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之楷摸，用兵之典范"
《唐李問對》一作《李衛(wèi)公問對》，是《唐太宗與李靖問對》一書的簡稱。全書因以李世民與李靖一問一答的形式寫成而得名。
自《唐李問對》一書行世以來，歷代學者就普遍認為此書是北宋仁宗時（1023-1063年）人阮逸的依托之作。如陳師道（1052-1101年）的《后山談叢》、何薳（1077-1145年）的《春渚紀聞》認為此書是阮逸所著。邵博（？-1158年）的《邵氏聞見后錄》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則認為此書是阮逸擬作和假托。后人因《唐李問對》一書不見于《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的著錄，《太平御覽》、《武經總要》等書沒有引用該書，其內容文字又淺陋不文，也都認為此書是贗作，成書于北宋中葉。
不過，也有人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的。如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就認為此書并非出自阮逸的假托。
值得注意的是，從《唐李問對》曾論述到上古陣法等宋人已不甚了了的問題來看，此書恐怕不是阮逸所能憑空臆造，而是應另有所本。公元1042年成書的《崇文總目》著錄有《李靖行述》1卷、《韜鈐秘錄》5卷和《衛(wèi)國公手記》1卷。南宋人王應麟所撰《玉海》卷141《兵制。兵法?！蠢钚l(wèi)公問對〉》條引《書目》說："李靖《兵鈐新書》1卷，載靖與秦王論兵，如《問對》書。"據此，可知《唐李問對》一書很可能是阮逸根據《李靖行述》、《韜鈐秘錄》和《衛(wèi)國公手記》諸書編撰附益而成。
《唐李問對》共分3卷。卷上主要論述奇正、陣法、兵法和軍隊編制等問題。
奇正是中國古代軍事理論中常用的一對概念。自黃帝以來的兵法都主張先正后奇，先仁義后權譎。曹操解釋奇正說，先投入戰(zhàn)斗的是正兵，后投入戰(zhàn)斗的是奇兵；正面作戰(zhàn)的是正兵，從側翼發(fā)動攻擊的是奇兵。此書作者認為投入戰(zhàn)斗的主力部隊是正兵，主將自己統(tǒng)率的出擊部隊是奇兵。奇正之分不在于投入戰(zhàn)斗的先后，以及是正面作戰(zhàn)還是迂回側擊。它指出，奇正之分完全是人為的，奇正可以互相轉化。訓練部隊時，可按奇正來劃分，但在作戰(zhàn)時，卻不能有奇正有別，固定不變的觀念，而應隨機應變，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無窮，使敵人捉摸不透，將我軍的正兵誤認作奇兵，奇兵誤認作正兵。它對奇正相互轉化的辯證關系作了深刻的闡述，發(fā)展了《孫子兵法》有關"奇正相生"的思想。它又對天、地、風、云、龍、虎、鳥、蛇八陣的名稱提出了新的解釋。作者認為，八陣本是一陣，臨陣對敵時，出于變化制敵的需要，才散成八陣，戰(zhàn)斗結束后，又復歸為一陣。其中天陣、地陣的名稱來源于旗號；風陣、云陣的名稱來自旛名；龍、虎、鳥、蛇四陣的名稱則本自隊伍的分別。后人出于誤解和以訛傳訛，才將其誤認為8種事物。其實在實際戰(zhàn)斗中，陣勢的變化遠遠不止這8種。它還對楚國和中原各國車兵編制的差異提出了有價值的見解。它指出，按周朝兵制，每車一乘由步兵72人，甲士3人組成，分為3甲，每甲25人。楚國每車一乘由150人組成。這是因為楚國地處丘陵和江河湖澤地帶，車少而人多。
卷中主要論述如何戍守北邊、訓練軍隊、擇人任勢、避實擊虛、增強部隊的戰(zhàn)斗力和排列營陣諸問題。
它認為，在平定突厥和薛延陀后，戍守北邊的漢兵和蕃落應采取不同的教習方法。一旦戰(zhàn)爭爆發(fā)，就臨時變易兩者的旗號服色，使敵人難以捉摸，產生誤解，然后出奇制勝。它又認為，君主良將應善于選擇將士，利用其優(yōu)勢。蕃兵的長處在于騎兵，漢兵的長處在于強弩。善于用兵的人應分別利用和發(fā)揮其各自的優(yōu)勢，以戰(zhàn)勝敵人。它還發(fā)展了《孫子兵法》中關于虛實的思想。虛通常指劣勢和弱點，實則指優(yōu)勢和強點。要識別虛實，必須先懂得奇正相生的方法。不懂得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就不會了解虛是實，實又是虛。懂得了奇正相生，就可以采取主動，用這一方法來調動敵軍，從而摸透敵軍的虛實，然后用正兵對抗敵軍的堅實之處，出奇兵攻擊敵軍的虛弱之處。敵人以為我是正兵，我就出奇兵攻擊它，反之，就用正兵攻擊它。這樣，就可以達到掌握主動，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的目的，并最終戰(zhàn)勝敵人。作者在這里全面而又深刻地論述了虛實與奇正、主觀與客觀的辯證關系，對如何爭取用兵的主動權問題作了精彩的闡述。它又指出，為保持和提高我軍的戰(zhàn)斗力，削弱敵軍的戰(zhàn)斗力，可以采用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和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的方法，來取得作戰(zhàn)的勝利。它還對李靖創(chuàng)制的六花陣作了詳細、樸實的闡述，指出該陣來源于諸葛亮的八陣法，并介紹了方、圓、曲、直、銳等陣形和陣名。這在陣法研究中陰陽五行八卦之說和穿鑿附會之風盛行的時代，是十分難得的。唐宋時的軍事著作往往將古代軍隊宿營部署的營，和作為戰(zhàn)斗隊形的陣這二個概念混為一談。作者在這里雖沒有犯同樣的錯誤，但也沒有將這二者的區(qū)別和聯系論述清楚。
卷下主要論述重刑峻法與勝負的關系，以及義利、主客、步兵對抗車騎、分合、攻守、御將、陰陽術數、臨陣交戰(zhàn)和對兵法的理解等問題。
它認為，用兵應處理好義和利的關系。要鏟除大患，就不能顧慮小義。主客是既對立又統(tǒng)一的辯證關系。只有因時制宜，善于反客為主，變主為客，才能屢戰(zhàn)屢勝。它又對《孫子兵法》"形"篇所說的"守則不足，攻則有余"提出了自己的解釋。它認為，"不足"不是指弱，"有余"也不指強，而是指有勝算或勝利的條件。"守則不足，攻則有余"指的是當戰(zhàn)勝敵人的條件不足時，我就防守；當取勝的條件有余時，我就進攻。這種解釋是頗有道理的。它雖遭到一部分學者的反對，但又為另外一部分學者所接受。它對攻守的論述是相當精辟的。它指出，進攻是防守的樞紐，防守是進攻的策略。
進攻不僅僅是進攻敵城、敵陣，還必須攻敵之心。防守不只是守衛(wèi)營陣壁壘，還必須保持我軍的士氣，等待戰(zhàn)勝敵人時機的到來。它認為，攻敵之心的人就是所謂的知彼者，保持我軍士氣的人就是所謂的知己者。使自己不被敵人戰(zhàn)勝，主動權操在自己手中；先使自己不可戰(zhàn)勝的人，就是知己者。我軍可以戰(zhàn)勝敵軍，在于敵軍有可乘之機；等待并尋求可以戰(zhàn)勝敵人之時機的人，就是知彼者。這是用兵作戰(zhàn)要點。
不過，它在論及攻守時犯有將攻守和好戰(zhàn)、忘戰(zhàn)這二個概念混為一談的錯誤。它一方面引述《司馬法》說：國家雖大，好戰(zhàn)必定自取滅亡；天下雖然安定，忘記戰(zhàn)爭勢必危及穩(wěn)定。另一方面又承認好戰(zhàn)、忘戰(zhàn)和攻守的道理是一樣的，將進攻等同于好戰(zhàn)，將防守等同于忘戰(zhàn)。其結果就是將攻守這兩種不同的戰(zhàn)略態(tài)勢和作戰(zhàn)形式，與好戰(zhàn)、忘戰(zhàn)這兩種對待戰(zhàn)爭的不同態(tài)度相提并論，混而為一。
它還指出，陰陽術數不可信，功成業(yè)就，事在人為。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它又認為陰陽術數是不可廢除的。其理由是用兵作戰(zhàn)是一種詭詐的行為，善于用兵的人自己不能相信陰陽術數，但可以假托和利用這些東西，以驅使和命令那些相信陰陽術數的貪欲、愚昧之輩。
總之，《唐李問對》是一部頗有價值的兵書。它提出了一些新的創(chuàng)見，發(fā)展了前人的一些光輝思想。毋庸置疑，它也存在一些錯誤和不足之處。但這些錯誤和不足并沒有構成這部著作的主要方面。
《唐李問對》一作《李衛(wèi)公問對》，是《唐太宗與李靖問對》一書的簡稱。全書因以李世民與李靖一問一答的形式寫成而得名。
自《唐李問對》一書行世以來，歷代學者就普遍認為此書是北宋仁宗時（1023-1063年）人阮逸的依托之作。如陳師道（1052-1101年）的《后山談叢》、何薳（1077-1145年）的《春渚紀聞》認為此書是阮逸所著。邵博（？-1158年）的《邵氏聞見后錄》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則認為此書是阮逸擬作和假托。后人因《唐李問對》一書不見于《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的著錄，《太平御覽》、《武經總要》等書沒有引用該書，其內容文字又淺陋不文，也都認為此書是贗作，成書于北宋中葉。
不過，也有人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的。如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就認為此書并非出自阮逸的假托。
值得注意的是，從《唐李問對》曾論述到上古陣法等宋人已不甚了了的問題來看，此書恐怕不是阮逸所能憑空臆造，而是應另有所本。公元1042年成書的《崇文總目》著錄有《李靖行述》1卷、《韜鈐秘錄》5卷和《衛(wèi)國公手記》1卷。南宋人王應麟所撰《玉海》卷141《兵制。兵法?！蠢钚l(wèi)公問對〉》條引《書目》說："李靖《兵鈐新書》1卷，載靖與秦王論兵，如《問對》書。"據此，可知《唐李問對》一書很可能是阮逸根據《李靖行述》、《韜鈐秘錄》和《衛(wèi)國公手記》諸書編撰附益而成。
《唐李問對》共分3卷。卷上主要論述奇正、陣法、兵法和軍隊編制等問題。
奇正是中國古代軍事理論中常用的一對概念。自黃帝以來的兵法都主張先正后奇，先仁義后權譎。曹操解釋奇正說，先投入戰(zhàn)斗的是正兵，后投入戰(zhàn)斗的是奇兵；正面作戰(zhàn)的是正兵，從側翼發(fā)動攻擊的是奇兵。此書作者認為投入戰(zhàn)斗的主力部隊是正兵，主將自己統(tǒng)率的出擊部隊是奇兵。奇正之分不在于投入戰(zhàn)斗的先后，以及是正面作戰(zhàn)還是迂回側擊。它指出，奇正之分完全是人為的，奇正可以互相轉化。訓練部隊時，可按奇正來劃分，但在作戰(zhàn)時，卻不能有奇正有別，固定不變的觀念，而應隨機應變，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無窮，使敵人捉摸不透，將我軍的正兵誤認作奇兵，奇兵誤認作正兵。它對奇正相互轉化的辯證關系作了深刻的闡述，發(fā)展了《孫子兵法》有關"奇正相生"的思想。它又對天、地、風、云、龍、虎、鳥、蛇八陣的名稱提出了新的解釋。作者認為，八陣本是一陣，臨陣對敵時，出于變化制敵的需要，才散成八陣，戰(zhàn)斗結束后，又復歸為一陣。其中天陣、地陣的名稱來源于旗號；風陣、云陣的名稱來自旛名；龍、虎、鳥、蛇四陣的名稱則本自隊伍的分別。后人出于誤解和以訛傳訛，才將其誤認為8種事物。其實在實際戰(zhàn)斗中，陣勢的變化遠遠不止這8種。它還對楚國和中原各國車兵編制的差異提出了有價值的見解。它指出，按周朝兵制，每車一乘由步兵72人，甲士3人組成，分為3甲，每甲25人。楚國每車一乘由150人組成。這是因為楚國地處丘陵和江河湖澤地帶，車少而人多。
卷中主要論述如何戍守北邊、訓練軍隊、擇人任勢、避實擊虛、增強部隊的戰(zhàn)斗力和排列營陣諸問題。
它認為，在平定突厥和薛延陀后，戍守北邊的漢兵和蕃落應采取不同的教習方法。一旦戰(zhàn)爭爆發(fā)，就臨時變易兩者的旗號服色，使敵人難以捉摸，產生誤解，然后出奇制勝。它又認為，君主良將應善于選擇將士，利用其優(yōu)勢。蕃兵的長處在于騎兵，漢兵的長處在于強弩。善于用兵的人應分別利用和發(fā)揮其各自的優(yōu)勢，以戰(zhàn)勝敵人。它還發(fā)展了《孫子兵法》中關于虛實的思想。虛通常指劣勢和弱點，實則指優(yōu)勢和強點。要識別虛實，必須先懂得奇正相生的方法。不懂得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就不會了解虛是實，實又是虛。懂得了奇正相生，就可以采取主動，用這一方法來調動敵軍，從而摸透敵軍的虛實，然后用正兵對抗敵軍的堅實之處，出奇兵攻擊敵軍的虛弱之處。敵人以為我是正兵，我就出奇兵攻擊它，反之，就用正兵攻擊它。這樣，就可以達到掌握主動，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的目的，并最終戰(zhàn)勝敵人。作者在這里全面而又深刻地論述了虛實與奇正、主觀與客觀的辯證關系，對如何爭取用兵的主動權問題作了精彩的闡述。它又指出，為保持和提高我軍的戰(zhàn)斗力，削弱敵軍的戰(zhàn)斗力，可以采用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和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的方法，來取得作戰(zhàn)的勝利。它還對李靖創(chuàng)制的六花陣作了詳細、樸實的闡述，指出該陣來源于諸葛亮的八陣法，并介紹了方、圓、曲、直、銳等陣形和陣名。這在陣法研究中陰陽五行八卦之說和穿鑿附會之風盛行的時代，是十分難得的。唐宋時的軍事著作往往將古代軍隊宿營部署的營，和作為戰(zhàn)斗隊形的陣這二個概念混為一談。作者在這里雖沒有犯同樣的錯誤，但也沒有將這二者的區(qū)別和聯系論述清楚。
卷下主要論述重刑峻法與勝負的關系，以及義利、主客、步兵對抗車騎、分合、攻守、御將、陰陽術數、臨陣交戰(zhàn)和對兵法的理解等問題。
它認為，用兵應處理好義和利的關系。要鏟除大患，就不能顧慮小義。主客是既對立又統(tǒng)一的辯證關系。只有因時制宜，善于反客為主，變主為客，才能屢戰(zhàn)屢勝。它又對《孫子兵法》"形"篇所說的"守則不足，攻則有余"提出了自己的解釋。它認為，"不足"不是指弱，"有余"也不指強，而是指有勝算或勝利的條件。"守則不足，攻則有余"指的是當戰(zhàn)勝敵人的條件不足時，我就防守；當取勝的條件有余時，我就進攻。這種解釋是頗有道理的。它雖遭到一部分學者的反對，但又為另外一部分學者所接受。它對攻守的論述是相當精辟的。它指出，進攻是防守的樞紐，防守是進攻的策略。
進攻不僅僅是進攻敵城、敵陣，還必須攻敵之心。防守不只是守衛(wèi)營陣壁壘，還必須保持我軍的士氣，等待戰(zhàn)勝敵人時機的到來。它認為，攻敵之心的人就是所謂的知彼者，保持我軍士氣的人就是所謂的知己者。使自己不被敵人戰(zhàn)勝，主動權操在自己手中；先使自己不可戰(zhàn)勝的人，就是知己者。我軍可以戰(zhàn)勝敵軍，在于敵軍有可乘之機；等待并尋求可以戰(zhàn)勝敵人之時機的人，就是知彼者。這是用兵作戰(zhàn)要點。
不過，它在論及攻守時犯有將攻守和好戰(zhàn)、忘戰(zhàn)這二個概念混為一談的錯誤。它一方面引述《司馬法》說：國家雖大，好戰(zhàn)必定自取滅亡；天下雖然安定，忘記戰(zhàn)爭勢必危及穩(wěn)定。另一方面又承認好戰(zhàn)、忘戰(zhàn)和攻守的道理是一樣的，將進攻等同于好戰(zhàn)，將防守等同于忘戰(zhàn)。其結果就是將攻守這兩種不同的戰(zhàn)略態(tài)勢和作戰(zhàn)形式，與好戰(zhàn)、忘戰(zhàn)這兩種對待戰(zhàn)爭的不同態(tài)度相提并論，混而為一。
它還指出，陰陽術數不可信，功成業(yè)就，事在人為。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它又認為陰陽術數是不可廢除的。其理由是用兵作戰(zhàn)是一種詭詐的行為，善于用兵的人自己不能相信陰陽術數，但可以假托和利用這些東西，以驅使和命令那些相信陰陽術數的貪欲、愚昧之輩。
總之，《唐李問對》是一部頗有價值的兵書。它提出了一些新的創(chuàng)見，發(fā)展了前人的一些光輝思想。毋庸置疑，它也存在一些錯誤和不足之處。但這些錯誤和不足并沒有構成這部著作的主要方面。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