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們報紙的性質（1918年9月或19日）



列寧
(1918年9月18日或19日)

　　現(xiàn)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動，即政治空談，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的建設，建設中的種種事實，占的篇幅太少了。

　　有些簡單明了、眾所周知、群眾已經相當清楚的事情，如資產階級走狗孟什維克卑鄙地背叛、英國和日本為了恢復資本的神圣權利而發(fā)動入侵、美國億萬富翁對德國咬牙切齒等等，為什么不用20-10行，而要用200-400行來報道呢？這些事情要報道，這方面的每一個新事實要指出，但不必長篇大論，不要老調重彈；而對那些眾所周知的、已有定論的舊政治的新表現(xiàn)，用“電報體”寫上幾行抨擊一下就可以了。

　　在“資產階級的美好的舊時代”，資產階級報刊決不涉及“最神圣的東西”——私人工廠和私人農場的內幕。這種慣例是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我們應當堅決拋棄，但我們還沒有這樣做。我們報紙的面貌還沒有改變得符合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的要求。

　　少談些政治。政治已經完全“明朗化了”，它已歸結為兩個營壘的斗爭，即起義的無產階級和一小撮奴隸主資本家(及其狐群狗黨直到孟什維克等等)的斗爭。關于這種政治，我再說一遍，可以而且應當談得十分簡短。

　　多談些經濟。但經濟不是指“泛泛的”議論、學究式的評述、書生的計劃以及諸如此類的空話，——可惜所謂經濟往往正是這樣的空話。不是的，我們需要的經濟是指搜集、周密地審核和研究新生活的實際建設中的各種事實。在新經濟的建設中，大工廠、農業(yè)公社、貧苦農民委員會和地方國民經濟委員會是否真有成績？有哪些成績？證實了沒有？其中有沒有虛構、夸大和書生式的許諾(“事情正在就緒”、“計劃業(yè)已擬就”、“力量已經投入”、“現(xiàn)在可以擔?！?、“肯定有所改善”，以及諸如此類“我們”特別擅長的油腔滑調)？成績是怎樣取得的？怎樣擴大的？

　　有些工廠在國有化以后仍然是混亂、散漫、骯臟、搗亂、懶惰的典型，揭發(fā)這些落后工廠的黑榜有沒有呢？沒有。然而這樣的工廠是有的。我們不同這些“資本主義傳統(tǒng)的保持者”作斗爭，就不能盡到自己的職責。只要我們默許這樣的工廠存在，我們就不是共產主義者，而成了收破爛的人。我們不善于象資產階級那樣在報紙上進行階級斗爭。請回想一下，資產階級是怎樣出色地在報刊上抨擊自己的階級敵人，怎樣譏笑他們，侮辱他們，置他們于死地的。而我們呢？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階級斗爭，難道不正是要反對那些頑固堅持資本主義傳統(tǒng)(習慣)、仍然用老眼光看蘇維埃國家(替“它”干活要少些差些，從“它”那里撈錢則多多益善)的極少數(shù)工人、工人集團、工人階層，以捍衛(wèi)工人階級的利益嗎？

即使是在蘇維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間，在索爾莫夫斯克和普梯洛夫等工廠的工人中間，這樣的壞蛋難道還少嗎？這樣的壞蛋我們抓住了多少？揭露了多少？搞臭了多少？ 報刊對這一切默不作聲。即使談到，也只是官樣文章，走走過場，不象一份革命報刊，不象一個階級實行專政的機關報，盡管這個階級正在用行動證明，資本家和維護資本主義習慣的寄生蟲的反抗將被它的鐵拳所粉碎。

　　在戰(zhàn)爭問題上也是這樣。我們是否抨擊過那些膽小如鼠的將領和敷衍塞責的家伙呢？我們是否在全俄國面前揭露過那些不中用的部隊的丑態(tài)呢？有一些人毫不中用、玩忽職守、延誤軍機，本來應該大張旗鼓地把他們清除出軍隊，我們是否“抓住了”足夠數(shù)量的這樣的壞典型呢？我們沒有同干壞事的具體人進行切實的、無情的、真正革命的斗爭。我們很少用現(xiàn)實生活各個方面存在的生動具體的事例和典型來教育群眾，而這正是報刊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的主要任務。我們很少注意工廠、農村和連隊的日常生活，這里創(chuàng)造的新事物最多，這里最需要關心、報道和公眾的批評，最需要抨擊壞人壞事，號召學習好人好事。 少來一些政治空談。少發(fā)一些書生的議論。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農群眾怎樣在日常工作中實際地創(chuàng)造新事物。多檢查檢查，看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產主義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