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太原有過宗教徒"尸送近郊以飼鳥獸"的葬俗，兩位學者認為是中亞祆教葬俗。祆教葬俗是：由辦理喪事的專業(yè)戶前往收取尸體，放置到城外特建的處理喪事院落中，由院內(nèi)所養(yǎng)家狗吃掉尸體上的肉，然后將骸骨埋葬，不用棺材。太原葬俗和這種情況不一樣，應是佛教"野葬"葬俗，即僧人尸體由其弟子或同寺僧人放置于郊野、山谷，施舍給鳥獸（包括野狗）作食物，然后收遺骨起塔埋葬。這種佛教葬俗隋唐時期實行于長安、洛陽地區(qū)，太原佛教氛圍濃厚，當不例外。

　　《舊唐書》卷112《李暠傳》記載他于唐玄宗開元（713-741）初期赴山西太原擔任太原尹、太原以北諸軍節(jié)度使，革除了當?shù)氐囊粯对崴?。這樁葬俗的具體情況是：

　　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為業(yè)，及死不殮，但以尸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為'黃坑'。側(cè)有餓狗千數(shù)，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

　　《新唐書》卷78本傳的記載將"有僧徒以習禪為業(yè)"徑直稱為"為浮屠法者"。所謂習禪僧徒，即以禪觀作為修習法門的佛教僧人。而浮屠是佛陀的異譯，浮屠法即佛教。那么，唐代太原"黃坑"葬應是佛教的葬俗。然而近半個世紀學者們卻對這種葬法的宗教屬性產(chǎn)生了分歧意見。已故史學大師岑仲勉先生在其《隋唐史·唐史第34節(jié)》（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初版；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新1版）中指出："此實祆教之習俗，所謂黃坑，西人稱曰無言臺（Silence Tower）"；"唐人目為浮屠法，由于不辨外教之原委也"。蔡鴻生先生不同意岑氏的說法，其專著《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第27頁（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版）指出："'以尸送近郊飼鳥獸'，當即玄奘所記'棄林飼獸'的印度式'野葬'，它被太原僧徒實行，正是恪遵天竺古法。"嗣后，林梅村先生在《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上發(fā)表了《稽胡史跡考》一文，考察太原1999年發(fā)現(xiàn)的隋代虞弘墓，推斷虞弘的種族屬步落稽，步落稽之名應來自突厥語"魚（balaq）"，魚國可能出自中亞的比千部落，因而太原魚氏后人信仰火祆教。這篇論文還征引唐人杜佑《通典》卷193《康居》中一段有關中亞祆教葬俗的記載（詳下），宣稱："這將有助于了結(jié)火祆教研究史上一段公案"，"虞弘墓的發(fā)現(xiàn)可證岑仲勉的判斷是正確的"。我認為"了結(jié)"云云，似乎為時尚早。而蔡先生的說法可惜只是點到為止，沒有展開論述。因此，這里提出自己的看法，雖然結(jié)論和蔡先生一致，畢竟不是拾人余唾。

　　我認為唐代太原"黃坑"葬，確系佛教葬俗，兩《唐書》言之不差。唐釋玄奘親歷印度，其《大唐西域記》卷2記載了印度佛教的葬儀，說："送終殯葬，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飄散；三曰野葬，棄林飼獸。"所謂野葬，即將僧人尸體丟棄林中，飼養(yǎng)鳥獸。大乘佛教倡導"六度"，認為是六種由生死此岸到達涅槃彼岸的法門，其中之一是布施（檀那）。野葬即是僧人死后"以身布施"的方式。

　　野葬又叫林葬，在中國佛教界也很盛行，特別為佛教的一個宗派--三階教所奉行。隋文帝開皇十四年（594），三階教的創(chuàng)始人信行在京師長安真寂寺圓寂，即依此法舍血肉身喂養(yǎng)鳥獸，然后收骨起塔。后來，他的弟子本濟、慧了、僧海、道安、裴玄證、尚直、管真、管均等，都采用這種葬法。長安南面終南山的楩梓谷，便是三階教僧人的尸陀林。后來陪葬信行塔側(cè)的墓塔漸多，到唐代中期遂建百塔寺，成為三階教徒的圣地。雖然三階教在隋唐時期幾次被國家取締，但野葬作為佛教界普遍奉行的葬俗，畢竟不會伴隨三階教的斷絕而銷聲匿跡。一直到晚唐時期，洛陽地區(qū)的佛教界還采用這種殯葬方式?！端胃呱畟鳌肪?2《從諫傳》記載：唐懿宗咸通七年（866），洛陽廣愛寺僧人從諫"無疾而化"。弟子玄章等人"奉遺旨，送尸于[洛陽]建春門外尸陀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鳥獸]一無近者。遂以餅餌覆之，經(jīng)宿有狐狼跡，唯啖所覆，身且儼如。乃議用外國法焚之，收合馀燼，起白塔于道傍"。可以看出，佛教野葬葬俗的實行，僅就隋唐時期而言，在時間上貫穿其始終，在空間上分布于東西兩京地區(qū)。作為被唐中葉官員禁斷這種習俗的北方重鎮(zhèn)太原，佛教僧徒實行野葬法，自是符合一時風氣的事情。

　　《隋書》卷22《五行志上》"毛蟲之孽"條記載了太原一帶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說：北朝末期，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市）、肆州（治今山西代縣）"諸州多狼而食人"。并引《洪范·五行傳》說："狼，貪暴之獸，大體以白色為主，兵之表也。又似犬，近犬禍也。"尸體棄于郊野，招來餓狼，遂成狼災，引來餓狗，則成狗禍。這沒有什么可奇怪的。

　　現(xiàn)在再來看看唐代太原的佛教環(huán)境。太原的北面，有北魏時期在山西大同市開鑿的云岡石窟，是我國佛教的三大石窟之一；還有山西五臺縣的五臺山，是我國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唐代已成為國際性的道場。在唐武宗會昌年間，朝廷下令在全國范圍內(nèi)毀佛，一共拆毀國家賜額的大型正規(guī)佛寺4600多所，私立小寺招提、蘭若四萬多所，沒收寺院上等良田數(shù)千萬頃，勒令僧尼還俗260500人，解放寺院奴婢15萬人，還焚燒、銷毀大量佛教文獻和金屬土木佛像。當時日本僧人圓仁在中國，在他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中記述了自己耳聞目睹的情況，說："唯黃河已北鎮(zhèn)、幽、魏、潞等四節(jié)度，元來敬重佛法，不毀拆寺舍，不條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動之。頻有敕使勘罰，云：'天子自來毀拆焚燒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這是說北方藩鎮(zhèn)割據(jù)，拒不執(zhí)行朝廷的毀佛詔令。潞州的治所即今山西長治市，在太原的東南面，這里成了佛教的避難所。當然，圓仁的說法有些過頭?！顿Y治通鑒》卷248記載：五臺山僧人被迫還俗，"多亡奔幽州"。宰輔李德裕召見幽州鎮(zhèn)駐京人員，說："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于人口。"幽州節(jié)度使張仲武于是封二刀交付把守居庸關的將士，說："有游僧入境，則斬之。"但北方藩鎮(zhèn)在毀佛運動中不積極配合朝廷行動，應是當時的實際情況，只是沒有圓仁講得那么絕對罷了。處在這個佛教圈子中的太原，佛教并沒有受到多少實質(zhì)性的打擊，這個情況不脛而走，名聲遠揚。因此，當毀佛運動剛剛過去，唐宣宗登基后再度復興佛教時，遠在湖南長沙的潭州道林寺僧疏言，居然毫不旁騖，準確地直奔太原，來搜求佛教經(jīng)卷?！度圃姟肪?66收錄在太原任河東節(jié)度使盧鈞幕府巡官的李節(jié)所寫的《贈釋疏言還道林寺詩》。這首詩為疏言返回長沙送行，其序言說：

　　道林寺，湘川之勝游也，有釋疏言，警辨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盧鈞），天下仁人。我第往求釋氏遺文，以惠湘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杖而北游。既上謁軍門，范陽公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蘊帙者，至釋祠而不見焚而副剩者，又命講丐以補繕缺漏者。未幾，凡得釋經(jīng)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年（855）秋八月，輦自河東而歸于湘焉。

　　不難看出，南方佛教的復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太原方面的支持。這里所說太原佛教的強盛狀況，雖然是上述革除佛教野葬習俗之后的事，但任何一種勢力的盛衰，都是長期積累的結(jié)果，由此可以推想革除野葬習俗以前太原佛教的狀況。

　　祆教傳入中國，其發(fā)展狀況與當時的佛教不可同日而語。祆教即瑣羅亞斯德教，今稱拜火教，由瑣羅亞斯德創(chuàng)立，公元前六世紀末大流士一世統(tǒng)治期間，曾被定為波斯帝國的國教，流行于伊朗和中亞細亞一帶。祆教在十六國時期傳入中國，南北朝時期，勢力依然極弱，以至于近代學者通過考證才能捕捉到它的一點蛛絲馬跡。到唐代，祆教逐漸明朗，曾于長安建寺，又稱為火祆教或波斯教。這個宗教基本上在來華的西域人中流行，對于漢人沒什么影響。上述林梅村先生的論文，考證隋代太原虞氏本姓魚，屬稽胡種族，信仰祆教。說到他們?nèi)肴A的時間，論文推測道："至少在4世紀中葉，就從歐亞草原某地遷入黃河流域"；"并為祆教傳入中國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我們同時也注意到論文中這樣的文字："虞弘墓……使用漢文墓志，幾乎無異于漢族墓葬"；"稽胡遷入長城以南后，一部分人慕義中原文化而逐漸漢化，改用漢姓"；"虞弘是魚國人，……本該姓魚氏，……因慕中原文化而改姓虞氏"。林梅村先生認為這些中亞胡人遷入黃河流域，"為祆教傳入中國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祆教到底能在多長時間內(nèi)、多大程度上對中國產(chǎn)生影響呢？祆教傳入中國之時，佛教已在中國傳播、發(fā)展四個世紀，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摩擦、融會，已變成勢力強大的中國化的宗教，祆教要想在中國爭得一席之地，已非易事，更不用說擠對佛教，改變行之已久的習俗了。況且，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稽胡遷入中國又過了四個世紀，他們早已被中原文化同化。更何況他們原本就不是為傳教而來，天長日久也就入鄉(xiāng)隨俗了。因而到了今天，這些儼然是漢人風貌的胡族移民后裔，還被人們認為原本就是漢人，只有林梅村先生通過多方考辨，才考出他們的先祖是胡人。那么，他們先祖的宗教習俗能在佛教氛圍極盛的太原一直維持不動嗎？

　　關于祆教的葬俗，林梅村先生以康國（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一帶）為例，做出闡釋。他依據(jù)的資料是《通典》卷193《康居》所載韋節(jié)《西番記》的一段話，說：

　　康國人……俗事天神（按：即信仰祆教），崇敬甚重。……國城外別有二百馀戶，專知喪事。別筑一院，院內(nèi)養(yǎng)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內(nèi)，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

　　這種葬法，表面上很類似佛教的野葬，其實略加對比，就能找出二者的不同。

　　其一，祆教是"國城外別有二百馀戶，專知喪事"。據(jù)《通典》卷193《波斯》記載，在火祆教的發(fā)祥地波斯，"死者多棄尸于山，一月理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不凈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顯然，康國城郊的喪事專業(yè)戶，相當于波斯的"不凈人"。而佛教實行野葬，是沒有世俗人充當收尸專業(yè)戶的。

　　其二，祆教"別筑一院"，而佛教是棄尸郊野。上文提到佛教野葬是將僧人遺體棄置于郊野山谷的尸陀林中。所謂"尸陀林"，唐釋玄應《一切經(jīng)音義》卷18解釋道："正音言'尸多婆那'，此名寒林。其林幽邃而寒，因以名也。在王舍城側(cè)，死人多送其中。今總指棄尸之處名'尸陀林'者，取彼名之也。"這和祆教的"別筑一院"不同。

　　其三，祆教"院內(nèi)養(yǎng)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內(nèi)，令狗食之"。而佛教野葬是以身布施，布施的對象不單單是狗，而是一切鳥獸，也就是佛教所說的"眾生"。而且，狗基本上是野狗，不是院內(nèi)養(yǎng)的狗。佛教徒尸體由其寺中僧人、特別是弟子棄置于郊野，而不是如祆教習俗由收尸專業(yè)戶"往取"。

　　其四，祆教"收骸骨埋葬，無棺槨"，而佛教徒"收骨起塔"，此亦不同。

　　臨末，再來談談"黃坑"問題。所謂"坑"，應該低于地面，呈凹陷狀。之所以稱為"黃坑"，大概是因為尸體作為一種有機物質(zhì)，發(fā)生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學變化，導致這里的土質(zhì)變色而發(fā)黃。這也是符合科學道理的。而岑仲勉先生將它等同于西方的"無言臺（Silence Tower）"，則過于牽強。所謂"臺"，應該是高出地面的建筑物，而英文"Tower"則是"塔"的意思。"坑"與"臺"截然相反，二者不可混為一談。

　　綜上所述，唐代太原"黃坑"葬是佛教野葬方式，其宗教屬性應是佛教，而不是祆教。

　　（郭紹林口授，一研究生錄文）

　?。ㄔd《洛陽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