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關(guān)條約》、庚子賠款，給清政府帶來了財政的極度困難，卻給票號帶來了業(yè)務(wù)的畸形繁榮。山西票號積極通過資金融通，解救清政府的財政危機，自身在社會上的地位由紅發(fā)紫，利潤也高得驚人。以大德通票號為例，1888年每股分紅850兩，而1900年則為4024兩，擴大4.7倍，到1908年每股分紅1700兩，是甲午戰(zhàn)爭前的20倍。

通過支持清政府的財政獲得高額利潤是晉商的拿手好戲。早在清初，山西商人就開始以捐輸?shù)拿x換取政府的支持。清政府捐輸?shù)拿煤芏啵瑪?shù)量也很大，因為山西商人富名在外，所以山西是全國捐輸最多的一個省。如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伊犁屯田，山西鹽商等捐輸銀20萬兩，以備屯餉；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輸運本銀110萬兩；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后藏用兵，山西鹽商等捐輸銀50萬兩；嘉慶年間川楚用兵，山西鹽商等捐輸銀100萬兩；1800年（清嘉慶五年）山西捐輸銀一百四五十萬兩。《清仁宗實錄》記載：嘉慶時“晉省攤捐款項繁多，……統(tǒng)計每年攤捐銀八萬二千多兩”。咸豐初，管理戶部事務(wù)山西人祁雋藻上奏稱：“自咸豐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紳商士民捐輸銀數(shù)，則山西、陜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計捐銀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三百余兩”。山西商民捐銀占全國捐銀的37%，為全國捐輸之首。1864年（清同治三年），又因新疆用兵，籌餉銀，解運難，山陜商人又在新疆地方兌充大量軍餉。清人徐繼畬說：“晉省前后捐輸五六次，數(shù)逾千萬”。

給政府墊借款是晉商緩解當局財政困難的又一方面。大體上從同治開始，各省及稅關(guān)應(yīng)解京協(xié)餉，往往因款項不備，常由山西票號借支墊匯。如粵海關(guān)1864年、1865年（清同治三年、四年）上解京餉不備，在這兩年中，分別由山西票號墊借總額的18%和27%。1866年，廣東省財政拮據(jù)，由山西票號借墊匯解京餉15萬兩，占該省應(yīng)匯解京餉的21%。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清戶部因財政拮據(jù)，分別向京都、漢口、廣東的山西票號借銀124萬兩。

庚子事變，慈禧太后挾光緒帝逃出北京，在外逃期間，開支費用一時無有著落，相當困難，又由山西票號借給清廷銀40萬兩，幫助清廷渡過了難關(guān)。在此期間，慈禧太后住大德通票號，隨駕大臣董福祥則住在協(xié)同慶票號，其他人員亦都由票號安置下榻。同時，光緒皇帝傳旨，令各省解京餉款，改電匯山西票號老莊——平遙、祁縣、太谷。頓時山西平、祁、太票號總號成了清廷總出納。

1901年9月，李鴻章全權(quán)代表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簽訂了賣國投降的《辛丑條約》，其中規(guī)定付給各國戰(zhàn)爭賠款白銀45000萬兩，年息四厘，分39年還清，本息共計98223萬兩。清政府為支付賠款，除從國家財政收入中騰挪出一部分款項外，其余則全部攤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匯解上海集中，以便交付西方列強。龐大的賠款匯解、墊借匯兌，為票號增加了新的業(yè)務(wù)。同時也把票號與清政府的關(guān)系推向了一個更加密切的階段。

票號在辦理如此龐大的公款匯兌中，手中經(jīng)常川流大量資金，利用收匯交匯的時差，占有大量存款和在途款項。據(jù)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度支部在京各金融機構(gòu)存款看，僅存大德通、大德恒、義善源、存義公幾家票號的款項即達2064596兩，占度支部在外存款的30%，而存入國家銀行——大清銀行的為61%，外國銀行8%。票號并且吸收生息銀兩，僅商部在上海合盛元票號就有53萬余兩。由于票號有如此巨大的存款，不僅可以承辦巨額匯兌和墊匯，同時又對政府放款。清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級政府究竟在票號借款若干，無法稽考。但有一件事很說明問題。1911年10月，度支部大臣紹英向內(nèi)閣大臣袁世凱請示，準備向京師各山西票莊再借銀500萬兩時，山西各票號都擔心“前欠各號之款已逾七百余萬，歸還尚無著落”，而不敢應(yīng)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