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芳心小姐》，[美]納撒尼爾·韋斯特著，夏雯韻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11月即出
從1930年到1932年，納撒尼爾·韋斯特（Nathanael West）以每天一百詞的速度寫完了《寂寞芳心小姐》。如果用小說界的產(chǎn)業(yè)標準，這個效率實在低得罪無可恕；但如果用長詩的創(chuàng)作來衡量，韋斯特寫得委實不算慢。這位當時還一文不名的美國作家，確實是以寫長篇敘事詩的方式，來寫這部短小的長篇小說。他務必精密雕琢全書十五節(jié)詩篇中的每個詞，確保所有的意象、隱喻、節(jié)奏、語調、反諷、用典都如瑞士鐘表一樣在文本內(nèi)部嚙合。他用詩的簡潔向讀者發(fā)出命令——你們必須虔誠、謹慎地對待書中的每句話。
如果你對我說的仍然將信將疑，不妨先讀讀書中這兩段：
他把信像個粉色帳篷那樣，架在沙漠上。在深色桃紅木桌面的襯托下，那廉價的信紙透出濃烈的肌膚色澤。他把道爾夫人想象成帳篷，毛發(fā)覆蓋、經(jīng)脈分明，把自己想象成盥洗室的骷髏，是貼在學者藏書票上的骷髏印記。他讓骷髏進入肉體帳篷之內(nèi)，它的每個關節(jié)都開出了花。
沒有風來攪動地球的引力。新生的嫩葉筆直地垂下來，在烈日的照耀下熠熠生輝，酷似一支張開小小金屬盾牌的軍隊。有只畫眉鳥在樹林里歌唱。歌聲仿佛是被唾液堵住的笛子吹出的聲音。貝蒂高舉著雙臂停下來聽畫眉鳥歌唱。一會兒鳥不唱了，她轉身朝向他，慚愧地沖他一笑。他給了她一個飛吻，她用一種稚氣的性感姿勢接住了。他縱身躍過走廊的欄桿，飛奔過去親吻她。他倆倒地的時候，他聞到一股味道，混合著汗水、肥皂味和碎草的清香。
《帶布玫瑰的牛骷髏》，[美]歐姬芙繪，1931年。
在第一段，那些瑰奇的比喻（如開花的骷髏）和帶有神秘主義經(jīng)驗的觀視，讓我想到了美國天才詩人哈特·克蘭（Hart Crane），而第二段則似乎證明韋斯特在需要的時候，也可以在無韻散文中構建另一類美國詩風，它的源頭在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那里。這樣的天才詩句在書中幾乎俯拾皆是，只有真正的天才，才能如此大密度地將詩嵌入小說語言。
《寂寞芳心小姐》僅僅憑借語言上的成就，就足以在美國文學史上占據(jù)重要位置了。然而，1933年在韋斯特將這部杰作滿懷希望地交給賴福瑞特出版社（Boni&Liveright）之后不久，這家出版社就倒閉了，導致這本書只賣出了八百冊。那原本是一家偉大的出版社，出版過T. S. 艾略特的《荒原》和德萊塞的《美國悲劇》，創(chuàng)始人賀瑞斯·賴福瑞特（Horace Liveright）在同一年死于酗酒和肺炎（只有六個人參加他的葬禮，比參加蓋茨比葬禮的人還少）。
悲催的韋斯特一生只寫了四部小說，他的名字長期徘徊在美國文學正典的邊緣地帶。如今，假如有人偶爾談論起他，也多半會說起他的另一部小說《蝗災之日》（The Day of the Locust）。那部1939年的小說是韋斯特的最后一部作品，也被稱為“第一部好萊塢小說”，里面有“燃燒的洛杉磯”（這一可怕的末日意象，將在1992年的“羅德尼·金暴動”中變?yōu)楝F(xiàn)實！），有派對上“沉在游泳池池底的白色假馬”，它在諷刺“好萊塢”這個造夢工廠的邪惡與虛妄方面，與大衛(wèi)·林奇的邪典電影《穆赫蘭道》頗有幾分相似。然而，據(jù)美國文學判官哈羅德·布魯姆的看法，《蝗災之日》的文學地位根本名不副實，它“浪費了韋斯特的天才”。布魯姆以不容辯駁的口吻告訴我們：《寂寞芳心小姐》才是當之無愧的文學杰作，它勝過了《太陽照常升起》《了不起的蓋茨比》和《圣殿》；整個二十世紀美國文學能和這部作品叫板的，恐怕僅有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我彌留之際》和《押沙龍！押沙龍！》。
《蝗災之日》
寫出如此偉大作品的人，其實原本不叫“納撒尼爾·韋斯特”。1903年生于紐約市的他，原名內(nèi)森·溫斯坦（Nathan Weinstein），父母都是講德語的立陶宛猶太人，家庭條件相當不錯。少年時代的韋斯特在曼哈頓上學時，基本上三天打魚兩天曬網(wǎng)，結果高中都沒有混畢業(yè)。因為出了名的好逸惡勞，他被朋友們起了一個終身的綽號“Pep”，該詞在英文里意為“精力、活力”，其中的反諷之意自不待言。如果說成為偉大小說家的必備素質是去虛構人生，那么韋斯特無疑從一開始就展現(xiàn)出了自我虛構的驚人“才華”。他用偽造的高中成績單拿到了塔夫茨大學的錄取，后因荒廢學業(yè)而被開除，但他故伎重演，用另一個同名之人的成績單又申請上了布朗大學。
在新的學校，韋斯特總算如魚得水，邁向了一位作家的自我修煉之路。在校期間他雖然功課依然不佳，但課外閱讀了大量現(xiàn)代主義文學作品，尤其癡迷十九世紀末法國超現(xiàn)實主義和王爾德的頹廢主義文風，并對基督教和神秘主義萌生了巨大興趣。韋斯特也活躍于學校各種戲劇和文學社團，卻因為猶太人身份無緣加入校園兄弟會，這也是他后來將姓氏從“溫斯坦”——一個典型的猶太姓氏——改為“韋斯特”的緣故。1924年，韋斯特博士畢業(yè)后跟著父親干了兩年活，然后向友人宣布自己要像所有美國文學青年那樣去往巴黎——那個真正國際范兒的大都會，那里有斯坦因夫人的沙龍，有左岸的咖啡館，還有海明威每次幻想天堂時都會想到的“麗思酒店”……
不過，1926年的巴黎已露出了下半世的光景，夜夜笙歌的美國文人圈子在那里也快散場了。韋斯特在這場接近尾聲的“流動的盛宴”上只待了三個月，就回了美國。不過他卻一直“假裝在巴黎”，日后在朋友面前的說法是，“自己在巴黎待了兩三年”。據(jù)一位他的傳記作家說，韋斯特在法國期間只結交了一位朋友，還是個窮困潦倒的抽象派畫家，后來三十年代他們在洛杉磯再次見面，一邊喝得醉醺醺，一邊摟在一起哼唱《我最后一次看到巴黎》（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大概是因為韋斯特對這段旅法經(jīng)歷真假莫辨的吹噓太多，后人常將他稱為“‘迷惘一代’的謝幕天才”。
回國后的韋斯特在紐約的廉價公寓酒店做經(jīng)理，在那里見識了各種慘淡的美國人生，尤其是1929年后洶涌而至的大蕭條，更是讓韋斯特習慣了去審視“美國夢”的病態(tài)一面。他開始結交作家朋友，其中包括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和詹姆斯·法雷爾（James T. Farrell）這樣日后響當當?shù)拿?。如果有窮得揭不開鍋的作家朋友找他，他還會利用職務之便提供免費食宿。1931年，他花大力氣修改出版了大學時代就開始構思的小說處女作《貝爾索·史奈爾的夢幻人生》（The Dream Life of Balso Snell），結果銷售慘淡，首印五百冊被他自己買去一百五十冊，剩下的等到他去世時都未賣完。哈羅德·布魯姆并不認為這是當時讀者有眼無珠，他對這部作品的評價是“爛得可怕，只有幾頁散發(fā)出腐敗的力量”。
《貝爾索·史奈爾的夢幻人生》
1931年，出師不利的韋斯特辭去了酒店的工作，隱居到鄉(xiāng)間寫第二部小說《寂寞芳心小姐》。寫這本書的靈感，據(jù)說來自于1929年和朋友的一次聊天。這位朋友當時用蘇珊·切斯特（Susan Chester）的筆名，給《布魯克林鷹報》寫忠告專欄（advice column）。在報紙具有絕對主導性的大眾傳播時代，這樣的欄目非常盛行，影響之大是生活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我們所無法想象的。譬如，美國曾有一對雙胞胎姐妹，分別用“Ann Landers”和“Dear Abby”為筆名，從上世紀中期開始寫作此類專欄，發(fā)表轉載在全世界一千四百多家報紙，每天的讀者達到上億人，并一直持續(xù)了半個世紀。那么，做這樣一份工作意味著什么呢？
韋斯特在朋友那里，看到了一些需要回復的讀者來信，其中一篇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蘇珊：我一直喜歡讀你的欄目，從你的專家忠告中受益匪淺?，F(xiàn)在，我想請你給我一些建議。我已經(jīng)結婚二十年了。我有一個十九歲的女兒，和十七歲的兒子。從一開始，我就意識到自己的婚姻是個錯誤。但是很快就懷了孩子，我為了親愛的他們，不得不忍受這些酸甜苦辣。而且我也是個本分之人。
信的署名是“寬肩膀”，結尾還寫了一句附言：“蘇珊，你不要真以為我肩膀寬，但這代表了我對生活和我自己的感受?！憋@然，韋斯特幾乎算是“盜用”了這些信件和署名，尤其是“寬肩膀”這篇，被作家改編成了《寂寞芳心小姐》中最長的一封讀者來信。它幾乎是壓垮主人公的最后一根稻草，以至于他讀這封信時，“好比動物撕扯一只受傷的腳；往傷口上撒鹽”。
在這位“深淵修辭家”（a rhetorician of the abyss, 哈羅德·布魯姆語）看來，這些匿名的信件——它們通常充滿文法錯誤，全是個人隱私的傷痕——是一把鑰匙，可以通往那個時代最為真實的特征。對創(chuàng)作的黃金十年（1931-1940）橫跨整個大蕭條歲月的韋斯特來說，文學家需要解碼的時代特征，是“美國夢”如何成為一場“美國噩夢”。表面上看，這些來信是那些城市里的孤獨者秘密分享的個人痛苦，它們曝光了都市生活對人的異化和彌漫的大眾心理危機。但更深地看，這些“小我”的創(chuàng)傷告白其實源自現(xiàn)代性和去人性化的工業(yè)文明，或者用韋斯特的絕佳譬喻，源自這個國家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碎石狂歡”（orgy of stone-breaking）。石頭，當然首先是城市的建筑材料，靠著無數(shù)細碎的石頭才能有鋼筋混凝，才能建立起來一座座水泥森林。那些石頭被從采石場切割下來，送入碎石機，再和水泥攪拌在一起。正是由于城市瘋狂擴張的需要，“短短幾年中，他們（美國人）砸碎的石頭要比埃及人在幾個世紀中砸碎的還要多”。
《寂寞芳心小姐》
然而，如果僅僅將韋斯特視為另一個德萊塞，或者一個用諷刺筆法控訴墮落城市與資本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那將是我們對韋斯特文學特質的極大誤解。事實上“石頭”在這里還有另一層隱藏的含義，那就是“信仰”。它，可以是巨大的磐石，成為耶穌所預言的將在其上建立起教會的東西——薇拉·凱瑟（Willa Cather）的《大主教之死》（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中那個希望在現(xiàn)代社會復興宗教的主教拉圖爾，正是在圣塔菲的印第安人村落找到了這樣的黃色大巖石。它，也可以是細碎的石頭，是被摧毀或尚未真正建立的信仰——希臘文中“彼得”（Peter，petros）即意味著這種碎石（pebble），而不是代表堅定信仰的“巨石”（rock，petra）。然而，“寂寞芳心小姐”又有什么“巨石”可以貢獻或依靠呢？史賴克嘲笑他說，面對來自人類的禱告，應該“把石頭賜予讀者”，而不是給他們“面包”，可是他能給的只是那些碎石頭，最后“只剩下僅有的一塊——腸結石”。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尋找信仰”構成了《寂寞芳心小姐》最核心的命題。作為猶太身份的棄教者，韋斯特以最消極、最極端的方式，進入了現(xiàn)代性和宗教的對話中。韋斯特幾乎從一開始就毫不掩飾他對《圣經(jīng)》的指涉，那個無名無姓的“寂寞芳心小姐”是這片現(xiàn)代荒原上的耶穌，只不過他顯得十足的滑稽和荒誕。每一封浸泡著血淚的讀者來信，都如同中世紀教堂里那些十字架前的懺悔者向上帝的禱告。然而在沒有神祗的空心都市，這些絕望的宗教饑渴都以信件的方式送到了“寂寞芳心小姐”的桌前。每一次打開它們，就如同上帝之子在翻看人類的受難日記；主人公不得不強迫自己扮演耶穌，通過專欄回復向那個罪惡與苦難同樣深重的淵藪故作啟示之語，用鉛印的報紙文字傳遞虛假的“福音”。
我不知道“Ann Landers”和“Dear Abby”在半個世紀的回信生涯中是否有過精神危機，但我們的“寂寞芳心小姐”顯然受到了極大的煎熬——試問，還有什么折磨比一個沒有信仰的人染上了“耶穌情結”更可怕？他偽裝成雄辯的浸禮會牧師一樣，奮力地在桌前為那些不幸的人傳遞“夢想和平和、溫柔和狂喜”；他告訴那個“天生沒有鼻子”卻熱愛跳舞的女孩，“晦暗祭臺上熊熊燃燒著純白色火焰”。顯然，這樣的寫作所產(chǎn)生的代價，是“惡心自己”?！凹拍夹男〗恪碑斎幻靼姿@個可憐的報紙寫手對公眾的欺騙與自欺，但更可怕的則是編輯史賴克（Shrike）對他的折磨與誘惑。Shrike在英文里是“伯勞鳥”，它生性兇猛，擅長用鋒利的鳥嘴將獵物刺死在荊棘樹枝上，并將之懸掛在那里啄食。如果說男主人公是一個現(xiàn)代版耶穌的荒誕戲仿，那么史賴克就成了撒旦式的“敵基督”——他用可怕的嘴發(fā)出滔滔不絕的詭辯，踐踏一切真理和信仰，將我們的“寂寞芳心小姐”釘死在木頭上。
韋斯特
讀者此時或許陷入了猶豫和困惑：如果這本書講述的東西如此猙獰、丑惡，我們?yōu)槭裁匆プx它？我想，這才是韋斯特最了不起的地方：《寂寞芳心小姐》在最為徹底的幻滅、最為凜冽的悲觀中，讓我們看到了真正的信仰之光。事實上，正如布魯姆所說的那樣，韋斯特是一個“充滿猶太性的反猶者”（a Jewish anti-Semite），他的宗教自覺在于讓人物在肉體和精神上遍歷最可怕的罪，然后通過這種罪本身來達到救贖之岸。主人公在床腳對面掛著象牙基督像，但床上讀的卻是《卡拉馬佐夫兄弟》，書簽頁夾在佐西馬神父那一章。他的靈魂煎熬就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那些主人公，一方面在內(nèi)心中不斷呼喊基督的名字，一方面感受到的卻只是心底那“偽裝成蛇形”的歇斯底里。
這樣的“寂寞芳心小姐”隨時可以像《群魔》里的理想主義者那樣，在酒精、性或恐懼的催情下變成可怕的施暴者（甚至是恐怖分子）。他常常坐在酒館里喝酒，臉上掛著天真無邪的微笑，“像是一個坐在電影院、口袋里揣著炸彈的無政府主義者才會有的微笑”。他用石頭砸碎了打算獻祭給上帝的羔羊的腦袋，瘋狂抽打被他踩得內(nèi)臟四溢的青蛙直到它死去，欺凌侮辱在廁所里抓到的老年同性戀者，用拳頭不停地毆打試圖引誘他的道爾太太……主人公本可以選擇和清純的貝蒂結婚生子、終老鄉(xiāng)間，但是他發(fā)現(xiàn)自己內(nèi)心的狂暴雖然看似“混沌無序，卻意義非凡”；而如果選擇貝蒂那樣的生活，只能“井然有序卻毫無意義”。
這就是在“上帝已死”的現(xiàn)代文明中尋找信仰的危險和代價，卻也是韋斯特所暗示的唯一道路。我們甚至可以說，要想成為真正的“信仰騎士”，就必須要進入狂暴的黑夜和恐怖的幽谷，只有在親身見證過生活中所有的魑魅魍魎之后，讓心中的碎石在火爐中燒煉，才可能接近十字架上的真。在這一點上，韋斯特或許和哲學家克爾凱郭爾是一致的。在小說的結尾，寂寞芳心小姐果然經(jīng)歷了一次宗教體驗，他如同一條魚“一躍而起”，咬住了墻上那個基督像所代表的“明亮耀眼的魚餌”。他感到房間內(nèi)恩典普照，四處都是微風和芬芳。當然，這種過于美好的奇跡在他擁抱瘸子時戛然而止，報紙里射出的子彈讓他應聲倒下，滾下樓梯。
如果你認為這個結尾不過是韋斯特對“寂寞芳心小姐”信仰追尋的戲謔，那恐怕錯了。1940年，這個一直在好萊塢廉價出售自己文學才華的窮編劇終于等來了屬于自己的宗教體驗——一個叫艾琳·麥肯尼（Eileen McKenney）的女人走進了他的寂寞世界，他們相愛并結婚了，還簽下了哥倫比亞電影公司。這是寫了四部小說卻總共只賣出不到四千冊的韋斯特第一次看見人生的光亮和恩典。然而，僅僅新婚八個月，在一個周末的下午，兩人從墨西哥度假回來，路上遭遇車禍喪生。
那一天，是1940年12月22日。韋斯特死時年僅三十六歲，艾琳才三十歲。
韋斯特
僅僅在前一天，好萊塢另一個寫劇本謀生的偉大小說家也死了。這個亡人是菲茨杰拉德，剛剛從酗酒和妻子澤爾達的醫(yī)療費重壓下喘過氣來。在心臟病發(fā)作死亡的前一個晚上，他還告訴情人希拉·格雷厄姆（Sheilah Graham），說自己想好了手頭這部小說《最后的大亨》（The Last Tycoon）該怎么寫下去，他說那將是一部比《了不起的蓋茨比》更偉大的杰作，他會重新開始嶄新的人生……
我常常想，最后時刻的韋斯特和艾琳說了什么呢？在汽車失控的一剎那，他想起“寂寞芳心小姐”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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