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海安

　　(710062，陜西西安市，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章懷太子李賢（654-684）是唐高宗與武則天的兒子。他在當皇太子的時候曾給《后漢書》作注?，F在保留在《后漢書》中的注就是他所作注的版本。李賢注《后漢書》是在他短暫人生中留下來的最輝煌的一頁。章懷太子李賢為什么要給《后漢書》作注？傳統(tǒng)觀點認為李賢作注的原因是為了隱射他母后武則天臨朝，武氏外戚干政、專權。（如吳楓、常萬生《女皇武則天》，遼寧教育出版社，1986年；李新民《古都西安漫記》，新華出版社，1985年；趙文潤、王雙懷《武則天評傳》，三秦出版社，2000年；劉芳玲《武后地位的上升與文化學術活動的關系分析》，《燕山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年4期）我認為這種觀點失之偏頗，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地探討。

　　一、章懷太子注《后漢書》的經過

　　史載，上元二年（675）六月三日，李賢立為太子后不久，便積極召集當時一批學者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注《后漢書》。太子身邊聚圍眾多學識淵博的學者和生徒，且可以便利地利用國家眾多的史館和相關機構，因此，李賢很容易組織起一批學者進行著述立說活動。

　　李賢在注的過程中，他既是《后漢書》注的組織者，又是參與者。雖說《后漢書》并非他一個，但他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在他所注釋中，一般都以"臣賢案"之語標出自己在作注過程中的看法和心得。縱觀李賢注的《后漢書》，他作注的特點主要體現在注音、釋義、?？焙脱a遺等四個方面。在注音釋義時，李賢翻檢了前人大量的書籍，盡量列舉始見書的例證，注意從音、詞義的歷史演變考察，力求做到正本清源，這樣既指明了出處，又解釋了詞義。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后人理清了詞義發(fā)展的脈絡，使注音釋義更具有全面性和系統(tǒng)性。李賢并非是單純地作注，尤其對文中難懂之處追溯源流、?？笨甲C,并且通過大量的補遺史料，豐富了《后漢書》內容，如人物、地理和闡釋典章制度，李賢翔實地注釋文中相關的人物時間、歷史地理沿革及典章制度淵源，有的還附載了唐代當時的相關情況，尤其是在歷史地理沿革方面。李賢對于前人的記載，引文引書，表舉出處，態(tài)度慎重，運用了綜合、分析及校勘等方法來考辨史料，糾繆正誤?？v觀李賢注中考證涉及范圍很廣，有注明字音；訓詁釋義；?？蔽淖?；注釋地理；考釋名物典故；對于存疑的，不擅自改易辭句，常常條列異文以備考證，這種嚴謹的治史思想值得我們學習。

　　李賢組織一批學者對《后漢書》進行作注，其所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注疏是解釋和補充原作的作品，但其耗費的精力，甚至其難度有時超過原作。清代著名學者王先謙曾感嘆為《后漢書》作注之難，"不通訓詁則文字之假借不明，不熟悉其典章，則掌故之沿革不備，不能遍得其遺碑斷刻之文詞，則一人之歷官行事固有不得其詳者矣。"（［清］錢大昭《后漢書辨疑》跋，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4年）李賢等人在作注的過程中，廣征博引，采擇群書，舉凡歷史事件、典章制度、人物稱謂、天文歷法、地理區(qū)劃等，都有或詳或略的解釋，更是超出原作范圍給后人以更多的知識，也為后世讀者或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儀鳳元年（676）十二月三日，該項浩大的工程便告已成功。李賢將此書獻給高宗時，高宗十分高興并手賜褒獎，敕文說："皇太子賢自頃監(jiān)國，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既盡于哀矜；刑網所施，務存于審察。加以所覽余暇，專精墳典。往圣遺編，咸窺壸奧；先王策府，備討菁華。好善載彰，作貞斯在，家國之寄，深厚所懷。"（《舊唐書》卷八六《高宗中宗諸子·章懷太子賢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2831頁）唐高宗對章懷太子李賢注重文治之業(yè)大加稱贊，并賞賜三萬段以示嘉獎。同時，還號召其他皇子要向李賢學習。這件事讓李賢名聲大振，李賢通過注《后漢書》使他的太子地位和聲望都得到了顯著提高。

　　《后漢書》注中保存了大量唐以前學者對東漢歷史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為后世保留大量的珍貴史料，有些成為后代輯佚的史料資源。因此，李賢注《后漢書》的版本成為今天研究東漢的歷史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史書，同時，對研究當時初唐一些社會歷史、語言以及地理等情況，也是彌足珍貴的資料。

　　二、章懷太子注《后漢書》與"武氏專權"無關

　　傳統(tǒng)觀點認為李賢注《后漢書》，用東漢外戚專權以影射母后臨朝，反對武氏外戚干政、專權。要弄清這個問題，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分析，以便對李賢注《后漢書》目的有個明了和正確的認識。

　　第一，參加作注人員情況（據兩《唐書》）

　　表一：

　　按：此表中提到許叔牙，《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許叔牙傳》中記載他曾任為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卒于貞觀二十三年（650），這時李賢還未出生。而《章懷太子賢傳》中記載他參加了注《后漢書》活動，參考其它史料不見有相關記載，二者記載相矛盾，《舊唐書》卷八六《高宗中宗諸子·章懷太子賢傳》中記載應有誤。

　　從上面表格明顯看出，除左庶子張大安當時為宰相，其他參與作注者當時地位不顯，甚至不少人在兩《唐書》及其它重要基本史料中均無記載。從參與人員的身份地位上相比，與前太子其兄李弘在母后武則天支持下編撰《瑤山玉彩》的盛況大相徑庭。當時參與太子弘編纂工作的絕大數都是朝廷重臣，如許敬宗、上官儀、高智周以及許圉師等。從這一點可窺探出：李賢剛立為太子，周圍還沒有形成強有力的勢力集團。而這時的武則天勢力已大長，不再需要利用太子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因此，李賢進行著書立說，武則天不會為他張羅著述立說之事。

　　李賢剛被立為太子，其實力遠未達到敢明目張膽和母后相抗衡的地步，且武則天政治敏感很高、猜忌心很強，在這個階段，聰明的李賢為了自己儲君地位，絕不會也不敢利用注《后漢書》來譏諷母后臨朝專權，這樣冒然地去挑釁威嚴的武則天，嚴重的后果他不可能不知道。此時，李賢只是想通過這種著述立說行為，廣交文人學士，提高自己的政治影響和聲譽，同時，可以暗地接納自己的羽翼。

　　李賢剛被立為太子，其實力遠未達到敢明目張膽和母后相抗衡的地步，在這個階段，聰明的李賢為了自己儲君地位，絕不會也不敢利用注《后漢書》來譏諷母后臨朝專權，這樣冒然地去挑釁政治敏感很高、猜忌心很強的武則天威嚴，嚴重的后果他不可能不知道。此時，李賢只是想通過這種著述立說行為，廣交文人學士，提高自己的政治影響和聲譽，同時，可以暗地接納自己的羽翼。

　　第二，時諸武在朝中的權勢武士彟死后，武則天和其母受到百般刁難。當她被立為皇后后不久，榮國夫人（武則天的母親）"嘗置酒，謂惟良等曰:'頗憶疇昔之事乎?今日之榮貴復何如?'對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貴達,豈意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夙夜憂懼,不為榮也。'榮國不悅。"通過這段史料來看，武則天和武氏家族的關系并不很密切。武則天立為皇后以后,為提高聲威,鞏固地位，還曾編寫了《外戚誡》一書獻于高宗,表示自己要無私于天下。面對諸武子弟之毫不領情、出言不遜的態(tài)度，武則天被激怒了，對他們進行了無情地打擊報復。不久"皇后乃上疏，請出惟良等為遠州刺史"，這表明了武則天"外示謙抑，實惡之也"。（《資治通鑒》卷二零一，高宗乾封元年條，中華書局，1976年，第6349頁）乾封元年（666），武則天設計毒死了高宗寵愛的魏國夫人而嫁禍于惟良、懷運，并"諷百僚抗表請改其姓為蝮氏，絕其屬籍"。（《新唐書》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4728頁）元慶至龍州憂郁而死，元爽坐事流放振州而死。懷運之嫂善氏因為曾經不禮于榮國，因惟良罪坐連被沒入掖庭，"榮國令后以他事束棘鞭之,肉盡見骨而死"。（《資治通鑒》卷二零一，高宗乾封元年條，第6350頁）

　　在這個期間，諸武子弟因為與武后母女間的宿怨,遭到了武則天冷酷地懲罰,飄流異鄉(xiāng)。武則天沒有讓武氏子弟中的任何一位來繼承其父武士彟的宗嗣與爵位,卻選擇了一位外姓子弟，自己的外甥賀蘭敏之,令他改姓武氏,襲爵周國公。故終高宗一朝,武則天并沒有賦予武氏人員太多的權勢，諸武更沒有很受寵，相反受到武則天大肆打擊。

　　另一方面，再據史料列舉武氏在高宗和武周朝中任官的具體時間相關情況，來分析李賢為太子期間，武氏外戚是否受寵、專權？

　　表二：

　　據上表分析，在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四日，唐高宗去世之前,武則天并沒有重用她武氏家族的人，這時候武氏子弟沒有一人擔任過宰相之職。李賢立為太子前，武氏家族并未受到榮寵，反而，武則天給予他們打擊。李賢立為太子期間（675-680年），以及李賢被廢直至文明元年（684）二月二十七日自殺，這兩段時間中，武氏成員在朝中也都沒有什么顯赫的地位，更不用說在朝廷中掌握實權。因此，傳統(tǒng)觀點指責武氏外戚在這段時間干政、專權是不切實際的！

　　諸武權勢增長，干政、專權是在高宗死后。武則天在高宗死后,并不甘心隱居幕后,退出政治舞臺做一個循規(guī)蹈矩的皇太后，面對反對者，她開始提拔重用武氏家族。光宅元年(684),武則天提拔武承嗣任宰相一職,以后還陸續(xù)把武攸寧、武三思也任命為相,讓他們直接參預國家機密，諸武氏人員充當武則天的耳目和政治工具。在武周朝，與其他皇帝一樣，武氏外戚多被封為王，武則天給予自己宗室相應的榮譽，這是符合禮制。上表中武氏家族中只有三人任職宰相，但時間都不是很長，武則天選拔人才比較重視真才實學，對自己武氏外戚也不盡全信任，對他們也一再罷貶。這期間武則天經常還委任非武氏姓的為宰相和重臣，且當時的臣僚也敢于批評武氏外戚的過失，如《冊府元龜》卷四五九《臺省部·公正》記載：孫萬榮犯河北時，武懿宗臨陣畏怯不前，敵軍退后，卻請誅殺為敵詿誤的河北百姓。以致當廷遭到左拾遺王求禮的反對，并向武則天請求"先斬懿宗以謝河北官吏百姓。"由此可見，即便是在武則天臨朝稱制及武周時期，武氏外戚也未達到專權的地步。"終武則天之世，武氏外戚很少擔負軍國重任，至宰輔者也只有武承嗣、武攸寧、武三思三人。"（王雙懷《武周宰相數目考》，《唐史論叢》第五輯，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98頁），那種認為李賢為太子期間武氏外戚專權的觀點就言過其實。浸透儒家道德觀念的和忠心李唐王朝的官僚認為武則天違背了他們政治的理念，因為他們非李氏，武則天又是一位女性，所以，在歷代很多史書關于武則天及其武氏家族記載中頗有一定的夸大和渲染性的指責，這是不公正、不客觀的。

　　另外，東漢和帝以后，出現了六個太后臨朝的局面，外戚多因裙帶而掌權。由于范曄《后漢書》中對東漢大權旁落太后和外戚手中的史實記載較為詳細。時正值"高宗自顯慶后，多苦風疾，百司奏事，時令后決之"，武后經常幫助高宗批閱奏章，且處事"常稱旨，由是參預國政"。（《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本紀》，第81頁）武則天勢力隨之不斷膨脹。而在這種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恰巧這時李賢選《后漢書》作注，因此，這種巧合在很大程度上，不由讓人產生聯想，誤認為李賢作注主要是為了影射其母后武則天臨朝，武氏外戚干政、專權的錯誤觀點。

　　三、章懷太子注《后漢書》的真正原因

　　事實上，章懷太子選擇《后漢書》作注并不是為了影射武氏專權，而是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政治目的。

　　1.唐初重史思想

　　史學具有強烈的經世致用、為現實政治服務的色彩。唐代最高統(tǒng)治階級集團把史學作為鞏固政治統(tǒng)治的一個重要手段，政府的積極支持，史學在唐代取得很大的發(fā)展和成就。

　　武德五年(622)十二月，唐高祖李淵下《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舊唐書》卷七三《令狐德棻傳》，第2597頁），支持修史工作。唐太宗即位后，在貞觀盛世出現了勤修史的盛況。二十四史中的八部正史就是在這一時期編纂的。高宗李治也是高度重視史學。導致自唐一代都有著重史的思想。

　　2．文化活動的政治投資

　　宮廷置館延攬文人學士著書，歷來都具有政治色彩。這些文化機構活動、著書立說表面上是一項學術活動，但實際上卻是一項政治投資。（劉方玲《唐初文學館與儲位之爭的關系論析》，《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科版，2005年1期）唐太宗為秦王府文學館，即位后置弘文館等文化機構，這些都并非是一般純學術的機構，還可以參預政事。在這種政治傾向下，唐初期，皇子們往往將自己擁有的私人文化機構變成了一個政治性工具，并常以著述活動召集賓客，壯大自己力量。貞觀后期，太子承乾因好聲色，品行不端莊而失寵于太宗，時李泰受寵，太宗"特命于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十年二月條,第6119頁）李泰自文學館建立后，"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族子弟更相因藉，門若市然"。（《新唐書》卷八零《濮王泰傳》，第3570-3572頁）借機修撰《括地志》，李泰培植大批的私黨羽翼。清代王謨在《漢唐地理書鈔》中也一針見血指出，李泰修《括地志》是"為傾儲奪嫡之計"。（［清］王謨《漢唐地理書鈔》，中華書局，1961年，第224頁）太子承乾為和李泰活動相抗衡，也令孔穎達、顏師古著書，以擴大政治聲譽，攬羅人才。龍朔元年（661），時太子弘年僅九歲，與侍臣宮僚博采古今文集，編寫五百卷的《瑤山玉彩》類書。龍朔二年（662）上表。參與人員除東宮官屬外，其余均為朝中重臣，年幼的太子弘掛名而已，這活動背后主要支持和策劃者應該是其母后武則天。

　　可見，唐初宮廷文化學術活動與政治利益密不可分。在此種風氣影響下，李賢立為太子不久后，便組織人員進行注《后漢書》活動。

　　3．漢學成為顯學及個人愛好

　　隋唐統(tǒng)一王朝時期，漢學在統(tǒng)治集團重視下逐漸成為顯學。唐太宗至唐高宗時期，唐初漢學繼續(xù)得到發(fā)展并達到極盛時期（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21頁），同時涌現了一大批專治《漢書》的學者，并在當時產生重要的影響。

　　隋朝大業(yè)中，最為著名的蕭該和包愷，二人聚徒教授講學，門生達數千人，可謂盛況空前。史稱："于是《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隋書》卷七五《儒林傳·包愷傳》，中華書局，2000年，第1716頁）貞觀二年（628），李大亮有佳鷹卻不獻太宗，不投其所好之物以邀寵，太宗知道后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并說："卿立志方直，竭節(jié)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尋典籍。然此書敘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舊唐書》卷六二《李大亮傳》，第2388頁）由此可見，唐朝初期也十分重視漢學。唐貞觀十一年（637），"時（太子）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為學者所重"。（《舊唐書》卷七三《顏師古傳》，第2595頁）漢學宗師顏師古對《漢書》作注，此舉對唐及后世漢學的發(fā)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皆名家。"（《新唐書》卷一九八《儒學上·敬播傳》，第5656頁）

　　范曄著的《后漢書》內容完備，文筆流暢，文簡而意賅。尤其是他的論贊部分，評論是非得失，總結經驗教訓，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史書。在當時與《史記》、《漢書》并成為有影響力的三史。李賢為沛王期間，當時著名的漢學學者劉訥言就曾給他詳細講授《漢書》，這對他以后選擇《后漢書》作注，也有著很大的關系。時漢學大師顏師古已經給《漢書》作過注，所以，《后漢書》便成為章懷太子首選目標了，這也是很自然的事。

　　況且，唐朝離范曄成書已有二百年，距東漢已有六百余年，經年久遠，古籍文字便難以明白，需要再解釋，疏通文義以便閱讀。宋代鄭樵在《通志·藝文略·春氏左秋傳》中云："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為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為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為古人之文言難明也，實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于今者之難明也。"（《四庫全書》第37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10頁）南北朝至隋唐，給史作注的風氣極盛。而這時期，漢學日益成為顯學，《漢書》由漢至南北朝，據顏師古所統(tǒng)計就有二十三人為其作注。（李宗侗《中國史學史》，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年，第181頁）李賢給《后漢書》作注不僅是時代背景的產物，也是社會需求的自然產物。

　　四、簡短結論

　　綜上所述，章懷太子選擇《后漢書》作注的背景有以下四個方面原因：其一，唐初統(tǒng)治者重史學的影響；其二，文化活動的政治投資；其三，時漢學成為顯學，及個人愛好；其四，社會的需求。因此，在唐初這種政治環(huán)境和崇尚學術研究社會風氣影響下，李賢在剛立為太子后不久，便積極組織一班人馬給《后漢書》作注，因此，并非是傳統(tǒng)觀點所認為的李賢注《后漢書》目的是譏諷母后臨朝，反對外戚干政、專權。

　　《后漢書》注成書于眾人之手，且成書時間也快，難免有疏漏和失誤之處。王先謙曾評價李賢注《后漢書》說："詳觀章懷之范注，不減于顏監(jiān)之注班。昔非一手所成，不免有踳駁漏略之處。"（［清］王先謙《后漢書集解述略》，中華書局，1984年，第4頁）雖有瑕疵，但不能因此而抹煞其歷史貢獻和價值。章懷太子李賢為我國古代史學發(fā)展史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為后世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