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年初的一個上午，在“小提包”任職期間，我們正準備去石灰石料場。這時，“小提包”告訴我們，克勒曼少校下達了命令，在路上和石灰石料場都不準講話?！皬默F(xiàn)在起不準講話！”他高聲叫著。

對這個命令，大家都感到失望和氣憤。說說話、討論討論問題是我們可以減輕勞動強度感的唯一方式。由于不準講話，我們在去石灰石料場的路上當然也就不能討論這個問題。但是，在吃中午飯休息期間，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lǐng)導班子和其他政治組織的首腦們秘密地制定出了一個方案。

在我們悄悄地制訂方案的同時，克勒曼少校本人也來到了我們吃午飯的棚子里。這是極不平常的，在我們?nèi)绱撕喡呐镒永飶膩頉]有如此高級別的人來看望過我們。他咳嗽了一聲說，他的命令是錯誤的，只要不大聲喧嘩，我們可以在石料場講話。他讓我們繼續(xù)吃我們的午飯，然后，轉(zhuǎn)身走出了棚子。我們?yōu)槿∠粶饰覀冎v話的命令而感到高興，不過，我們不知道他們?yōu)槭裁匆∠@個命令。

那天下午剩下的時間里，獄警不再強迫我們非常努力地干活兒，“小提包”也盡可能地向我們表示友好。他說，作為友好的一種表示，他決定撤銷對我們的一切指控。

那天下午，我發(fā)現(xiàn)自己被從靠近監(jiān)禁區(qū)入口處的第4號牢房轉(zhuǎn)移到了靠后面的第18號牢房。我的所有東西都被搬到了新的牢房。作為慣例，也沒有人告訴我為什么。

我們猜測，可能是有人來島上訪問。我之所以被更換牢房，是因為當局不想讓我第一個與來訪者交談。如果每個囚犯輪流發(fā)表他們的不滿意見，在來訪者到達第18號牢房之前，監(jiān)獄當局就可以說：“時間到了！”我們決定，為了統(tǒng)一，如果有人來訪問，每個人僅限于向來訪者反映自己的意見，其他意見都由第18號牢房的人負責集中反映。

第二天吃完早飯后，“小提包”告訴我們，我們不去石料場了。然后，克勒曼少校出現(xiàn)在我們的面前，他對我們說，海倫·蘇茲曼女士不久將來島上訪問我們。海倫·蘇茲曼是議會中唯一一位自由進步黨黨員，也是國民黨在議會中的唯一真正的反對派。不到15分鐘，蘇茲曼女士在監(jiān)獄管理局局長斯特恩將軍的陪同下走進了我們監(jiān)禁區(qū)的大門。她一一看望了每個囚犯，并詢問每個囚犯是否有抱怨意見。每個人都以同樣的方式回答：“我有許多不滿意見，但是，我們的代言人是走廊那頭的納爾遜·曼德拉?！弊屗固囟鲗④姵泽@的是，蘇茲曼很快就來到了我的牢房。她緊緊地握住我的手，并熱情地作了自我介紹。

與法官和地方行政長官不同，他們可以不經(jīng)允許而直接到監(jiān)獄進行訪問，而議員則必須先提出申請，得到批準后才能到監(jiān)獄來。蘇茲曼女士雖然不一定是唯一的一位，但卻是為數(shù)不多的對政治犯感興趣的議員之一。關(guān)于羅本島有許多傳說，因此，蘇茲曼女士親自來島上開展調(diào)查。

因為這是蘇茲曼女士第一次來島上進行訪問，所以，我首先讓她放心行事。她非常自信，完全不在乎周圍的環(huán)境，她建議我們立即開始談正題。斯特恩將軍和監(jiān)獄長站在她身邊，但是，我談問題并沒有轉(zhuǎn)彎抹角。我告訴她，我們希望伙食和服裝能得到改善，并要求伙食標準應該人人平等。我們希望提供必要的學習條件，我們沒有獲取信息的權(quán)利。例如，我們不能看報紙和其他更多的資料。我告訴她，獄警們野蠻粗暴，特別是范·任斯博。我說，他前臂上還刺著納粹“卍”字標志。海倫的反應就像是一個律師?！昂?，曼德拉先生，”她說，“我們不要把話題扯得太遠，因為我們不知道那是什么時候刺的。譬如說，是不是他父母給他刺的？”我向她保證，肯定不是他父母給他刺的。

正常情況下，我不會對某一位獄警提出不滿意見。在監(jiān)獄中，最好是圍繞總的原則目標開展斗爭，而不能與個別人進行糾纏。但是，不管一個獄警多么冷酷無情，他總得要執(zhí)行監(jiān)獄里的規(guī)定。不過，范·任斯博自己屬于另一類情況。我們認為，如果他不在羅本島，我們大家的情況將大不相同。

蘇茲曼女士聽得很認真，把我說的情況一一記錄在了一個小筆記本上，并許諾把這些情況反映給司法部。然后，她察看了我們的牢房，并與其他人簡單地進行了交談?？吹竭@樣一位勇氣十足的女士走進我們的牢房和在我們監(jiān)禁區(qū)的院子里漫步，本身就是一種少有的、令人稱奇的景象。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心懷善意進入我們牢房的女議員。

在蘇茲曼女士來訪期間，范·任斯博顯得十分緊張。凱西說，在蘇茲曼女士與我們談話的時候，范·任斯博就他過去的所作所為表示了道歉。但是，他的悔悟并沒有堅持多久，因為第二天他就告訴我們，他將恢復對我們的所有指控。后來我們得知，蘇茲曼女士把我們的情況上報到了議會，她訪問后僅僅過了幾周，“小提包”就被調(diào)離了羅本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