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初期，日本的人口為3000萬，而當時的歐洲只能養(yǎng)活500萬至1000萬人，這不得不歸功于水稻種植和手工農具技術的改良，使得3000萬的人口能夠獲得足夠的卡路里生存下去。19世紀到來的時候，中國人口數(shù)量約為3億，但是隨后的短短50年，中國人口迅速超過了4億。而且學術界認為，古典文獻中的人口普查往往都被認為可能低估，僅僅4億這個數(shù)字就已經足夠龐大，如此的人口規(guī)模在中國歷史上已經算是空前。

    按照英國經濟學家、人口論奠基人馬爾薩斯的人口增長超過食物供應增長趨勢的理論，人口有幾何增長的趨勢，而食物供應只有算術增長的趨勢，而且人口存在無限增長的趨勢，直至食物供應的極限。當中國人口數(shù)剛剛超過4億大關之際，1851年1月11日，也就是清代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宣布起義。怎么會如此巧合，人口剛達4億，太平天國起義就開始？

    實際上，危機早已存在，就像2008年熱播好萊塢大劇《功夫熊貓》中的龜仙人所言，“世間無巧合，萬事皆有可能，命中注定的事逃也逃不掉。”早在洪秀全起義之前，清朝初期，東南沿海就出現(xiàn)了嚴重的缺糧現(xiàn)象。自康熙末年，江浙閩粵地方耕地稀少，產米尚不敷民食，多靠商人運米接濟，經常“米價騰貴”，尤其是閩粵“逼近海岸，山多田少，民稠土狹，產谷稀少”，加上當時生齒日繁，人口迅速增加，以及不時的澇旱災，出現(xiàn)“民食不足”的現(xiàn)象。東南沿海米價騰貴，民食不足，是清朝統(tǒng)治者亟待解決的問題。

    特別是自從“米價騰貴”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時候，當時親政不久的乾隆皇帝感到十分棘手和不知所措，長時間內并未找到造成米價上漲的原因，更不用談及有效的解決問題了。直到乾隆十三年，敏銳的乾隆雖然發(fā)現(xiàn)全國各地連年米貴，但經過“反復推究”，卻依然“莫知致此之由”。于是乾隆傳諭各省督撫，實意體察，據(jù)實陳奏。接過各地的奏折，乾隆采取了核減采買倉谷、特免米豆稅等一系列“優(yōu)惠”政策，以圖平抑米價，但都無功而返。最后，經過10年的統(tǒng)計研究，乾隆才找到了病因：康乾盛世的人口劇增使得社會對糧食的需求也水漲船高，而糧食的總產量卻未有實質性的改觀。

    清朝道光十三年，全國田畝為742000000畝，而人口增至398942036人，人均土地只有1.86畝。根據(jù)清代文學家洪亮吉的觀點，當時人均有4畝田產才能養(yǎng)家糊口，道光年間的人均數(shù)顯然已經遠低于這個平均值，人口與田畝、糧食之間的比例嚴重失調，農民起義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的事情。而且道光年間天災人禍頻繁，天公不作美，道光二十一年剛過了春節(jié)，全國各地因災荒而要求糧食支援的奏折就如雪片般送往京師，同時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使賠款成為壓在人民身上的巨大負累。

    根據(jù)《清史•宣宗本紀三》上的記載：

    是月，賑奉天白旗堡水災旗戶。給江蘇江都、丹徒二縣水災倉穀，奉天小黑山站丁，江蘇廟灣場灶丁，安徽東流、繁昌二縣水旱災口糧。貸湖北沔陽等八州縣衛(wèi)、湖南武陵縣、甘肅金州等五州縣水災籽種，江蘇上元等十一縣、甘肅皋蘭縣水災口糧，山西河曲縣雹災倉榖。

    但這只是整個道光執(zhí)政期間所發(fā)生災荒的冰山一角。

    道光二十九年，這年正值大荒，以廣東、廣西、湖南等地最為嚴重，村鎮(zhèn)間饑民成群結隊，向地主索取錢米，地主武裝不僅沒有開倉放糧救萬民于水火，相反大打出手，造成多起流血事件。長江流域湖北、安徽、江蘇、浙江四省發(fā)生一場百年來最大的水災，沒有被淹死的饑民餓著肚子沿街乞討，常常以草根、樹皮和觀音土為食，直至奄奄一息，當時的悲慘情景著實不堪入目。這些都為洪秀全的革命理論提供了一個被廣大民眾所接受的現(xiàn)實基礎。盡管積極賑災，但為此殫精竭慮的道光皇帝仍然沒有阻止太平天國起義在全國成燎原之勢。在絕望之中，病入膏肓的道光皇帝迎來了駕崩的日子，這也許是道光逃避罪責的最佳方式，雖然這并不都是他的錯，畢竟當乾隆對清朝人口的激增放任自流的時候，就注定了太平天國起義的必然爆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