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在京期間，除與周豫才、傅斯年等大大小小的各色人物會晤外，還在北京擔任過全國經(jīng)界局局長秘書。這位局長就是后來挾一名叫小鳳仙的絕色妓女逃出京城，在云南起兵討伐袁世凱的蔡鍔。后來，陳氏又受湖南省長兼督軍譚延闿延聘，至湖南交涉使署任交涉股長一職，同事中有當年留日同學林伯渠等，時林任總務科長。由于此類職務和承辦的差事，用魯迅常說的一句話，屬于“不值一哂”之類，與古代小說中描述的頭罩布袋帽，肩搭白汗巾，整日穿堂嗷叫不止的店小二沒有多少區(qū)別，因而在陳寅恪后來的歲月里，像不太提及與魯迅同門一樣，很少向外人說起這段當差的經(jīng)歷，偶爾提及，也是出于教學或向“組織”交代自己履歷的需要?！?】

事實上，這類差事對陳寅恪而言，只是打發(fā)無聊的時間和增加一點人生閱歷罷了，在一個學術大師的一生中，的確是不值一哂的小小插曲。

1918年7月，歸國四年的陳寅恪終于獲得了江西省官費資助，有了再次放洋求學的機會。按照陳氏的想法，此次放洋將重返德國柏林大學，但歐戰(zhàn)硝煙未散，遂按照時在哈佛大學攻讀的表弟俞大維建議，決定先赴美國，入哈佛大學學習梵文與印度哲學。冬十月，陳寅恪輕裝乘輪入海，穿越太平洋，向美國本土進發(fā)，這一去就是八個年頭。

陳氏抵達哈佛后，跟隨東方史學大師蘭曼教授學習梵文與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學與佛學，一時如魚得水，學業(yè)大進。也就在此時，與來自陜西涇陽的清華留學生吳宓相識了。據(jù)時在哈佛就讀的吳宓晚年所撰《吳宓自編年譜》1919年篇載：“宓去秋到波城后，得識初來之自費留學生俞大維（David Yule）君。俞君浙江山陰縣人，其叔父俞恪士（名明震）先生為有名詩人，有詩集《觚庵詩存》行世。辛亥革命時，任甘肅省提學使，民國四年，在北京任肅政使，與李孟符（名岳瑞）世丈為知友。曾彈劾甘肅將軍張廣建，對營救吾父事，頗有助力。俞大維君，畢業(yè)于圣約翰大學，短小精干，治學極聰明。其來美國，為專習哲學。然到哈佛研究生院不足兩月，已盡通當時哲學最新穎而為時趨之部門曰數(shù)理邏輯學。Lewis教授亟稱許之。然于哲學其他部門，亦精熟，考試成績均優(yōu)。故不久即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Ph.D.），并由哈佛大學給予公費（Scholarship）送往德國留學，進修。哈佛大學本有梵文、印度哲學及佛學一系，且有卓出之教授Lanman先生等，然眾多不知，中國留學生自大維君始探尋、發(fā)見，而往受學焉。其后陳寅恪與湯用彤繼之。俞大維君識宓后，則多與宓談中國文學。嘗為宓口誦曾廣鈞所作之《庚子落葉詞》十二首，吊珍妃也?！薄?】

通過俞大維介紹，吳宓得識陳寅恪并對其人格學問終生服膺。陳寅恪的言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吳宓，這種影響不只是人生學問的大命題，還反映到一點一滴的日常生活之中。如陳氏一到哈佛，就主張大購、多購、全購書籍。受其影響，也為了“我今學習世界史”這一志向的緣故，吳宓毫不猶豫地把英國劍橋出版的《劍橋近世史》十余巨冊從書店搬回。后又續(xù)購《劍橋中古史》約十巨冊，使成完璧。其手筆之大，堪稱“豪華”級。【3】1919年8月18日《吳宓日記》載：“哈佛中國學生，讀書最多者，當推陳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維，兩君讀書多，而購書亦多。到此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籍，已充櫥盈笥，得數(shù)百卷。陳君及梅君（南按：即梅光迪），皆屢勸宓購書?；貒螅魑臅?，杳乎難得，非自購不可。而此時不零星隨機購置，則將來恐亦無力及此。故宓決以每月膳宿雜費之余資，并節(jié)省所得者，不多為無益之事，而專用于購書。先購最精要之籍，以次類及，自本月起，即實行焉。”【4】

正是感于陳寅恪的購書之多，吳宓才心旌搖動，欲加以仿效，并真的從書店搬回許多書籍。只是有時未免學得太過，大有邯鄲學步或東施效顰之慨。據(jù)說因一時頭腦沖動，也為了與陳寅恪、俞大維爭勝，吳宓竟咬緊牙關，不惜血本花費60美元（時官費生每月100美元），把擺在書店連當?shù)厝硕疾桓覇柦虻摹渡勘葋喨犯骷易⑨寘R編本共19巨冊拖出來，拂去上面的塵埃，一路喘著粗氣扛回宿舍，放于床頭當做鎮(zhèn)室之寶。想不到歸國之時，費心盡力將這套書運回國內(nèi)，日后多年未用。隨著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吳氏攜帶此書歷盡千山萬水，每次搬遷居所，既費力又費錢，同時又無合適的存放之地，竟成為一件勞心耗力的累贅?？箲?zhàn)勝利后的1947年，吳宓再也不堪此書的重負，索性再一咬牙，來個放血大甩賣，忍痛售與清華1925級畢業(yè)生孫大雨，算是去了一個累贅和一樁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