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倫進一步在所謂的睡眠室隔絕患者的知覺，他們每天有20到22小時處在藥物所致的睡夢中，護士每兩個小時為他們翻身以避免褥瘡，只在吃東西和上廁所時被弄醒?；颊弑槐３衷谶@種狀態(tài)15到30天，但卡梅倫報告說：“部分患者曾被施以連續(xù)65天睡眠治療?！贬t(yī)院員工受指示不許患者說話，而且不得告訴他們已在房間待多久。為了確保沒有人從這種夢魘脫逃，卡梅倫給一群患者小劑量有麻痹作用的箭毒素（Curare），實際上等于把他們囚禁在自己身體的牢籠。

卡梅倫在1960年的論文中說，有“兩大因素”能讓人維持“時間感和空間感”--換句話說，讓我知道我們在哪里和我們是誰。這兩大因素是“我們持續(xù)不斷的感官輸入，以及我們的記憶”?？穫愑秒姄魜硪种朴洃洠挥酶綦x間來抑制感官輸入。他決心強迫患者完全喪失他們對時間與空間的感覺?？穫愊嘈庞行┗颊邥鶕M食來判斷一天的時間，因此下令廚房改變進食的時間和食物，早餐供應湯，晚餐則供應麥片粥?！案淖冇貌烷g隔和菜色，使預期的時間產生混淆，我們就能打破這種結構。”卡梅倫得意洋洋地說。然而他發(fā)現即使他已想盡辦法，有一位患者仍然與外界世界保持聯系，方法是注意每天上午九時飛越醫(yī)院上空的飛機，發(fā)出“極輕微的轟隆聲”。

對熟悉酷刑幸存者證詞的人來說，這些細節(jié)聽來令人心痛。當那些囚犯被問及他們如何度過數個月或數年的隔離與殘暴對待時，往往提到聽見遠方教堂的鐘聲，或清真寺呼喚信徒祈禱，或兒童在附近公園嬉戲的聲音。當生活被限縮到只剩囚房的四面墻壁時，這些外界聲響的節(jié)奏便成了某種救生索，證明囚犯還是人，而在折磨之外仍有一個世界。“我聽到四次外面的小鳥在日出時的鳴叫，所以我知道過了四天。”一位當年烏拉圭獨裁統(tǒng)治的幸存者，在回憶遭到極為暴虐的刑訊時說。亞倫紀念研究所地下室那位身份不明的女士在一片闃暗中，在藥物和電擊的影響下，仍竭力傾聽飛機的引擎聲；她并非醫(yī)生照顧下的患者，而是被刻意囚禁以施行酷刑的犯人。

有數項強力的證據，顯示卡梅倫很清楚他在模擬酷刑的情境。身為堅定的反共分子，他樂此不疲地把他的患者當成冷戰(zhàn)的一部分。1955年在接受一家流行雜志的訪問中，他公開比較他的患者和面對審訊的戰(zhàn)俘，說他們“像共產黨的戰(zhàn)俘，往往會抗拒治療，因此必須打破抗拒”。一年后，他寫道，去模式的目的在于“真正‘消耗’防衛(wèi)”，并且指出“這就像瓦解接受持續(xù)審問的個人”。到1960年，卡梅倫已開始演說他的知覺剝奪研究，不只是對其他精神病學家演說，也對軍方的聽眾演說。在德州布魯克斯空軍基地（Brooks Air Force Base）發(fā)表的談話中，他沒有說自己在治療精神分裂癥，反而承認知覺剝奪“制造了精神分裂的初期癥狀”--幻覺、極度焦慮，還有與現實世界脫節(jié)。在這場演說的筆記中，他提到知覺剝奪后施以“輸入超載”（input-overload），指的是他采用的電擊和不斷反復播放錄音帶--同時也預告了一種即將誕生的審訊技術。

中情局資助卡梅倫的研究直到1961年，之后許多年美國政府如何利用他的研究，外界并不清楚。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情局資助這些實驗的證據終于在參議院的聽證會曝光，患者也對中情局提出史無前例的集體訴訟，但新聞界和國會議員往往傾向接受中情局的說辭：中情局是在進行洗腦技術研究，為的是保護被俘虜的美國士兵。新聞界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政府資助迷幻藥經驗的聳動細節(jié)。事實上，最大的丑聞是，中情局和卡梅倫輕率而毫無道理地，以他們的實驗撕碎許多人的生活--那些研究似乎一無用處：當時所有人都已知道，洗腦只是冷戰(zhàn)時期的迷思。中情局本身就鼓勵這種說法，寧可被嘲笑是迷信科幻小說的小丑，而不愿張揚資助一家聲名卓著的大學進行酷刑實驗--而這種避重就輕確實有用。第一位和卡梅倫搭上線的中情局精神病學家吉廷杰（John Gittinger），被迫在參議院聽證會上作證時，說資助卡梅倫是“一個愚蠢的錯誤……一個可怕的錯誤”。當聽證會要MK-Ultra計劃前主持人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解釋，為什么他下令銷毀這個2500萬美元計劃的所有檔案時，他回答“MK-Ultra計劃未能為中情局帶來任何真正有價值的結果”。在80年代MK-Ultra計劃曝光時，主流媒體報道與著作的調查，都一致把這些實驗描述為“心智控制”和“洗腦”?！翱嵝獭边@個詞從未被用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