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約翰遜博士(Dr Johnson)的話說，文化研究是"把兩個牲口強拉硬拽地套在一個軛里"。約翰遜博士是在談及隱喻的構(gòu)成和文學性、政治性書寫的構(gòu)成時說這番話的。說得更精確些，它是關(guān)于文學和政治的書寫，是文學性-批評性的書寫，但它想被人視為政治性的書寫，而不想被人視為小說創(chuàng)作或政治演講稿之類的書寫。這種形式的文化研究，歷史可謂悠久，可以追溯至政治現(xiàn)代性(political modernity)和自由人文主義(liberal humanism)的肇始時期，即18世紀政治主權(quán)由君主而人民的那個時期。它是啟蒙時期期刊叢生的結(jié)果。

　　在隨后的兩三個世紀里，這種書寫模式開始分岔。某些分支繼續(xù)在僅印一面的大報的背面氣急敗壞、暴跳如雷，特別是在這類大報的周末版或文學增刊的背面氣急敗壞、暴跳如雷。在這里，在藝術(shù)的名義下進行的紳士派頭的業(yè)余的社會批評，在公共價值的名下進行的紳士派頭的業(yè)余的藝術(shù)批評，其技術(shù)自18世紀年代以來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即使經(jīng)典文學大師的排列也是始終如一。這正如湯姆·沃爾夫所言(Wolfe, 2000：27)，大師的名字"就像坐轎車抵達的名流那樣輕聲低語和奕奕生輝"。這個競技場上的作家們往往不把自己的所作所為等同于文化研究。的確，文化研究通常被視為后現(xiàn)代世界的一大罪惡。他們對它只能氣急敗壞、暴跳如雷?！　?/p>

　　圍繞著社會展開的文學書寫的另一個分支，或多或少地從期刊業(yè)撤退到了更加專業(yè)化的學術(shù)界。那些期刊面向政治上活躍的公眾，或者致力于創(chuàng)造政治上活躍的公眾。在學術(shù)界，喜歡讀書看報的公眾變成了小說讀者，政治也變成了道德抗議。文化研究(我們眼中的文化研究)只是這整個分支的一翼。其實早在20世紀60年代，湯姆·沃爾夫就覺得，文學性-知識性的散文已經(jīng)"過時"。但是，"英國優(yōu)雅散文形式(British politeessay form)"中的"圖書和道德抗議"，可謂文化研究的史前形式：　　

　　幸存至今(暗指20世紀60年代)的英美文學性-知識性模式，遠比150年前的攝政英國時期時髦。攝政英國時期創(chuàng)辦過許多期刊，諸如《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布萊克伍德季刊》(Quarterly, Blackwoods)、《倫敦雜志》(London Magazine)、《主考官》(Examiner)、《威斯敏斯特評論》(Westminster Review)。這些期刊成了受過教育的紳士-票友的交流平臺。在此平臺上，他們以博學的方式，在圖書與政治這兩個話題上捭闔縱橫。圖書與政治在那個時代似乎是自然的組合，因為法國大革命及其災后時期，令太多的文人雅士興奮陶醉。……引人注目的是，文學性-知識性模式被那個格式鎖定了一個半世紀之久：紳士-票友以英國文雅散文的形式，關(guān)注圖書，進而進行道德抗議。(Wolfe, 2000：28)

　　然而，沃爾夫?qū)τ谶@種形式的批評，并沒有阻止他成為這種形式最佳的解釋者。在他眼中，這種形式具有"理論上的非連貫性"，他就以這種形式嘲諷這種"理論上的非連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