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夏，王世襄終于結束了四年的湖北咸寧干校生涯，回到了他熟悉的北京，從而開始了追要被抄文物、圖書的漫漫長路。為了治學，更為了一個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尊嚴，他鍥而不舍地向有關部門寫信或當面訴求。直至1986 年，除了當初被變賣的金銀首飾，大部分文物、圖書及手稿都被追回。這從王世襄所在的單位給國家文物局寫的一份報告可以了解全部的情況，今附文博所報告如下：

關于檢查落實知識分子政策

工作的報告

文物局：根據(jù)中組部組通字[1986]36 號文件精神，我們檢查了我所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情況，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王世襄同志“文革”中查抄物資的處理問題?，F(xiàn)將處理情況匯報如下：

1973 年4 月到10 月，我所根據(jù)中央和北京市“關于對文革中被查抄物資處理的意見”對王世襄同志“文革”中被查抄物品進行了全面認真的清理。其大部分物品已退還本人，金

銀首飾類和部分清查不著的物品進行作價，共作價6989.93 元，已辦理完全部退還手續(xù)。

86 年，王世襄同志提出“文革”中被查抄物品中，還有九件文物圖書沒退還，金銀首飾作價偏低，希望進一步落實政策。

我們和古代文獻的同志一起查閱了抄家時上交物品和作價的原始清單和記錄，并走訪了北京市文物局、市首飾分公司，及其他有關單位和人員，認為王世襄反映的情況基本屬實。我們的處理意見是：

1. 九件文物圖書，查無下落，作折價補償。經請文物總店、中國書店作價，九件物品共折價1500 元。

2. 金銀首飾1973 年處理時共作價4076 元，基本符合當時的市場價格，但考慮到“文革”中處理的物品普遍偏低的情況，可適當補償。按超過3000 元以上補償四分之一的原則，再實際補償1000 元。

以上意見已上報局，并已上報部政落辦。部政落辦已同意撥給落實政策?？钯E仟伍佰元。

文物保護研究所（簽章）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自1966 年9 月2 日的王世襄“自我革命”，將文物、圖書、家具“上交”文革抄家辦起， 至1986 年10 月26 日止，前后整整二十年，隨著黨的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以及“撥亂反正”的逐步執(zhí)行，再加上王世襄鍥而不舍的追索，當初被抄的文物絕大部分都回到了身邊。

“文革”是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的一場浩劫，這已是大家的共識。文化大家季羨林先生曾多次大聲疾呼，讓每一個經歷過“文革”的人都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立此為照，為的是永不再犯！并強調說：“是一個空前的悲劇，我希望它絕后啊！”①巴金老人在他的《隨想錄》一書中也多次呼吁，中國要成立文革博物館，以警后人。2007 年，王世襄已年屆九十三歲高齡，自知來日無多，他在《錦灰不成堆》一文的序中又一次為自己做最后的申訴：

現(xiàn)已屆耄耋之年，容我陳述的時間指日可數(shù)。為此我不得不收集一切能得到的證據(jù)和集體上報的材料寫成文字，做一次最后的申訴。半個多世紀的自律為人，研究、保護多種傳統(tǒng)文化并撰述成書，畢生收集的明式家具入藏上博，捐贈荷蘭王室基金會頒發(fā)最高榮譽獎金修建小學等等，已經得到中外人士的廣泛承認。即使申訴毫無結果，還是不了了之，卻也無妨，

本人堅信有良知者和信奉是非真理者在我逝世后為我申訴，還我一個為人民、為國家全心全意、竭誠工作、大公無私、清白無辜的面目。屆時誰將受譴責，不言可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