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見這種情形，趕緊向她講：碧微呀，這幅畫是悲鴻為我畫的，他已答應把它送給我了。她抓住不放，我正要動手向她搶，歐陽先生和悲鴻一行人進來了，我見悲鴻的氣色很不好，只得放手做罷。我們又陪著他們回到了丹鳳街。第二天，我去看望悲鴻，一上樓蔣碧微就對我講，悲鴻病了。我問她，人在哪兒。她板著臉說，在他房間里。我疾步來到悲鴻的房間，他一見我就拉著我的手，開始嘮叨孫多慈如何如何之好，對這些我感到無力去勸解他，只得支吾其詞。將近一點鐘的光景，我退了出來，對蔣碧微說：你們不要再鬧了，這件事都怪我。她硬邦邦地頂了我一句：這里哪有你的事體！我聽她的話頭不對，馬上離開回家了?！?/p>

塞在家中角落的《臺城月夜》，無疑是蔣碧微大發(fā)脾氣的導火索。

徐悲鴻當時畫在一塊大的三夾板上，當他要給一位老友的父親畫像時，忍痛把油彩刮掉，重新畫了新畫。這幅可能成為一幅名畫的杰作，就這樣香消玉殞了。然而，另一幅孫多慈的肖像畫，畫著一位坐在竹椅上的青春女子，卻保存至今。

蔣碧微曾經動不動就拿離婚說事，她對徐悲鴻不能說沒有愛，但她的優(yōu)雅是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徐悲鴻總是一味退讓，而不去跟她爭辯。當孫多慈被中央大學藝術系錄取后，蔣碧微怒不可遏，焦慮異常。她擔心這位才貌雙全的女生在中大一念四年，可以與徐悲鴻天天見面，那可能真是分不開了。她對徐悲鴻說：“你和孫小姐的事情發(fā)生之初，你曾親口承諾，讓我們設法到國外去，你該實踐諾言，辭職，出國吧。”

徐悲鴻當然聽出蔣碧微的言外之意，他不再聲辯，沉著臉，寫了一封辭職信，叫她轉交中央大學校長朱家驊。蔣碧微舍不得放棄教授夫人的地位，沒把這封信交出去。徐悲鴻這回是鐵了心。當晚他們一同赴友人宴，徐悲鴻說他胃痛，提前退席了。等她回家，傭人告訴她，徐悲鴻匆匆回家，把衣服裝進一只小箱子，沒說什么話，就不告而別。

徐悲鴻在南京離家出走后到了哪里？又發(fā)生了什么？研究徐悲鴻生平的王震，找到了一段當時的文字資料，可作翔實的補充。

“舒新城日記里記著，徐悲鴻跑到上海，第二天中午，徐邀請幾個留法的老同學，搞文學的，在舒家吃飯，蔣碧微追到上海舒家。她說，不許中央大學收孫多慈這個學生，或者你辭職到法國去。徐說：你跟著我在外面闖了十幾年了，你應該自立于社會，我每月三百大洋，給你一百五十大洋。蔣不同意。看到蔣打上門的潑辣性格，舒新城擔心地說，這樣下來，必然成為悲劇。”

不知何故，蔣碧微回憶錄中沒有提到這件事。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以往徐悲鴻與蔣碧微的爭執(zhí)，總以徐悲鴻的默然作為結束。而徐悲鴻竟然出走，令一貫占上風的蔣碧微措手不及。蔣碧微自己回憶說，當她托友人四處尋找時，徐悲鴻從上海寄了封信給她，訴說他離家的原因。信中說：“我觀察你，近來唯以使我憂煩苦惱為樂，所以我不能再忍受。吾人之結合，全憑于愛，今愛已無存，相處亦已不可能。此后我按月寄你兩百金，直到萬金為止。總之你在外十年，應可自立謀生?！?/p>

據(jù)說，在上海舒新城家聚會的幾位友人，包括舒新城在內，隨著社會地位的變化，婚姻生活都有了變故。有的是在上海結識富家小姐或者知識女性，有的是在異地遇到紅顏知己，好在西風東漸，離婚并不是難事，他們快刀斬亂麻，無一不與原配夫人離異，組建了新家庭。他們看著百愁莫解、坐擁愁城的徐悲鴻，勸他盡快作一個了斷。

徐悲鴻卻說：“我沒有想過跟誰離婚，也沒有想過跟誰結婚?！彼谏虾Ｊ嫘鲁羌疫@么說，回到南京對蔣碧微也這么說。上海友人笑他太書生氣了，而蔣碧微則認為他心口不一。其實徐悲鴻是典型的藝術家思維，他任憑情感泛濫卻不愿傷害別人的初衷，是發(fā)自內心的真實。而他處理感情與家庭的方式，未免書生氣，又新潮又守舊，一敗涂地。

一場家庭暴風雨過后，沒有雨過天晴。

徐悲鴻蔣碧微所執(zhí)掌的家庭之舟，似乎偏離方向之后，又進入以往的生活軌道，他們仍成雙成對地出入社交場合，在眾人面前帶著微笑的面罩。徐悲鴻繼續(xù)走在成功的路上，而蔣碧微也并不拒絕徐悲鴻成功帶給她的一切。但是冷漠在他們之間默默滋長。只有他們心里明白，他們曾經有過的愛已是昨日黃花，比爭吵更無情的是日益增多的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