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弘法（1）

     “弘法是家務(wù)，利生為事業(yè)”，這兩句話說明，“弘法利生”乃出家人應(yīng)負的責任。只是一般僧侶并不容易達到這種標準，他們大多數(shù)只流于寺務(wù)照顧，或者游方參學，頂多誦經(jīng)服務(wù)；真正想要做一個弘法利生的僧伽，不但要有學問、德行，還要有人緣。

    回想自己的一生，在大陸期間是我成長和學習的時期，在此也就不多贅述。但說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到了臺灣，最初住在桃園縣，除了幫助掛單的寺院從事苦工雜務(wù)以外，一時只覺前途茫茫，不知道未來希望在哪里。自己既不愿意從事經(jīng)懺佛事，也無意于當家住持，因此想到，只有寫文章投稿到報章雜志，以言論來護衛(wèi)佛教。

    記得當時有位京劇名伶，在臺北永樂戲院演出侮蔑佛教的戲劇，我毅然挺身而出，寫信公開向她抗議。其實我也知道，她只不過像顆棋子般任人擺布而已，并非故意要毀謗佛教。但是正當我埋首為文護教時，一位老太太走過我的身旁，跟我說：“法師，你要去工作，不工作會沒有飯吃哦！”

    當下我驚覺到，寫文章弘法，在寺院里并不被認為是正當?shù)墓ぷ?，甚至他們還認為我是偷懶在看書、寫字呢。因此后來陸續(xù)在報章雜志上投稿，都不敢公開在飯桌上撰文（當時沒有辦公桌），只有找個隱秘的地方偷偷寫作。那時候《自由青年》《中華》副刊、《覺生》雜志、《人生》雜志等，都發(fā)表過我的文章。

    當然，弘法并不一定只限于撰文發(fā)表，還可以講經(jīng)說法。但是當時并沒有這種風氣，也沒有人集眾講演，因此我先是應(yīng)邀到臺灣佛教講習會教書。兩年后，也就是一九五二年五月，由于宜蘭念佛會馬騰居士寫信邀請，開啟了我前往宜蘭弘法的契機。

    說來慚愧，那個時候我連宜蘭在哪里都不知道，后來一再延到十二月。正當快要過年時，李決和居士從宜蘭到臺北，當面邀請我。李居士是一位慈祥愷悌的中年紳士，一見面我很自然就受其感染，尤其他那虔誠恭敬的態(tài)度，很讓人感動，因此，當下答應(yīng)前往宜蘭弘法。

    記得那是一九五三年新春過后，我從臺北西站坐公路局的車子前往，沿途都是碎石子路。早上八點出發(fā)，一共開了三個半小時才抵達宜蘭。這是我第一次走進宜蘭雷音寺，也由此正式踏上了人生的弘法之路。

    雷音寺坐落在宜蘭北門口的一間小廟，只有二三十坪的小佛殿里，大大小小供了一百余尊佛道的塑像，旁邊幾間廂房已有三家軍眷居住了。我到達當天，看見佛殿前的丹墀里正掛著春節(jié)未吃完的臘肉、咸魚，同時還晾曬著一些婦女、兒童的衣服。整個雷音寺的外觀看起來，應(yīng)該說比起中國過去的大雜院還不如。

    我抵達時，并沒有人接待，自己默默坐在佛殿一邊的竹椅上。一直等到一位為信徒消災(zāi)誦經(jīng)的六七十歲的老尼師念完經(jīng)，她看看我，又去念經(jīng)。再過了一會兒，她才走向前問我。雖然我聽不懂她的話，但知道她的話意是說“你是來講經(jīng)的嗎？”因此回答她：“是?！?/span>

    過了十分鐘，她端來半杯水給我，沒有講話。不過我知道應(yīng)該沒有走錯路，因為她能給我茶水，就表示好意，我只有等下去。約莫坐了一個鐘頭以后，時間已是下午兩點鐘了，她才叫我到隔壁小巷子里吃飯。飯桌是由兩塊木板臨時釘起來的，中間的隙縫至少有五公分寬；筷子、湯匙，也是她們用鉛皮自己制作出來的，可見老尼師們的生活非常清苦。

    吃過飯后，她送我到一間與佛殿并排，用木板隔起來的小房間里安單。里面除一張竹床、一臺裁縫機以外，別無他物。由于我從早上直到此刻，還沒有上過廁所，四處張望，也沒有洗手間。不過我不用跟人說明，就一個人徒步走了十五分鐘，回到緊靠宜蘭火車站，也就是剛才下車的公路局車站上過洗手間，然后如釋重負般，歡喜悠閑地慢慢走回雷音寺，再次坐在竹床上靜待情況發(fā)展。

    由于時近黃昏，房間里的蚊子綿密飛舞，可以說只要伸手就能抓到幾只。我心想，過去佛陀為了弘法利生而“割肉喂鷹，舍身飼虎”，看起來今天我也非得用身血供養(yǎng)蚊子，以此跟它們結(jié)緣不可了。

    就這樣一直等到晚間七點多，總算聽到佛殿里有聲音問：“法師來了嗎？”回答的聲音很細小，不過不用講也知道，他一定回答：“已經(jīng)來了！”大概又等了二十分鐘，聽到外面人聲嘈雜，應(yīng)該有一二十人。終于有人敲我的門：“法師，請你出來跟我們講話?！?/span>

    當時正盼望著有人說話，聽到信徒請我，我便離開了黑暗的小房子，走到佛殿里。在佛殿的一角，他們安排了一個小凳子，供做講者的位置，信徒則坐在木板釘成的拜墊上，聽說還是被軍眷搬去當枕頭，臨時再跟他們商議借來當座位。就這樣，我開始了在宜蘭第一天的生活。

    宜蘭是一個淳樸的鄉(xiāng)村小鎮(zhèn)，雷音寺則是“龍華派”遺留下來的一間小廟，平時沒有僧人居住，偶爾有游方的僧尼暫住，但是因為實在無法生活，只得又再游走他方。我到的時候，正是一位妙專老尼師被邀請在寺中住持。我在這里講演二十天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先后經(jīng)過四位翻譯，都無法稱職。最后有一位在稅捐處服務(wù)的張優(yōu)理小姐，由于她口齒清晰，記憶力強，可以像錄音機一樣，把我的話原原本本用閩南話翻譯出來，是公論最好的翻譯。她就是后來出家，一直跟隨我翻譯五十多年的慈惠法師。

    我講完《普門品》后，有老少信徒一百零八人皈依三寶，這也是我第一次為信徒主持皈依。當時我并沒有嫌棄雷音寺，但也沒有打算長久居住，因為這里實在沒有居住的條件。于是講完經(jīng)之后，我回到臺北，和心悟、心忍兩位法師，同擠在圓山臨濟寺的一間小屋子里。他們兩位是福州的同鄉(xiāng)，學問很好，不嫌棄而接受我成為朋友，總算讓我在臺北也有一個落腳處。

    但是就在我回到臺北后，宜蘭信徒每天絡(luò)繹不絕地到臺北，邀請我再回宜蘭。此中尤其是愛姑、免姑兩位老太太，她們虔誠的態(tài)度最令人感動。由于當時年輕，實在受不起信徒的恭敬、恭維，我于是允諾再回宜蘭。

    我在宜蘭，沒有桌子可用，只有將一臺破舊的裁縫機，將就權(quán)充寫作的桌子；沒有凳子可坐，于是好幾個信徒湊了三十元，到監(jiān)獄買了一張?zhí)僖谓o我，坐起來感覺無比舒適。

    我住的小房間里，沒有電燈，但我不以為苦。因為過去我也沒有使用過電燈。記得我到雷音寺那年是二十七歲。在此之前，除了在南京華藏寺短期享用過電燈以外，在大陸住過的棲霞山、焦山、白塔山，乃至臺灣中壢的圓光寺、新竹青草湖靈隱寺，也都沒有水電設(shè)施。

    不過，信徒把我請回來，他們也很殷勤，都想為我解決困難，因此把佛前燈的電線加長，拉到我的房門口。盡管加長的電線也只能拉到門口，只得把電燈掛在臥室門口，但是我就這樣沾有佛光，每晚借用佛光讀書。雖然不能關(guān)門，好在這間小廟，晚間也沒有人走動。

    后來，我發(fā)現(xiàn)在一個小鍋爐的后面有一間小廁所。雖然使用時必須把鍋爐搬開，尤其廁所實在太小，連轉(zhuǎn)身都不容易，但總是解決了生活上的一個大問題。除此以外，在那段歲月里，我是怎么解決盥洗問題的，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復(fù)記憶了。不過那個時候只要乘坐公路局的車子，就可以到礁溪洗溫泉，但是我從來不曾動過這個念頭。

    我在雷音寺住下來之后，三家軍眷跟我互動良好。他們的態(tài)度都十分友善，甚至看我集合信徒共修活動，還主動表示會盡快搬離寺院。當中一位四川的陳存鋒軍官夫婦，之前已參加了一百零八人的皈依。一年之后最先遷離，接著他的親戚馬姓等兩家人也相繼搬遷。數(shù)十年后，就在五六年前，有一天我在榮民總醫(yī)院，忽然看到那位陳姓軍官，一口就叫出他的名字。他也感動不已，后來還寄了五千塊錢作為供養(yǎng)。我覺得自己這一生，經(jīng)常遇到一些奇異的因緣；因為有很多好因好緣，因此感到人生真是無比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