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書名為《再見吧，美國》，其“再見”的英語并非“goodbye”而是“so long”。對這一表述，英國人和美國人的用法往往是不同的。就美國人而言，“goodbye”的語感更強，似乎有“永別”之意。而“so long” 似乎只是小別片刻，本書的“再見”就是采用后者。

另外，在原版書的封面上，還有這樣一行小字號的until you come back to yourself（重現昔日風采）。這雖非什么值得夸耀的，但我對美國還是非常留戀的。

這有兩個原因。

首先是1967年我首次赴美時，對日本與美國的差距之大深感震驚。美國強大的工業(yè)實力、人才（如麻省理工學院那樣）、學校，在所有領域日本都望塵莫及。此后我擔任經營顧問，推動日本企業(yè)的對美出口。無論是如何艱難的工作，作為客戶的美國人，總是表現出其公正姿態(tài)，所以我們也就很從容地制定了相關戰(zhàn)略。如今日本在美國的企業(yè)，95％都是贏利的，這都是受惠于其公正姿態(tài)。

20世紀80年代日本與美國之間頻繁發(fā)生各種貿易戰(zhàn)，于是我也在美國各地四處奔走。至少當時的美國還是愿意傾聽日本的想法的。對這樣的美國對手，我一直是暢所欲言。我曾工作過的麥肯錫集團是一個幾千人的大團隊，但在公開發(fā)表的論文中我竟占到一半之多。其實這還不算我用日語出的許多書，只算英語論文。因此我非常感謝美國的寬容，對美國最基本的“自律神經”是存有信任的。

之所以書名用了“再見”這一表述，問題在于日本方面。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就強烈感到必須改變日本的政治。在從事經營顧問的同時，相繼出版了《新國富論》和《平成維新》這兩本書，呼吁日本改革。究竟應該怎么做，我在1983年出版的《新大前研一報告》中提出了83項法案。這些建議只被政客們吸收了其中對其有利的部分，而且也就是當作口號喊喊而已。以政府官僚為主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本質日益顯現出末期癥狀。日本沒有任何天然資源，人力資源的大多數也僅適用于20世紀的工業(yè)化時代。在21世紀這個全球化時代，日本的人才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遠遠落后于美國、歐盟、金磚四國以及北歐各國。

與此同時，過去曾相當優(yōu)秀的官僚，也因分工過細而使其顯得缺乏大度，完全陷入制度疲勞，根本無力為國家確定發(fā)展方向。而政客們根本不讀書不看報，在新的世界版圖中對他們的想象力和談判能力根本不敢奢望。

例如關于日本的老齡化和出生率下降問題，已遠比人們茶余飯后所討論的要嚴重得多?？匆豢?025年的人口構成圖就一目了然了，屆時日本已是國將不國。不僅缺乏護理人員，甚至連企業(yè)也招不到員工了。警察、消防隊和軍隊等需要年輕人的行業(yè)，缺口就更大了。如今日本全國都在炒作非全日制員工和臨時工的問題，如果這么炒作下去，企業(yè)只能繼續(xù)向海外轉移，就業(yè)崗位就會更少。現在的日本是過一天算一天，根本沒有一個政治家在考慮10年、20年后的事。

生長并終老在這樣的日本，曾經還想有所作為，成立了“平成維新會”咋呼了幾下，卻一事無成。我就是懷著這樣的感慨，通過抨擊美國來澆自己心中的塊壘。這就是第二個原因。

好了，言歸正傳，關于“重現昔日風采”，我對美國的重新崛起提出以下三個條件：

（1）向全世界表示道歉；

（2）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

（3）不再發(fā)動戰(zhàn)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