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武器和進攻策略 這種歐式大炮的主要來源是澳門。那里有幾家世界上最好的鑄造廠，所鑄“紅夷”大炮在明朝人看來真是巨大無比，發(fā)射時則聲聞數(shù)十里。②最先使明朝政府注意到這種武器的，是基督教徒。③1620年，利瑪竇的教徒徐光啟提出，可用葡萄牙大炮裝備明軍。其后，另一位教徒、南京禮部尚書李之藻，也提出了同樣的建議。于 是，四門“紅夷”大炮于1621年被運到了北京。①不過朝廷內部對引進葡萄牙大炮并非全無異議。②由于這種新式武器同萬歷、天啟年間令人困窘的基督教有著某種聯(lián)系，一些大臣對使用這些洋炮深感厭惡。③例如，在天主教勢力極大的福建，張賡等教徒就希望基督教能將中國社會從混亂中拯救出來。而軍界官員則對西方國家的擴張憂心忡忡，并將基督教同這樣一種罪惡陰謀聯(lián)系起來，即企圖侵蝕中國固有的儒家正統(tǒng)思想，而后者正是使中國保持強大的法寶。④然而，反對派終于在洋炮的明顯優(yōu)越性面前動搖了。廣寧陷落后，基督教徒孫元化同徐光啟一道研究了歐洲的數(shù)學和工藝學，建議用葡萄牙大炮裝備一支明軍，以加強東北防務。在侯震旸等東林黨人支持下，孫元化的建議終于被朝廷采納。⑤1623年，4名葡萄 牙炮手自澳門北上。孫承宗、袁崇煥等關外駐軍，都裝備了歐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孫元化本人則出任登、萊二州巡撫，將山東半島作為此項行動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門炮手在高卡烏斯·特謝拉（Goncalves Texeira）和安東尼奧·德爾·卡波（Antonio delCapo）率領下，受雇前往登州。①雖然他們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門，但其中的翻譯喬奧·羅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卻得以抵達登州，并向孫元化及其部將（包括遼東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傳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藝。②與此同時，在較為寬容的崇禎皇帝統(tǒng)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歐洲技術。經(jīng)徐光啟推薦，傳教士湯若望主持了一次歷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應崇禎帝之邀去創(chuàng)建一座鑄炮廠。③這位耶穌會士雖然經(jīng)驗不足，但還是勉強同意由他指揮工匠在皇宮附近修建這座鑄造廠，并鑄成了20門大炮，其中多數(shù)可發(fā)射40磅重的炮彈。④這樣，從1623年起，經(jīng)過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東北的軍隊逐漸裝備了歐式槍炮，從而加強了防衛(wèi)和 進攻的能力。①由于具有了這種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決定去改變自己在遼東的命運。在這次軍事反擊中充當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煥。此人來自廣東，原為文官，但長期以來對遼東戰(zhàn)事頗為關注，自詡是“邊才”。②廣寧陷落時，他剛剛由南方的一個知縣調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親自來到山海關，察閱形勢?；爻?，他立即上疏天啟皇帝，毛遂自薦，“與我軍馬錢谷，我一人足守此?！辈痪?，他便被派往遼東前線。袁崇煥的頂頭上司是王在晉。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樣，王在晉也擔心采取進攻策略會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準備去加強邊遠的前線陣地，而寧愿讓蒙古科爾沁部駐守關外，以為緩沖之計，還打算在山海關之八里鋪修筑重城，置4萬兵守之，以加強長城與北海接合處這一戰(zhàn)略要道的防衛(wèi)。天啟皇帝對此計劃頗感興趣，遂遣親信大臣孫承宗（1563—1638）前去檢驗其可行性。但孫承宗絲毫未被打動。相反，他向王在晉提出質詢后，回朝報告說，王在晉不打算從山海關調出4萬士卒，而準備向困難重重的兵部請求增兵。孫承宗認為，增加援兵并無明顯的必要。因此，他力勸天啟皇帝另作抉擇，包括考慮袁崇煥的更富有進取精神的計劃，將防御 重點放在山海關以北200里處的寧遠，使之成為收復遼東的跳板。這時，皇上決定支持孫承宗、袁崇煥。1622年9月21日，王在晉被罷免，由孫承宗接替其職，又兼任大學士和兵部尚書，并授以處置前線事務之權。袁崇煥則奉命赴寧遠修繕城墻，以此作為收復錦州附近城鎮(zhèn)的基地。①天啟皇帝對孫承宗等人的支持沒能持續(xù)多久，因為他又從其他大臣那里聽到相反的忠告。事實上，這場防御策略之爭，日益明顯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與皇上身邊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之間的主要沖突之中。前者支持東林黨，主張恢復儒學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價值而結束專斷專制；后者則是圍繞皇權的不受約束的內廷專斷權力的代表。②此時，東林黨人的立場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紀主張抗金的岳飛等民族英雄的模式，來評述袁崇煥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東林黨人認為，收復遼東、阻止女真繼續(xù)入侵的“進取”策略，定能成功，不應因為出了主張綏靖、首鼠兩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棄。高攀龍和不久即被處死的楊漣等東林領袖的主張，通常是建立在對前線形勢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礎之上的，因而他們支持這樣一種看法：議和并削減軍費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賣國。于是，將明軍防線置于何處的爭論，又常常被說成是愛國者同賣國賊之間進行的激烈的歷史性的斗爭。③反對東林黨之進攻策略的意見認為，袁崇煥的計劃并不現(xiàn)實，特別是在軍備甚少的情況下更是如此。而此時將注意力集中于遙遠的前線，更是目光短淺，因為這意味著放棄了鎮(zhèn)壓內地叛亂這一更為急迫的任務。徐如珂等人堅信，一旦平定了內地叛亂，外敵——關外夷狄——便不難平定。當時，遼東局勢還能維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決內地的真正危機，然后再將主要注意力轉向遼東。①然而另一些官員卻從這一誠懇明智的建議中，引申出極為陰險的含義，即：進攻策略不僅是剛愎自用的表現(xiàn)，還是東林黨人為謀求私利而策劃的陰謀。那位極力鼓吹收復失地的大臣、韓爌的門生袁崇煥，不正是東林黨的擁護者嗎？他不正是楊漣的同門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嗎？②這些人不正是通過掩蓋遼東慘敗的真正原因，即內閣的腐敗無能，而互相保護的嗎？為什么每次被選來為戰(zhàn)敗承擔罪責的大臣到頭來都成為東林黨的政敵呢？這不就是朝廷大權漸漸落入結為“邪黨”的楊漣、左光斗等東林黨人之手的關鍵所在嗎？朝廷近來日趨腐敗，不正是由于他們對皇上不忠而結黨營私嗎？③在雙方的爭論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進取策略的大臣們，又要求將山海關守軍的一半調往前線，以奪回廣寧。魏忠賢則千方百計阻止孫承宗進見皇上詳述其理由。④此外，他還詆毀奉命前往山海關督師的孫承宗是軍閥，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線軍中， 為攻擊孫承宗搜集證據(jù)。①后當魏忠賢以受賄為罪名，欲將東林黨領袖楊漣下獄查辦時，孫承宗曾極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軍事失利，橫遭報復而受到彈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辭去遼東經(jīng)略之職。其繼任者高第，則是公認的魏忠賢的同黨。②高第向天啟皇帝夸下海口，說他能整肅遼東的腐敗和弊政，包括設法清除潛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繼續(xù)發(fā)生，令手下將領各負其責，改善部隊裝備，強化士兵的紀律。③最后，高第認為最重要的，是將防守薄弱、易受攻擊之處的軍隊全部撤回。他辯解說，與其千里迢迢向寧遠等鎮(zhèn)運送給養(yǎng)，不如全力加強關內防線。于是，錦州一線各城堡都被放棄，袁崇煥也被告知今后其給養(yǎng)將被削減。④ ② 最大的火炮長7米，重1800公斤。但不是所有洋炮都這么大。除了后面將提到的“將軍炮”外，還有南明軍隊抗擊尚可喜時使用過的小“紅夷炮”（1494年9月，歐洲人在意大利被查理八世擊敗后，不得不承認這種火炮在攻堅戰(zhàn)中的威力。布羅代爾：《資本主義與物質生活》，第287頁。1956年，香港出土了一門這種火炮，明永歷四年造，長1.7米，口徑8公分，重250公斤。羅香林：《香港新發(fā)現(xiàn)南明永歷四年所造大炮考》，第1 頁。 ③ 早在1596年，陳演就向明朝介紹了鳥銃的優(yōu)越性。其射程是中國鳥槍的兩倍。趙士禎：《神器譜》，第7—8頁。1616年，即傳教士在炤青修建了第一座教堂后的第33年，已有13位歐洲天主教牧師在明朝傳教，并吸收了約5000名中國教徒。其中許多優(yōu)秀分子卷入了東林黨運動，特別是參加了反對佛教和宗教調合（三教）的運動。道格拉斯·蘭卡什爾：《明末中國佛教徒對基督教的反應》，第101頁；埃里奇·澤克：《中國第一次反基督教運動》，第189頁。 ① C.R.巴克士：《明朝反抗?jié)M族入侵時期葡萄牙軍隊的遠征》，第5—10頁；喬治·H·鄧恩：《一代偉人》，第157—158頁。 ② 在1640年編撰的題為《圣朝破邪集》的文集中，反基督教者聲稱，洋炮將在炮手眼前而不是在敵軍中爆炸。他們這樣說，是因為1642年已有兩門炮發(fā)生了炸膛事故，炸死了一些旁觀的人。史景遷：《改變中國》，第9頁；蘭卡什爾：《中國人對利瑪竇傳教的反應》，第110頁，及其《中國17世紀反基督教辯論》，第221、224頁。 ③ 關于1616—1622年間沈發(fā)動的對基督教徒的迫害，見蘭卡什爾：《明末中國佛教徒對基督教的反應》，第98—100頁；澤克：《反基督教運動》，第188—192頁。關于中國人普遍存在的排外心理，見利瑪竇：《16世紀的中國》，第88—89頁。 ④ 澤克：《反基督教運動》，第189頁。天主教在福建獲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大學士葉向高（1559—1627）對天主教徒的保護。他本人雖不是教徒，卻是天主教神甫艾儒略（1582—1649）的友人。葉向高是傳教士的保護者，而其繼任者張賡則是真正的教徒。他寫了大量關于傳教士的著作，并撰文闡說與其入仕臣于君、不如在天主之下同為友之理。李天佑：《明末江陰、嘉定人民的抗清斗爭》，第15—28、38頁；《明代人名辭典》，第1569頁；鄧恩：《一代偉人》，第188—190頁。 ⑤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59—260頁；恒慕義：《清代名人傳略》，第686頁；鄧爾麟：《達官貴人》，第124頁，及其《嘉定忠臣》，第190—191頁；賀凱：《明代的監(jiān)察制度》，第229頁；鄧恩：《一代偉人》，第184頁。 ① 巴克士：《葡萄牙軍隊的遠征》，第15頁以下；鄧恩：《一代偉人》，第216頁。 ② 稻葉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98—299頁；喬奧·羅德里戈斯：《島國日本》，第15—16頁。炮隊返回澳門的原因之一，是某些希望維護其外貿壟斷地位的廣州商人，擔心葡萄牙人會以提供軍事援助的方式換取自由貿易權。他們賄賂朝中反基督教的大臣們，設法說服了皇上，將特謝拉的炮隊遣回了廣州。鄧恩：《一代偉人》，第215—216頁。 ③ 陳受頤：《早期耶穌會士對明朝崇禎皇帝的宗教影響》，第399頁以下。 ④ C.W.阿倫：《北京宮廷中的耶穌會士》，第135—136頁；鄧恩：《一代偉人》，第317—318頁。他還鑄造了“將軍炮”（一種用駱駝馱載或兩人扛行的輕型長簡炮）。有文獻記載說，這種炮被用作“大將軍炮”的輔助火力。見《清太宗實錄》第九卷，第27頁?！按髮④娕凇敝?00多公斤，用馬車運載，用炸藥、卵石、鐵丸混合制成的炮彈作近距離射擊，以對付騎兵的進攻。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第180頁。 ① 1635年，曼紐爾·塔瓦雷斯·勃卡熱聲稱，中國人不會使用大炮，“因此他們在這方面依賴于葡萄牙人”。巴克士：《三百年前的澳門》，第305頁，及其《葡萄牙軍隊的遠征》，第20—23頁。到1626年明朝已將大炮技術變?yōu)樽约旱奶亻L，盡管他們還在繼續(xù)利用葡萄牙雇傭軍（1647年永歷皇帝抵抗清軍時，尼科勞·費雷拉率領的一支雇傭軍參加了圍攻桂林的戰(zhàn)役）。歷史學家們評論說，這項新的軍事技術，使草原騎兵的弓箭在訓練有素的步兵面前失去了威力，正是這一變化，在17世紀末使得兩個相鄰的農業(yè)帝國——俄國和中國——對歐亞草原的分割成為可能。威廉姆·H·麥克尼爾：《人類與瘟疫》，第196頁。 ② 袁崇煥（1584—1630），東莞人，1619年中進士。下文所用其傳記材料，多引自亮父：《嶺南歷史人物叢談》，第85—95頁；及《明史》（國防研究院），第2936頁以下。 ① 《明史》，第2836頁以下；恒慕義：《清代名人傳略》，第670—671及839頁。 ② 馬米茲：《魏忠賢》，第153—155頁。 ③ 傅吾康：《于謙》，第121頁。他們將熊廷弼的讓步斥為叛逆之行，見《乾坤正氣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頁，及第二六二卷第28頁，高攀龍條；同上書第二九九卷，第10頁，1620年楊漣條。我說他們對邊防情況一無所知，是根據(jù)劉獻廷對方以智《全邊略記》的評論。他說，該書寫于崇禎初年，方以智當時正在兵部任職。然而此書材料來源皆非實錄，而多取自傳聞。劉獻廷斷言，多數(shù)官員正是依靠這類作品了解邊防情況的。劉獻廷：《廣陽雜記》，第139—140頁。不過，應當注意的是有些已經(jīng)散失的作品對前線生活有相當詳細的描述。溫體仁的老師顏季亨當時曾著《九十九策》，但在乾隆大興文字獄時被銷毀了，也無抄本流傳下來。見傅路德：《平夷九十九策》。 ① 《乾坤正氣集》第二九○卷，第9頁，徐如珂條。徐如珂（1562—1626），蘇州人，因在四川平定奢崇明起義而聞名。張其昀：《清史》，第249頁。在寫給同年溫湛持的兩封信中，徐如珂提出，應首先平定四川和貴州的叛亂，然后再將主要注意力轉向遼東。見《乾坤正氣集》第二九四卷，第36—37頁。 ② 《明史》第四卷，第2846—2847頁。 ③ 徐大化的事跡見姚廣孝：《明實錄》天啟朝第五十一卷，第5—9頁。1644年夏，楊漣彈劾魏忠賢犯有24大罪。馬米茲：《魏忠賢》，第167頁；賀凱：《明代的監(jiān)察制度》，第203—204頁。 ④ 《明實錄》天啟朝第五十二卷，第9—10頁。 ① 《明亡述略》，第278頁；《明史》，第3049頁。 ② 1625年魏忠賢發(fā)動的大清洗，就是從告發(fā)東北軍隊胡作非為和陰謀叛逆開始的。根據(jù)嚴刑逼出的供詞（魏忠賢已于兩年前控制了東廠），東林黨領袖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和周朝瑞，都卷入了在東北邊地建立割據(jù)政權的陰謀。這項陰謀，據(jù)說是威脅了朝廷的安全。至1625年8月，所有人犯都死于酷刑之下。馬米茲：《魏忠賢》，第161、233—234、238頁。 ③ 《明實錄》天啟朝第五十五卷，第42頁。 ④ 《明實錄》天啟朝第五十八卷，第57頁；第五十九卷，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