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 本書是以敘論、紀年、表、志、傳五種體裁結(jié)合而成的綜合體寫的。這種體裁，是我對我國古代作為正史體裁的紀傳體，經(jīng)過長期探索，再三改變而成的一種史書體裁。紀傳體創(chuàng)始于西漢司馬遷史記。東漢班固繼承史記體裁斷代為史，撰成漢書。至唐初以紀傳體修撰晉書、梁書、陳書、隋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八部前朝史，這種體裁已得到充分發(fā)展，而先出的編年體反退居次要地位。故從隋書經(jīng)籍志開始，「史部書以遷、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一]，在實際應(yīng)用上和社會影響上，后起的紀傳體已經(jīng)超過編年體之上。
司馬遷史記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部份。班固把記王侯封國的世家，歸并列傳內(nèi)，又把書改稱為志，分為本紀、表、志、列傳四部份，遂成為紀傳體的定型。紀傳體用本紀記帝王的統(tǒng)治事績，用表駕馭復(fù)雜繁頤的史事[一]，用志記典章制度，用列傳記人物。紀傳體以人物為本位，宣揚帝王統(tǒng)治，宣揚將相功勛。歷代封建王朝所修史書都用這種體裁，記載帝王將相的活動，為封建主義服務(wù)。
紀傳體的方法，一句話概括起來，就是「類別區(qū)分」[二]四個字。它具有三項優(yōu)點：第一、使大大小小的史事都有類可歸，網(wǎng)羅了各方面的史事。第二、使史事從類別區(qū)分而安排得更加周密。劉知幾所論「原隱必該，洪織靡失」[三]便是指這兩項優(yōu)點說的。第三、尋求方便，章學(xué)誠所論「類即事有遷從，而尋求便易」[一]，便是指這項優(yōu)點說的。至于它的缺點，卻有兩項：第一、記事分散，讀者難得其綱領(lǐng)，章學(xué)誠說：「大綱要領(lǐng)，觀者茫然」[二]。第二、紀事重復(fù)互見，劉知幾說：「同為一事，分在數(shù)篇，斷續(xù)相離，前后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傅，于項傅則云事具高紀」[三]。章學(xué)誠說：「一朝大事，不過數(shù)端，紀傅名篇，動逾百十，不特傅文互見，抑且表、志載記無不牽連」[四]。從方法來論，也是一種優(yōu)劣互見的體裁。
二 我青壯年時，受資產(chǎn)階級鄙視歷史遺產(chǎn)思想的影響，以為要撰史就應(yīng)該用西方新體裁，中國古代史書體裁舊酒囊裝不了新酒，特別是對斥為帝王將相家譜的紀傳體更持否定態(tài)度，從來不曾有用來撰太平天國史的打算。我用紀傳體寫太平天國史出自偶然的機緣。一九四四年，前廣西通志館要我寫一部太平天國廣西人物傳。完成這個工作之后，我想：太平天國知名人物大半是廣西人、把那些非廣西籍的補上去、再添寫天王本紀和幼天王本紀、那豈不就成為一部太平天國人物志，陳壽三國志的體裁不就是這樣嗎？我就照這個想法增添上去。再過兩年，我請長假回家鄉(xiāng)療病，我又想，再添上表、志兩部份，那豈不就成為一部用紀傳體寫的史書了嗎？於是我又這樣做，便寫成了那部后來在開明書店出版的太平天國史稿出來。所以那部史稿是憑一時的興會陸續(xù)添補而成的，并不是立意用紀傅體寫的[一]，因此，我對它的優(yōu)缺點還沒有做過研究。
史稿於一九五一年一月出版，五月再版。這年夏天，我在南京遇到許立君同志。他對我說，他過去認為紀傳體是沒有什么價值的，到他寫武訓(xùn)批判時，要找宋景詩事績，翻了許多部中國近代史書都找不到，后來在我那部史的會黨起義表里找到了，他才知道紀傳體也還是有用的。許立君同志是一位年青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這句話出自他的親身體會，使我吃了一驚。
在史稿出版后的幾年里，我因為到各地去協(xié)助舉辦太平天國紀念展覽，調(diào)查太平天國遺跡，搜求太平天國文獻和資料等等，接觸到各方面的人們，了解到其中許多人，包括文學(xué)、戲劇、電影、美術(shù)和自然科學(xué)工作者，都曾在這部史稿里面各取所需。因此，我才正視我那部史稿，然后才開始對紀傳體裁進行探索。
三 當我寫史稿時，我是否定紀傳體的。到這時侯，我已經(jīng)學(xué)習(xí)到毛澤東同志批判繼承歷史遺產(chǎn)的教道，對紀傳體應(yīng)該如何去對待得到了正確的認識。但是，怎樣「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一]，「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二]呢？卻還在艱苦探索中。
我從我國古代史學(xué)家劉知幾和章學(xué)誠對紀傳體的評論里，初步看出了它在方法上的優(yōu)缺點。到一九五四年春，中華書局要再印那部史稿時，如何去改變紀傳體的問題就擺在我面前。我針對著紀傳體「大綱要領(lǐng)，觀者茫然」的缺點去探索，認為可用「敘論」的體裁，寫一卷綜合的論述，加於卷端，既不打亂原來體系的完整，又可以達到補救缺點的目的。因此，我寫了卷敘論，對太平天國的時代背景，革命運動的分期，革命的性質(zhì)和成就，失敗的原因，及封中國近代史的影響等等，作綜合的論述，使讀者開卷即對太平天國史大綱要領(lǐng)，整然在目，得到了一個概括性的認識。這是我對紀傳體所作的第一次改變。只因考慮到這種傳了兩千年的史書體裁，一旦改變，加上一卷敘論，恐怕會犯書蛇添足的錯誤，所以臨發(fā)排時抽了出來，沒有刊出。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華書局又要再版那部史稿。我鼓起勇氣，把那篇敘論加上去，使那部史稿由敘論、本紀、表、志、列傳五部份組合而成。我在重印題記里，對這個改變，特地請求讀者教正。
史稿增訂本，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出版，我送請范文瀾同志指教。他看了，回信給我，對我這一種加敘論來改變紀傳體「大綱要領(lǐng)，觀者茫然」缺點的作法，給以高度的評價說：「可以不朽矣」。范文瀾同志的鼓勵，使我增加信心，鞭策我向前作進一步的探索。隨著不斷的學(xué)習(xí)，使我對紀傳體缺點的認識也得到逐步的深入。在一九五八年夏我開始撰寫本書時，認識到本紀的體裁專記帝王一人的統(tǒng)治，其目的是要體現(xiàn)出封建君主制的統(tǒng)攝萬方、綱紀后代的特徵，具有濃重的封建性[一]。我又認識到紀傳體以人物為本位，偏於記述人物，突出了個人，就會掩蔽人民群眾，使讀者發(fā)生英雄創(chuàng)造歷史的錯覺，在全書各部份的比重上，必須大改變。
我對這兩個問題苦思了經(jīng)年，想不到下手處。有一天，分別多年的老朋友梁方仲同志深夜路過南京，來家匆匆一見，我把我的困難告他。他說：「問題從洪秀全來，解鈴還須緊鈴人，就要從洪秀全下手去解決問題。」他一句話提醒了我。我送他走后，在星光暗淡下的庭院徘徊，一邊思考。我想：將洪秀全、洪天貴的事績移入列傳，把本紀取消，不就把紀傳體濃重的對封建性清除了嗎？但再想，問題并不如此簡單。本世紀帝王統(tǒng)制萬方，宣揚封建主義，但其中卻包含國家大事的內(nèi)容，取消了本紀，國家大事從何而見呢？劉知幾論本紀說：「擊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tǒng)」[二]，它具有編年和尊君的兩面作用。尊君這一面封建糟粕固然必須剔除，撰史首重時間，編年這一面卻如何處理呢？我立刻走回工作室，伏案思索，想了一番，起來在書架上抽了幾部書來查，最后想通了，決定取消本紀，改為專記大事的編年，采用中國古史的稱謂，稱為「紀年」[一]。這樣，取消了本紀，把紀傳體濃重的封建性消除了。以前，紀傳體以本紀、表、志、列傳組成，記人物的本紀、列傳占了全書四分之二部份，表、志只居於從屬的地位?，F(xiàn)在，改為以敘論、紀年、表、志、列傳五部份組成，列傳只占全書五分之一部份，也就把以人物為本位的紀傳體性質(zhì)改變了。苦思經(jīng)年未能解決的難題，得到朋友指點，一旦解決了。這是我第二次對紀傳體的改變。這次改變，可說是對紀傳體性質(zhì)作了根本性的改變。為著說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本書還在敘論開頭特立開宗明義的說明第一章，用太平天國的歷史事實來闡明這個直理。
到一九七七年秋，對這種體裁又再加推敲。看到本紀編年用的是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春秋的體例，案日紀事，不具首尾，不相聯(lián)屬，絕無組識，讀起來實是一堆「斷爛朝報」[二]，或有類一本「村店所用之流水帳薄」[一]，不易記憶。應(yīng)改用綱目體，將流水帳似的記事，綜合為幾項，以大字提要做綱，小字敘事做目。綱目體也是編年體的一種，雖然仍受以年紀事的原則所限，但在它所限制的范圍內(nèi)，卻得對史事進行有組識的敘述，使大事易明易記。我又考明「列傳」本是和「本」對稱的，「天子稱本紀」[二]，而「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三]?，F(xiàn)在既取消了「本紀」，把秀全、洪天貴歸入「列傳」內(nèi)記敘，「列傳」的函義已從「敘列人臣事跡」，變而為記敘人物，則「列傳」名稱也應(yīng)該改，所以把「列傳」改為「傳」。這是我對傳體所作的第三次改變。
我對傳體這三次改變，是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七年經(jīng)過長期探索進行的，并且是連改連用，連用連改的。它用「敘論」概括全書，用「紀年」記大事，用「表」標明復(fù)雜繁賾的史事，用「志」記典章制度，用「傳」記人物?！笖⒄摗褂镁C合概括的體裁。「紀年」用綱目體裁。「表」用表格體裁?！钢尽褂脤ｎ}研究體裁。「傳」用傳記文學(xué)體裁。它與紀傳體有三點顯著的不同。
第一、增加「敘論」，概括全書，不僅改變了紀傳體「大綱要領(lǐng)，觀者茫然」的大弊，而且，能夠擔(dān)負起理論性闡述的任務(wù)。
第二、取消「本紀」，將洪秀全、洪天貴事績移歸「傳」內(nèi)，剔除了紀傳體以君主綱紀天下后世的濃重封建性。另立「紀年」專記大事。
第三、紀傳體以本紀、表、志、列傳組成，本紀、列傳占全書四分之二部份，以人物為本位，表、志居於從屬地位，故稱為紀傳體?，F(xiàn)改為以敘論、紀年、表、志、傳五部份組成，各有獨立的任務(wù)，傳只占全書五分之一部份，在比重上和實質(zhì)上對紀傳體作了根本的改變。
從上面三點不同總起來看，現(xiàn)在改變而成的體裁，與紀傳體具有不同的性實。這個體裁，五部份各有不同的體裁，各擔(dān)負不同的專識，它們之間，又互相聯(lián)系，互相補充結(jié)合而成為一整體，應(yīng)該定名為「多種體裁結(jié)合而成的綜合體裁?！箲?yīng)用這種體裁來撰著，使一部史書既有諭性的闡述，又有豐富的內(nèi)容，與一般用西方體裁撰的史書往往陷於有骨無肉乾巴巴的境地迥異。它是可供今天史家撰著史書應(yīng)用的一種體裁的。我長期探索改變紀傳體取得來這個史書體裁，多年來未能認識，并且還錯誤地仍稱為紀傳體，認為不能擔(dān)負撰著具有理論性的史書任務(wù)[一]。直到去年我讀了瞿林東同志古代史家怎樣對史書體裁[二]說：「以大量人物傳記為主要內(nèi)容的紀傳體史書」，「實際上是多種體裁結(jié)合而成的綜合體」。我認為他的提法很好，但對紀傳體形式上可以這樣說，實質(zhì)上是以本紀、列傳為主體，卻不能這樣說，名為紀傳體，才是名實相符。現(xiàn)在，我們「本紀」取消，改為「紀年」，將洪秀全、洪天貴事績移歸「傳」內(nèi)，又增加了「敘論」，根本改變了紀傳體的性質(zhì)，成為一種史書新體裁，才能稱為多種體裁結(jié)合而成的綜合體。我對瞿林東同志的提法雖有這點分歧，但我是從他的提法得到啟發(fā)，然后有所認識的，我對這種體裁采取的名稱也是取自他的提法的，謹誌明所自，并此致謝！由於這是一種個人從探索得來的初次試用的體裁，有必要向讀者交代清楚，所以詳述於上，以求指教。
四 歷史科學(xué)乃是一種階級斗爭的科學(xué)，歷史研究工作必須為無產(chǎn)階級政治服務(wù)。我青年時，受資產(chǎn)階級教育，中了資產(chǎn)階級客觀主義的大毒，錯誤地認為歷史研究應(yīng)該為歷史而歷史。解放后，經(jīng)過改造，批判了資產(chǎn)階級的思想。但是，思想通了，實踐時還是不懂得怎樣去達到目的的。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范文瀾同志看了史稿增訂本后，寫信叫我「可補一叛人傳，列其逆跡，使革命叛徒無所隱匿，在忠奸對比下，此輩奸人將永遠遭到蔑視」。這對我是一個極大的啟示，我從此才懂得如何從敘一事、立一傳的具體安排上去貫撤為政治服務(wù)的目的，并擴大了視野，增進了認識，使本書對舊著史稿換了面目。我今天對范文瀾同志的教導(dǎo)，道不盡的感激！
中國古代就有以歷史為政治服務(wù)的傳統(tǒng)?？鬃有薮呵铮鴣y臣賊子懼，孔子就是把春秋作為斗爭的武器，為封建統(tǒng)治服務(wù)的。清代史家王鳴盛很推崇范曄后漢書「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xué)則深美康成，褒黨固則推崇李、杜，宰相多無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惟尊獨行」[一]的緊抓歷史作為教育工具的作法。本書在婦女傳里面，不給那個稱為天父第六楊宣嬌和曾做東王楊秀內(nèi)薄書后來逃走的傳善祥立傳，而給那兩個可以代表千千婦女們對太平天國革命無限信心與深摯的感情的在太平天國失改之后，把結(jié)婚證書和愛人獎功執(zhí)照密藏在尼姑庵的墻壁內(nèi)以等待愛人勝利歸來的柴大妹、祝大妹立傳，以及給那些有一節(jié)一行可以風(fēng)示后來的人物如蔣老水手、陜北老翁等立傳，便是采自前人可取的作法。
史以紀實，撰史須要有豐富的史料，文獻無徵，就不可能撰述。從前陳壽撰三國志，魏書、吳書因有魏、吳兩國官修史，據(jù)以勒成刪定，內(nèi)容稱充實，而蜀漢無官修史，陳壽雖蜀漢人，父為馬謖參軍，本人又仕蜀漢為觀閣令史，所撰蜀書，竟不能不簡略缺失。史料對史書的限制如此。而壽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后，文獻被中外反革命毀滅殆盡，我們在百年后撰太平天國史，其困難何止千百倍於陳壽的撰蜀書。所以令天寫成這部太平天國史，空疏缺漏，所在都是，惟望他日新史料陸續(xù)發(fā)現(xiàn)，庶有以增補而已。
本書於一九五八年夏開始撰述，連它的雛形太平天國史稿於一九四四年撰述合計，歷時四十一年，時間不為不長了，而幾經(jīng)修改，總是感到不滿，現(xiàn)在要拿去付排了，心情十分沉重。從前程頤不出易傳，說是身后之書。愿炎武自述所音學(xué)五書纂輯三十多年，共改了五次，新手抄了三次[一]，是「一生獨得」的著作[二]，已經(jīng)成了，而只經(jīng)他的學(xué)生張弨的改正，就「約有一二百處」，使他不愿刷印[一]，而感歡到「著書之難而成之不易如此」[二]。著者今天方在初學(xué)馬克思主義，還遠遠談不到掌握階級斗爭的觀點，連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而記敘包羅萬象，復(fù)雜多端的歷史，其中工作之難，成之不易，更何待說。其中問題每每需要長期的鉆研，例如洪大全問題於獻俘的時候即起爭論，直到本世紀六十年代發(fā)現(xiàn)檔案才能作最后的定案。又如當年地主階級統(tǒng)治者和反革命分子及外國侵略者對正軍師楊秀清執(zhí)掌太平天國政權(quán)指為「專擅」、「僭取」，直到最近才考出這原來是太平天國的政體——軍師負責(zé)制。一部太平天國史，諸如此類問題，安得一一發(fā)現(xiàn)，一一解決，更安得一一解決而無誤，沉重之感，曷其有已！恩格斯在論卡爾·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批判一書里說：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fā)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xué)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里只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wù)[三]。
今天重溫?zé)o產(chǎn)階級偉大導(dǎo)師的箴言，對科學(xué)研究的艱巨性的認識，彌感新切，得到了鼓舞，得到了鞭策。我要以有涯的生命，去追求無涯的知。我竭誠地墾求讀者對我這一束荒無的草稿，匡其不逮，指其紕繆，大力幫助我前進！現(xiàn)在要把這部稿送去付印了，使我想到青壯年時在多災(zāi)多難的歲月里掙扎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往事，感慨萬千。到新中國成立后，黨教育我，栽培我，給我研究太平天國史以最適合的環(huán)境和最好的條件，使我得盡我所能，做我力所能做的工作。黨給我的恩德，是終生感戴不盡的。三十多年來，我的工作得到各有關(guān)方面的支持、幫助與關(guān)注，我的研究得到同志們的指教與啟發(fā)，這部拙著汲收了許多單位和專家的調(diào)查研究成果，都使我永誌不忘，今天在這里，一并致其感激的謝忱！
一九八五年國慶昌羅爾綱謹誌於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宿舍
司馬遷史記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部份。班固把記王侯封國的世家，歸并列傳內(nèi)，又把書改稱為志，分為本紀、表、志、列傳四部份，遂成為紀傳體的定型。紀傳體用本紀記帝王的統(tǒng)治事績，用表駕馭復(fù)雜繁頤的史事[一]，用志記典章制度，用列傳記人物。紀傳體以人物為本位，宣揚帝王統(tǒng)治，宣揚將相功勛。歷代封建王朝所修史書都用這種體裁，記載帝王將相的活動，為封建主義服務(wù)。
紀傳體的方法，一句話概括起來，就是「類別區(qū)分」[二]四個字。它具有三項優(yōu)點：第一、使大大小小的史事都有類可歸，網(wǎng)羅了各方面的史事。第二、使史事從類別區(qū)分而安排得更加周密。劉知幾所論「原隱必該，洪織靡失」[三]便是指這兩項優(yōu)點說的。第三、尋求方便，章學(xué)誠所論「類即事有遷從，而尋求便易」[一]，便是指這項優(yōu)點說的。至于它的缺點，卻有兩項：第一、記事分散，讀者難得其綱領(lǐng)，章學(xué)誠說：「大綱要領(lǐng)，觀者茫然」[二]。第二、紀事重復(fù)互見，劉知幾說：「同為一事，分在數(shù)篇，斷續(xù)相離，前后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傅，于項傅則云事具高紀」[三]。章學(xué)誠說：「一朝大事，不過數(shù)端，紀傅名篇，動逾百十，不特傅文互見，抑且表、志載記無不牽連」[四]。從方法來論，也是一種優(yōu)劣互見的體裁。
二 我青壯年時，受資產(chǎn)階級鄙視歷史遺產(chǎn)思想的影響，以為要撰史就應(yīng)該用西方新體裁，中國古代史書體裁舊酒囊裝不了新酒，特別是對斥為帝王將相家譜的紀傳體更持否定態(tài)度，從來不曾有用來撰太平天國史的打算。我用紀傳體寫太平天國史出自偶然的機緣。一九四四年，前廣西通志館要我寫一部太平天國廣西人物傳。完成這個工作之后，我想：太平天國知名人物大半是廣西人、把那些非廣西籍的補上去、再添寫天王本紀和幼天王本紀、那豈不就成為一部太平天國人物志，陳壽三國志的體裁不就是這樣嗎？我就照這個想法增添上去。再過兩年，我請長假回家鄉(xiāng)療病，我又想，再添上表、志兩部份，那豈不就成為一部用紀傳體寫的史書了嗎？於是我又這樣做，便寫成了那部后來在開明書店出版的太平天國史稿出來。所以那部史稿是憑一時的興會陸續(xù)添補而成的，并不是立意用紀傅體寫的[一]，因此，我對它的優(yōu)缺點還沒有做過研究。
史稿於一九五一年一月出版，五月再版。這年夏天，我在南京遇到許立君同志。他對我說，他過去認為紀傳體是沒有什么價值的，到他寫武訓(xùn)批判時，要找宋景詩事績，翻了許多部中國近代史書都找不到，后來在我那部史的會黨起義表里找到了，他才知道紀傳體也還是有用的。許立君同志是一位年青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這句話出自他的親身體會，使我吃了一驚。
在史稿出版后的幾年里，我因為到各地去協(xié)助舉辦太平天國紀念展覽，調(diào)查太平天國遺跡，搜求太平天國文獻和資料等等，接觸到各方面的人們，了解到其中許多人，包括文學(xué)、戲劇、電影、美術(shù)和自然科學(xué)工作者，都曾在這部史稿里面各取所需。因此，我才正視我那部史稿，然后才開始對紀傳體裁進行探索。
三 當我寫史稿時，我是否定紀傳體的。到這時侯，我已經(jīng)學(xué)習(xí)到毛澤東同志批判繼承歷史遺產(chǎn)的教道，對紀傳體應(yīng)該如何去對待得到了正確的認識。但是，怎樣「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一]，「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二]呢？卻還在艱苦探索中。
我從我國古代史學(xué)家劉知幾和章學(xué)誠對紀傳體的評論里，初步看出了它在方法上的優(yōu)缺點。到一九五四年春，中華書局要再印那部史稿時，如何去改變紀傳體的問題就擺在我面前。我針對著紀傳體「大綱要領(lǐng)，觀者茫然」的缺點去探索，認為可用「敘論」的體裁，寫一卷綜合的論述，加於卷端，既不打亂原來體系的完整，又可以達到補救缺點的目的。因此，我寫了卷敘論，對太平天國的時代背景，革命運動的分期，革命的性質(zhì)和成就，失敗的原因，及封中國近代史的影響等等，作綜合的論述，使讀者開卷即對太平天國史大綱要領(lǐng)，整然在目，得到了一個概括性的認識。這是我對紀傳體所作的第一次改變。只因考慮到這種傳了兩千年的史書體裁，一旦改變，加上一卷敘論，恐怕會犯書蛇添足的錯誤，所以臨發(fā)排時抽了出來，沒有刊出。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華書局又要再版那部史稿。我鼓起勇氣，把那篇敘論加上去，使那部史稿由敘論、本紀、表、志、列傳五部份組合而成。我在重印題記里，對這個改變，特地請求讀者教正。
史稿增訂本，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出版，我送請范文瀾同志指教。他看了，回信給我，對我這一種加敘論來改變紀傳體「大綱要領(lǐng)，觀者茫然」缺點的作法，給以高度的評價說：「可以不朽矣」。范文瀾同志的鼓勵，使我增加信心，鞭策我向前作進一步的探索。隨著不斷的學(xué)習(xí)，使我對紀傳體缺點的認識也得到逐步的深入。在一九五八年夏我開始撰寫本書時，認識到本紀的體裁專記帝王一人的統(tǒng)治，其目的是要體現(xiàn)出封建君主制的統(tǒng)攝萬方、綱紀后代的特徵，具有濃重的封建性[一]。我又認識到紀傳體以人物為本位，偏於記述人物，突出了個人，就會掩蔽人民群眾，使讀者發(fā)生英雄創(chuàng)造歷史的錯覺，在全書各部份的比重上，必須大改變。
我對這兩個問題苦思了經(jīng)年，想不到下手處。有一天，分別多年的老朋友梁方仲同志深夜路過南京，來家匆匆一見，我把我的困難告他。他說：「問題從洪秀全來，解鈴還須緊鈴人，就要從洪秀全下手去解決問題。」他一句話提醒了我。我送他走后，在星光暗淡下的庭院徘徊，一邊思考。我想：將洪秀全、洪天貴的事績移入列傳，把本紀取消，不就把紀傳體濃重的對封建性清除了嗎？但再想，問題并不如此簡單。本世紀帝王統(tǒng)制萬方，宣揚封建主義，但其中卻包含國家大事的內(nèi)容，取消了本紀，國家大事從何而見呢？劉知幾論本紀說：「擊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tǒng)」[二]，它具有編年和尊君的兩面作用。尊君這一面封建糟粕固然必須剔除，撰史首重時間，編年這一面卻如何處理呢？我立刻走回工作室，伏案思索，想了一番，起來在書架上抽了幾部書來查，最后想通了，決定取消本紀，改為專記大事的編年，采用中國古史的稱謂，稱為「紀年」[一]。這樣，取消了本紀，把紀傳體濃重的封建性消除了。以前，紀傳體以本紀、表、志、列傳組成，記人物的本紀、列傳占了全書四分之二部份，表、志只居於從屬的地位?，F(xiàn)在，改為以敘論、紀年、表、志、列傳五部份組成，列傳只占全書五分之一部份，也就把以人物為本位的紀傳體性質(zhì)改變了。苦思經(jīng)年未能解決的難題，得到朋友指點，一旦解決了。這是我第二次對紀傳體的改變。這次改變，可說是對紀傳體性質(zhì)作了根本性的改變。為著說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本書還在敘論開頭特立開宗明義的說明第一章，用太平天國的歷史事實來闡明這個直理。
到一九七七年秋，對這種體裁又再加推敲。看到本紀編年用的是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春秋的體例，案日紀事，不具首尾，不相聯(lián)屬，絕無組識，讀起來實是一堆「斷爛朝報」[二]，或有類一本「村店所用之流水帳薄」[一]，不易記憶。應(yīng)改用綱目體，將流水帳似的記事，綜合為幾項，以大字提要做綱，小字敘事做目。綱目體也是編年體的一種，雖然仍受以年紀事的原則所限，但在它所限制的范圍內(nèi)，卻得對史事進行有組識的敘述，使大事易明易記。我又考明「列傳」本是和「本」對稱的，「天子稱本紀」[二]，而「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三]?，F(xiàn)在既取消了「本紀」，把秀全、洪天貴歸入「列傳」內(nèi)記敘，「列傳」的函義已從「敘列人臣事跡」，變而為記敘人物，則「列傳」名稱也應(yīng)該改，所以把「列傳」改為「傳」。這是我對傳體所作的第三次改變。
我對傳體這三次改變，是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七年經(jīng)過長期探索進行的，并且是連改連用，連用連改的。它用「敘論」概括全書，用「紀年」記大事，用「表」標明復(fù)雜繁賾的史事，用「志」記典章制度，用「傳」記人物?！笖⒄摗褂镁C合概括的體裁。「紀年」用綱目體裁。「表」用表格體裁?！钢尽褂脤ｎ}研究體裁。「傳」用傳記文學(xué)體裁。它與紀傳體有三點顯著的不同。
第一、增加「敘論」，概括全書，不僅改變了紀傳體「大綱要領(lǐng)，觀者茫然」的大弊，而且，能夠擔(dān)負起理論性闡述的任務(wù)。
第二、取消「本紀」，將洪秀全、洪天貴事績移歸「傳」內(nèi)，剔除了紀傳體以君主綱紀天下后世的濃重封建性。另立「紀年」專記大事。
第三、紀傳體以本紀、表、志、列傳組成，本紀、列傳占全書四分之二部份，以人物為本位，表、志居於從屬地位，故稱為紀傳體?，F(xiàn)改為以敘論、紀年、表、志、傳五部份組成，各有獨立的任務(wù)，傳只占全書五分之一部份，在比重上和實質(zhì)上對紀傳體作了根本的改變。
從上面三點不同總起來看，現(xiàn)在改變而成的體裁，與紀傳體具有不同的性實。這個體裁，五部份各有不同的體裁，各擔(dān)負不同的專識，它們之間，又互相聯(lián)系，互相補充結(jié)合而成為一整體，應(yīng)該定名為「多種體裁結(jié)合而成的綜合體裁?！箲?yīng)用這種體裁來撰著，使一部史書既有諭性的闡述，又有豐富的內(nèi)容，與一般用西方體裁撰的史書往往陷於有骨無肉乾巴巴的境地迥異。它是可供今天史家撰著史書應(yīng)用的一種體裁的。我長期探索改變紀傳體取得來這個史書體裁，多年來未能認識，并且還錯誤地仍稱為紀傳體，認為不能擔(dān)負撰著具有理論性的史書任務(wù)[一]。直到去年我讀了瞿林東同志古代史家怎樣對史書體裁[二]說：「以大量人物傳記為主要內(nèi)容的紀傳體史書」，「實際上是多種體裁結(jié)合而成的綜合體」。我認為他的提法很好，但對紀傳體形式上可以這樣說，實質(zhì)上是以本紀、列傳為主體，卻不能這樣說，名為紀傳體，才是名實相符。現(xiàn)在，我們「本紀」取消，改為「紀年」，將洪秀全、洪天貴事績移歸「傳」內(nèi)，又增加了「敘論」，根本改變了紀傳體的性質(zhì)，成為一種史書新體裁，才能稱為多種體裁結(jié)合而成的綜合體。我對瞿林東同志的提法雖有這點分歧，但我是從他的提法得到啟發(fā)，然后有所認識的，我對這種體裁采取的名稱也是取自他的提法的，謹誌明所自，并此致謝！由於這是一種個人從探索得來的初次試用的體裁，有必要向讀者交代清楚，所以詳述於上，以求指教。
四 歷史科學(xué)乃是一種階級斗爭的科學(xué)，歷史研究工作必須為無產(chǎn)階級政治服務(wù)。我青年時，受資產(chǎn)階級教育，中了資產(chǎn)階級客觀主義的大毒，錯誤地認為歷史研究應(yīng)該為歷史而歷史。解放后，經(jīng)過改造，批判了資產(chǎn)階級的思想。但是，思想通了，實踐時還是不懂得怎樣去達到目的的。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范文瀾同志看了史稿增訂本后，寫信叫我「可補一叛人傳，列其逆跡，使革命叛徒無所隱匿，在忠奸對比下，此輩奸人將永遠遭到蔑視」。這對我是一個極大的啟示，我從此才懂得如何從敘一事、立一傳的具體安排上去貫撤為政治服務(wù)的目的，并擴大了視野，增進了認識，使本書對舊著史稿換了面目。我今天對范文瀾同志的教導(dǎo)，道不盡的感激！
中國古代就有以歷史為政治服務(wù)的傳統(tǒng)?？鬃有薮呵铮鴣y臣賊子懼，孔子就是把春秋作為斗爭的武器，為封建統(tǒng)治服務(wù)的。清代史家王鳴盛很推崇范曄后漢書「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xué)則深美康成，褒黨固則推崇李、杜，宰相多無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惟尊獨行」[一]的緊抓歷史作為教育工具的作法。本書在婦女傳里面，不給那個稱為天父第六楊宣嬌和曾做東王楊秀內(nèi)薄書后來逃走的傳善祥立傳，而給那兩個可以代表千千婦女們對太平天國革命無限信心與深摯的感情的在太平天國失改之后，把結(jié)婚證書和愛人獎功執(zhí)照密藏在尼姑庵的墻壁內(nèi)以等待愛人勝利歸來的柴大妹、祝大妹立傳，以及給那些有一節(jié)一行可以風(fēng)示后來的人物如蔣老水手、陜北老翁等立傳，便是采自前人可取的作法。
史以紀實，撰史須要有豐富的史料，文獻無徵，就不可能撰述。從前陳壽撰三國志，魏書、吳書因有魏、吳兩國官修史，據(jù)以勒成刪定，內(nèi)容稱充實，而蜀漢無官修史，陳壽雖蜀漢人，父為馬謖參軍，本人又仕蜀漢為觀閣令史，所撰蜀書，竟不能不簡略缺失。史料對史書的限制如此。而壽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后，文獻被中外反革命毀滅殆盡，我們在百年后撰太平天國史，其困難何止千百倍於陳壽的撰蜀書。所以令天寫成這部太平天國史，空疏缺漏，所在都是，惟望他日新史料陸續(xù)發(fā)現(xiàn)，庶有以增補而已。
本書於一九五八年夏開始撰述，連它的雛形太平天國史稿於一九四四年撰述合計，歷時四十一年，時間不為不長了，而幾經(jīng)修改，總是感到不滿，現(xiàn)在要拿去付排了，心情十分沉重。從前程頤不出易傳，說是身后之書。愿炎武自述所音學(xué)五書纂輯三十多年，共改了五次，新手抄了三次[一]，是「一生獨得」的著作[二]，已經(jīng)成了，而只經(jīng)他的學(xué)生張弨的改正，就「約有一二百處」，使他不愿刷印[一]，而感歡到「著書之難而成之不易如此」[二]。著者今天方在初學(xué)馬克思主義，還遠遠談不到掌握階級斗爭的觀點，連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而記敘包羅萬象，復(fù)雜多端的歷史，其中工作之難，成之不易，更何待說。其中問題每每需要長期的鉆研，例如洪大全問題於獻俘的時候即起爭論，直到本世紀六十年代發(fā)現(xiàn)檔案才能作最后的定案。又如當年地主階級統(tǒng)治者和反革命分子及外國侵略者對正軍師楊秀清執(zhí)掌太平天國政權(quán)指為「專擅」、「僭取」，直到最近才考出這原來是太平天國的政體——軍師負責(zé)制。一部太平天國史，諸如此類問題，安得一一發(fā)現(xiàn)，一一解決，更安得一一解決而無誤，沉重之感，曷其有已！恩格斯在論卡爾·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批判一書里說：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fā)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xué)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里只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wù)[三]。
今天重溫?zé)o產(chǎn)階級偉大導(dǎo)師的箴言，對科學(xué)研究的艱巨性的認識，彌感新切，得到了鼓舞，得到了鞭策。我要以有涯的生命，去追求無涯的知。我竭誠地墾求讀者對我這一束荒無的草稿，匡其不逮，指其紕繆，大力幫助我前進！現(xiàn)在要把這部稿送去付印了，使我想到青壯年時在多災(zāi)多難的歲月里掙扎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往事，感慨萬千。到新中國成立后，黨教育我，栽培我，給我研究太平天國史以最適合的環(huán)境和最好的條件，使我得盡我所能，做我力所能做的工作。黨給我的恩德，是終生感戴不盡的。三十多年來，我的工作得到各有關(guān)方面的支持、幫助與關(guān)注，我的研究得到同志們的指教與啟發(fā)，這部拙著汲收了許多單位和專家的調(diào)查研究成果，都使我永誌不忘，今天在這里，一并致其感激的謝忱！
一九八五年國慶昌羅爾綱謹誌於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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