褓之中。

從后期結果來看，新民主主義社會顯然結束得太早，不利于中國生產(chǎn)力發(fā)展。

于光遠指出：“有一種議論說，這三年新中國的社會是新民主主義社會。這個說法對不對，要做分析。如果說因為有這三年的時間，新民主主義社會就算完滿的實現(xiàn)，以后發(fā)展到過渡時期就具有合理性，那么我是不同意的。三年就經(jīng)歷了一個社會發(fā)展階段，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②

毛澤東為什么突然改變了時間表，急于向公有制轉(zhuǎn)變呢？

一種議論認為，是“三反”、“五反”運動揭發(fā)和暴露出來的問題，激起了道德義憤，使“私有制是萬惡之源”這樣一種基于道德的判斷占據(jù)上風，從而使毛澤東提前下了決心。

2005年春節(jié)，筆者拜訪92歲的黨內(nèi)元老杜潤生。難得的是，杜老的頭腦非常清晰，思路也很活躍，每天上午還到北京市西城區(qū)皇城根他的辦公室處理公務。

我向杜老請教這個問題，杜老對此提出了一個新的解釋：上世紀50年代初，斯大林對毛澤東一直有看法，認為毛澤東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民族主義者，從而給毛澤東造成了巨大的外部壓力，促使毛澤東盡快“轉(zhuǎn)型”，以證明自己對社會主義的向往與忠誠。同時，蘇聯(lián)自1924年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實施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建設取得的成就，也深深吸引了毛澤東，給毛澤東樹立了“樣板”。這是毛澤東之所以迫不及待采取措施處理私有制問題的外部因素，過去對這方面的情況研究不多。

在上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按照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體制和慣例，斯大林作為全世界共產(chǎn)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的確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指導和約束中國共產(chǎn)黨的活動。

專門研究這一問題的北京大學學者楊奎松，在1999年出版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中曾談到，中國共產(chǎn)黨與莫斯科長達40年的密切關系，既幫助了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革命，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束縛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手腳。楊奎松在書中介紹了毛澤東這樣一段回憶：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在莫斯科訪問期間，斯大林由于對毛澤東不滿，曾搞了一個批評毛澤東的會議，說毛澤東是民族共產(chǎn)主義，是半個鐵托等等。

楊奎松在書中還介紹了毛澤東從蘇聯(lián)回國之后的興奮。毛澤東說，他此行最感興趣的一件事就是增強了建設強大國家的信心，從社會主義的蘇聯(lián)看到了中國的建設方向。毛澤東說，蘇聯(lián)革命前也很少有工廠，連飛機也不能修理。革命后若干年才會造一些汽車、造飛機。蘇聯(lián)人對毛澤東說，中國也將很快會造汽車和飛機，因為中國可以用蘇聯(lián)的技術。毛澤東表示，只要拜蘇聯(lián)為師，中國一定可以很快發(fā)展。

徹底公有制的蘇聯(lián)活生生擺在毛澤東面前，對毛澤東的決策是不是產(chǎn)生了影響呢？聯(lián)系到毛澤東在建國之后鮮明地表示中國向蘇聯(lián)“一邊倒”，回答應該是肯定的。 比如，毛澤東多次回憶說，1949年那樣大的勝利，并沒有使我高興。到1955 年，當我看到有那么多的農(nóng)民參加了合作社，接著是私營工商業(yè)的改造，我開始高興了。

在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毛澤東多次衷心稱頌東漢張魯?shù)摹拔宥访椎馈?，動員高級干部看《后漢書·張魯傳》。張魯在大路上設置“義舍”，備有義米義肉，吃飯不要錢，讓路人無償取用。毛澤東贊揚張魯說，他搞了

30年，人們都高興那個制度，那是有種社會主義作風，我們這個社會由來已久了。

毛澤東極其厭惡工資制度。他曾說，搞薪金制、軍銜制，其實是變成資產(chǎn)階級法權，是發(fā)展資本主義思想。他問道：“難道二萬五千里長征、土地革命、解放戰(zhàn)爭是靠發(fā)薪水過來的嗎？”①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寫給林彪一封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描給了毛澤東心目中理想社會的藍圖?！段迤咧甘尽窞槲覀冋故玖藢嵭衅骄髁x的社會圖景。對此，后文將有詳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