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大約半年以后，毛澤東在閱讀艾思奇編的《哲學選輯》所作的批語中，對中庸思想的看法有了明顯的變化，認為它“本來有折衷主義的部分，它是反對廢止剝削又反對過分剝削的折衷主義”，又說，“中庸思想是反辯證法的，它知道量變質(zhì)，但畏懼其變，用兩條戰(zhàn)線方法來維持舊質(zhì)不使變化，這是維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論”。這就從政治上，又從理論上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禮記》大同理想對毛澤東的影響

少年毛澤東在韶山的私塾中讀經(jīng)的時候，自然攻讀了儒家的經(jīng)典、五經(jīng)之一的《禮記》。

《禮記》，是一部秦漢以前儒家討論禮制的論文集，多為孔子的弟子或再傳、三傳弟子所記，間有講述禮儀的古書。后來成為儒家經(jīng)典之一。相傳為西漢戴圣編纂，故又稱《小戴記》或《小戴禮記》。全書分《曲禮》、《檀弓》、《中庸》、《大學》、《禮運》、《樂記》、《雜記》等49篇。

年輕時的毛澤東對《禮記》這部書是非常熟悉的。在1913年10月至12月記的《講堂錄》以及稍后的書信和文章中，曾引用了不少《禮記》中的話。

《禮記》對毛澤東影響最深遠的，恐怕要數(shù)其“大同”思想了。

中國儒家所追求的大同思想，其本質(zhì)是“天下為公”。這在孔孟的經(jīng)書里，都是有表述的。毛澤東少年時代在私塾里讀了五經(jīng)、四書時，對于其中所描述的大同思想，雖然不能說就是真的懂得了，但是總算是有了接觸，這對于他后來理解康有為的《大同書》，是有直接幫助的。

《禮記·禮運》明確地提出了“大同”概念，并對理想的大同社會進行了具體的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在這里，大同世界的本質(zhì)是一個“公”字。這個“公”字，體現(xiàn)在用人上，是選賢任能；體現(xiàn)在人與人的關系上，是講究“信”與“睦”（互相信任和團結）。人們在生活中，“不獨親其親”，還要“親”他人之“親”，“不獨子其子”，還要視他人之子如己之子。這樣，人與人互相關心，就造成了“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也有人照顧的充滿愛的世界。這樣的社會，有東西不必為自己去爭，整個社會太平安定，沒有盜賊，夜不閉戶。

要說明的是，中國古人所說的“大同世界”，還只是神州大地范圍內(nèi)的“大同世界”，因為那時的中華先民，尚不知道神州大地之外還有更廣闊的世界。康有為在《禮記·禮運》基礎上所著的《大同書》，就大有不同了。康有為所說的大同世界，不僅是指神州大地范圍內(nèi)的大同世界，還包括著神州大地以外的今天我們所知道的全世界的“大同”。這種“大同”，是比中華先民思想中的大同世界更宏闊的“大同”。

康有為的《大同書》，繼承并發(fā)展了儒家的大同思想，融進了近代社會的改良主義，提出了比儒家的大同思想更豐富、更符合當時歷史發(fā)展的“大同”思想，其本質(zhì)是以“公”為核心建立一個更理想的社會。諸如政府皆由民選、男女同棲不得逾一年、婦女懷孕入胎教院、兒童出生入育嬰院、兒童按年齡入蒙養(yǎng)院和各級學校、成年人由政府分配從事各項事業(yè)、病人入養(yǎng)病院、老人入養(yǎng)老院、設公共宿舍和公共食堂、明確獎罰、死后火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