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由華東師范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院、美術(shù)學院、佛教美術(shù)研究中心合作主辦的“2018·中國上?！し鸾堂佬g(shù)源流國際研討會”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行。
華東師范大學美術(shù)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阮榮春就“早期佛教造像的東漸與北上”的猜想進行了論證。他認為，中國佛像的產(chǎn)生、興起，不僅存在于由西域而東的北方絲綢之路上，在近幾十年的考古發(fā)現(xiàn)中，逐漸形成了一條既不在佛教石窟密集的北方絲綢之路，也不在海岸線上的從中印度經(jīng)長江流域到日本的佛教文化傳播線?！芭炫刃侣劇す糯囆g(shù)”經(jīng)授權(quán)刊發(fā)其大會主題報告《東漸與北上——早期佛教圖像傳播的猜想》，發(fā)表時有刪節(jié)。
有關(guān)佛教造像源流的研究，由于受歐洲學者關(guān)于犍陀羅造像研究的影響，又由于大量石窟遺跡分布在中國的北部地區(qū)，中外學界大都把研究視點投在印度西北的犍陀羅地區(qū)，以及由西域而東的北方絲路上，亦往往認為中國佛像的產(chǎn)生、興起與此有關(guān)。
然而近幾十年來，在中國的南方（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山東等長江沿線城市）先后發(fā)現(xiàn)了大量三世紀前后的佛教造像，遂引起學術(shù)界的關(guān)注。
中國3世紀前后佛教造像集中分布圖
即此表明，中國佛教造像先興于南方，后盛于北方。且在公元三世紀前后，有一條從中印度經(jīng)長江流域到日本的佛教文化傳播線。
佛教3世紀自中印度東傳至日本傳播線路圖
本文擬在以往資料與近年考古發(fā)現(xiàn)的基礎(chǔ)上，就“早期佛教造像的東漸與北上” 作一猜想。
一、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遺存
（一）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四川早期佛教造像不斷發(fā)現(xiàn)，這其中數(shù)量較多的莫過于搖錢樹佛像，其次為崖墓與陶塑佛像。
1.搖錢樹佛像
搖錢樹佛像集中在四川的綿陽、安縣、三臺、梓潼、重慶的忠縣、豐都、開縣，陜西的漢中，貴州的清鎮(zhèn)等地（四省十一縣）。
這些搖錢樹佛像從類型上看，大致可分為三類。
（1）搖錢樹佛像第一類：倚坐式
倚坐式在搖錢樹佛像中所占比例不多。于四川豐都縣發(fā)現(xiàn)的延光四年墓出土的錢樹佛像即屬這一時期，即公元125年，這是我國迄今發(fā)現(xiàn)的最早佛像。
豐都縣延光四年墓出土 倚坐式搖錢樹佛像
（2）搖錢樹佛像第二類：“U”字通肩衣紋式
（3）搖錢樹佛像第三類：交叉手印式造像
這一類造像目前僅見兩例，一件是梓潼出土佛像，一株六尊。右手握左手貼于胸前，作轉(zhuǎn)法輪相。近期浙江省博物館展出一件與此相類似錢樹佛像。
浙江博物館展品，交叉手印式造像
雙手交疊的轉(zhuǎn)法輪印源于犍陀羅地區(qū)，這種手印在中國少之又少，但由此可知，在我國早期佛教造像中，已接受到來自犍陀羅造像的影響。
2.崖墓佛像
此處略。
3.陶塑佛像
彭山陶塑佛像意義不亞于延光像，佛像端坐在陶柱礎(chǔ)中央，高螺髻，圓形臉，著“U”字紋通肩衣，左手握衣裾，右手施無畏印，結(jié)跏的雙足為“U”字下擺衣裾所覆蓋，左右為脅侍，臺座一周塑龍虎爭璧圖像。螺髻與U字通肩衣，是秣菟羅造像最鮮明的特征。而這種U字衣紋佛像在中國早期佛像中，影響十分廣泛。
陶塑佛像 四川宜賓漢墓出土
（二）四川早期佛像造像發(fā)展階段
四川為中心的早期佛造像大約經(jīng)歷了三個漸進的發(fā)展階段：
1.傳說階段；
2.佛造像的形象塑造已非常清晰，高螺髻，U字通肩衣，手勢，以及左右的脅侍等表現(xiàn)均符合佛像的特點；
3.以綿陽搖錢樹造像為代表，數(shù)量最多，少數(shù)呈現(xiàn)印度犍陀羅造像影響。
為了加強對中國早期佛像的產(chǎn)生發(fā)展有個清晰認識，以下我們即以四川早期造像的特點回溯印度秣菟羅早期造像的發(fā)展，探討其源與流的關(guān)系。
二、秣菟羅早期造像
（一）迦膩色伽時代佛像產(chǎn)生之背景
釋迦在世時，并無造像，直到貴霜王朝的迦膩色伽時代才出現(xiàn)為人崇拜的釋迦尊像，有幾點與中國佛教藝術(shù)源流相關(guān)的議題必須指出：
1.釋迦的誕生地、說法地、涅槃地均在中印度一帶；
2.阿育王的崇佛在中印度一帶的發(fā)展打下了堅實基礎(chǔ)，特別是大量象征物的崇拜物如桑奇大塔、巴爾夫托玉垣等為佛像產(chǎn)生準備了條件；
3.迦膩色伽晚年崇佛，但其即位后對宗教實施寬容政策，提供了佛像首先在中印度的歷史溫床上得以誕生；
4.佛教史上“優(yōu)填王造像”的優(yōu)填王之國都憍賞彌正是出土佛像最早的秣菟羅地區(qū)；
5.從迦王即位開始，秣菟羅地區(qū)產(chǎn)生了即有大量紀年銘文佛造像。
（二）秣菟羅紀年造像與優(yōu)填王造像之影響
1.秣菟羅紀年佛像
這些紀年銘造像主要分布于秣菟羅地區(qū)，從時代風格與類型上可粗分為3類。
（1）立像類
秣菟羅憍賞彌出土的“迦膩色伽二年”立像，現(xiàn)藏于阿拉哈巴德博物館。這是迦膩色伽即位的第二年雕造的佛像，即為公元80年。這是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的有最早紀年銘的佛像。
“迦膩色伽二年”立像
“迦膩色伽三年”立像，鹿野苑出土，這尊造像與迦膩色伽二年造像同為一人造立，是由秣菟羅運往鹿野苑的。此像高達2.7米，佛像身后有3.5米主柱的華蓋。
“迦膩色伽三年”立佛像
從迦王的2,3,4,5,6,8,11,14,26的紀年銘造像，到胡維色伽的35,45,51……的紀年銘造像看，所有立佛像其類型大抵相同，有的高達2.9米。
立像類佛像形式，對中國未產(chǎn)生多大影響，這與佛教對外傳播尚未達到一定的影響力度有關(guān)。
（2）螺髻佛
即與中國四川彭山佛像相關(guān)的螺髻佛。此類造像僅有少量完好，紀年銘造像時間依次為:迦膩色伽8年，9年，17年，20年，23年，29年，31年，32年，39年，其中最有名的也是保存最完好的為卡特拉佛像與阿希切特拉32年銘菩薩像。
卡特拉坐佛，無王銘，自銘“菩薩”，高71厘米，高螺髻，臺座的正面與兩側(cè)刻有三尊獅子造像。約刻于迦王八年前后。
卡特拉坐佛像（迦膩色伽8年前后）
阿希切特拉坐佛像，刻有32年銘，是為秣菟羅造像較為成熟的典型作品，這一類作品，其右袒的薄衣貼體佛像形式對中國云岡等地造像產(chǎn)生重要影響。
阿希切特拉坐佛像(迦膩色伽32年銘坐像）
從造像右袒的肩頭上可以看到左邊袈裟由背后披搭右肩的衣紋。
（3）“U”字紋通肩衣的出現(xiàn)
此類有以下幾件重要作品，均為秣菟羅博物館收藏：A.秣菟羅出土的立佛像；B.安尤爾出土51年銘“菩薩”坐像；C.“佛陀五相”飾板；D．佛陀三尊像與83年銘三坐像
A.秣菟羅出土立佛像：
從造像風格看，立佛像早于51年銘像，高84厘米，圓臉大眼，頭部仍見螺髻，身后為圓形背光，背光的邊緣仍保留著卡特拉式內(nèi)弧半圓的花瓣圖形。右手作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裾，衣紋隨并行上抬的雙手形成一個個大U字形線條，因陰刻線衣紋緊貼軀體，形成出水濕衣式樣。
U字立佛像——秣菟羅博物館藏，2世紀前期
B.安尤爾出土51年銘“菩薩”坐像：
即公元129年，這件造像對佛像的通肩衣研究至關(guān)重要，頭部為螺發(fā)，雙手上揚在胸前形成一個U字形系列衣紋，并延至下擺遮住雙足。尤值得注意的是，臺座下結(jié)跏趺坐禪定坐佛，亦為U字衣紋。
安尤爾出土51年銘坐像
C.佛陀五相圖飾板：
秣菟羅博物館定為公元二世紀前期，這是秣菟羅地區(qū)自出現(xiàn)佛像以來最早見到的佛傳故事圖像，故事內(nèi)容包括佛誕、悟道、初轉(zhuǎn)法輪、三道寶階降下以及涅槃五個場景。從佛像的通肩衣表現(xiàn)看，對U字型衣紋的表達已完全成熟。
佛陀五相圖，秣菟羅博物館藏，2世紀前期
D．佛陀三尊像與83年銘三坐像
據(jù)趙玲女士研究，佛陀三尊像造像時代應(yīng)早于51年銘坐像：理由是三尊像在布局與臺座上，完全是卡特拉式，即螺髻佛像系列形式，而立佛上揚至胸前的雙手又同于通肩衣立佛。
憍賞彌出土迦膩色伽83年銘的佛坐像
在憍賞彌出土的三件同為迦膩色伽83年銘（即公元161年）的佛坐像，三尊造像均為U字通肩衣殘像。國外學者研究認為，此類U字通肩形式，主要流行于公元二世紀，與前列二世紀前期作品比較，有幾十年的時代風格差別，因此認為這是由于佛像制作于秣菟羅，運往憍賞彌以后雕刻銘文所致。
本人認為，佛像制作于秣菟羅運往憍賞彌進行題刻也是可能的，因為佛在世時，這里是優(yōu)填王的憍賞彌國，因優(yōu)填王造像的影響，這種造像形式延續(xù)是很正常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佛教造像的興起與優(yōu)填王造像在當時的影響密切相關(guān)，中國四川早期佛像均受到這一時期佛像的影響。
2.優(yōu)填王造像及其影響
優(yōu)填王造像傳說對中國產(chǎn)生巨大影響，最為人所知的即是東漢明帝遣使求法的故事。永平10年即公元67年，此時印度佛像尚未出現(xiàn)，在袁宏《后漢紀》、范曄《后漢書》中，只提到漢明帝遣使求法。優(yōu)填王釋迦倚像之事，就《增一阿含經(jīng)》的造像故事，當是在盛行佛像崇拜后才形成的。有據(jù)可考的優(yōu)填王造像傳入中國的記載是貞觀19年（645年）玄奘西行帶回的七件佛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憍賞彌地區(qū)造像中尚未見有類似龍門石窟70余尊優(yōu)填王造像者。“優(yōu)填王造像”與秣菟羅出土的貴霜第二代國王閻膏珍紀念像十分接近。
龍門石窟優(yōu)填王造像
在這前后的敦煌“優(yōu)填王造像”佛像感通壁畫，經(jīng)學者張小剛考證后認為都是無據(jù)可查的。本人以為，其或許源自中國南方，其圖像在公元三世紀后期的長江中下游地區(qū)銅鏡上即可見到釋尊與佛像相見的場面。
印度白沙瓦出土的犍陀羅風格造像《向佛陀出示佛像的優(yōu)填王》證明佛像最早出現(xiàn)在印度秣菟羅地區(qū)。
3.迦膩色伽一世金幣
二十世紀初，犍陀羅地區(qū)出土數(shù)枚有“迦膩色伽一世”銘文的佛像金、銅幣。有認為“這是目前傳世最早的佛像”，也有學者以此作為論定佛像起源于犍陀羅的依據(jù)。但也有認為，這是迦膩色伽二世或三世時期的作品。
本人認為“迦膩色伽一世”佛像金幣屬二世紀中后期的產(chǎn)物，犍陀羅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迦膩色伽一世”金幣的通肩衣佛像的源點在“優(yōu)填王造像”的發(fā)源地——秣菟羅的憍賞彌。論據(jù)于本人相關(guān)論文中有所說明。
迦膩色伽一世金幣
4.秣菟羅紀年造像與中國早期造像的關(guān)系
前文已說明印度秣菟羅最早紀年佛像的三種類型分別是：立像類、螺髻佛、“U”字紋通肩衣。聯(lián)系中國早期造像看，第一類造像尚處于大乘思想萌發(fā)階段，基本上對中國未產(chǎn)生影響。
第三類的“U”字通肩衣，時逢進入弘揚大乘時期，造像方便簡潔易于表現(xiàn)，且在佛經(jīng)“優(yōu)填王造像”的推導下，率先進入中國。
第二類造像于五世紀前期（420年前后）才第一次于炳靈寺亮相，至五世紀中期（460年前后）在平城大放異彩。
“U”字紋通肩衣造像傳入中國，明顯由兩條道傳入，一條由中印度入云南進四川道，另條即西漢張騫所說的由大夏至四川的蜀身毒道。這兩條道路是否進入四川合二為一尚待考證，但這兩條道路基本上是漢代四川通往印度與西方的主要通道。
漢代四川通往印度與西方的主要通道
“U”字紋螺髻通肩衣佛像之所以率先到達四川，除了造像簡潔易行以及有“優(yōu)填王造像”推崇的因素外，或許還有一個更重要原因即與當時?賞彌政府的支持有關(guān)。于四世紀初，笈多王朝一統(tǒng)天下，并于五世紀中后期（430-480年），笈多藝術(shù)達到頂點。創(chuàng)造了“笈多式”與“鹿野苑式”兩種風格的造像。“笈多式” 主要影響中國的炳靈寺與云岡以及龜茲等地區(qū)，“鹿野苑式”影響波及阿旃陀及整個東南亞。
三、吳地佛教造像的興起
就現(xiàn)有早期佛教造像資料統(tǒng)計表明，四川及其周圍地區(qū)以漢代造像為多，長江中下游地區(qū)則以三國、西晉造像為多，鄴城、西秦、涼州一帶則以十六國造像為多，這即是早期佛教造像入傳中國的時空差。佛教造像進入中國所到之處，表現(xiàn)形式與依附對象各不相同。進入長江中下游地區(qū)，佛教造像則大致顯現(xiàn)出四個特點：
（一）“行像”及其漢化
漢至三國間，在徐州、建康一帶先后笮融行像浴佛、康僧會設(shè)像行道等的熱潮，笮融“黃金涂身，衣以錦采”的童子像，山東沂南漢墓中的童子項光像等，均表現(xiàn)佛誕故事的內(nèi)容，表明吳地支謙或所譯《太子瑞應(yīng)本起經(jīng)》在當?shù)禺a(chǎn)生的影響。
（二） 喪葬中的來世天堂
聯(lián)系笮融崇佛的記載，一次活動即達萬人參加，若是每年進行浴佛節(jié)，加上僧人平時的說法頌佛活動，必然在百姓心中產(chǎn)生巨大影響，推動了“江左大法遂興”。在此基礎(chǔ)上，他們利用喪葬儀式把佛教推向一個民間“崇仙尚佛”的熱潮階段，佛像逐漸進入了百姓自覺供奉的階段。
與四川一帶佛像以搖錢樹為主體一樣，江浙一帶可以魂瓶為代表。我們從云南、四川至江浙等長江沿線諸多博物館中發(fā)現(xiàn)大量尖頂帽俑。而梁慧皎的《高僧傳》中，有大半高僧活躍于江南，而其中于北方絲路南下的高僧人數(shù)并不多，或大多就在這長江沿線尖頂帽東行的人流中。
湖北一帶出土的佛飾器
云南、四川、江浙等長江沿線胡人俑
湖北鄂城出土的西晉瓷佛像為單體，單獨佛像的出現(xiàn)，表明佛像已由黑暗的墓塘步入了宮中書齋，進入了尋常百姓家。
（三）佛像步入宮中書齋
佛教由表及里，真正滲入中國人心中，或有賴于魏晉玄學的興起。名士孫綽《道賢論》將七位僧人與竹林七賢相比，即表明這些僧人在當時文人心中的地位。由是大量文人崇佛，除三國間被孫權(quán)召入宮中作畫的曹不興外，衛(wèi)協(xié)、顧愷之、陸探微、戴逵等具擅佛畫，甚至連晉明帝司馬昭也“最善佛畫”。
曹不興見“西國佛像儀范寫之，故天下盛傳曹也”、“佛畫之祖”“曹衣出水”，這種特點實質(zhì)上就是印度秣菟羅風格的“U”形通肩衣式樣。于二世紀前期，三世紀初送達吳地，這在時間上是相通的，曹不興是U字型通肩衣在中國發(fā)展的積極推動者。
曹不興的弟子——西晉衛(wèi)協(xié)，亦是冠絕當代，被稱為畫圣?！肮女嫿月裕羺f(xié)始精”，其尤擅《七佛圖》。衛(wèi)協(xié)是繪畫史上最早畫七佛的畫家，表明七佛思想已在吳地流行。
花紋帶佛獸鏡 日本古墓出土
顧愷之“首創(chuàng)維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己忘言之狀。”其壁畫從內(nèi)容、形式及其風格均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
顧愷之 維摩詰壁畫
戴逵喜好書、畫、雕塑，在建康瓦官寺作五軀佛像，與顧愷之維摩詰像，獅子國玉像，共稱“瓦官寺三絕”。到戴逵手製佛像五軀，至顧陸的褒衣薄帶、秀骨清相…在中國美術(shù)史上具有開創(chuàng)性成就，中國的佛教美術(shù)，由于他們這些文人的參與，對南北方均產(chǎn)生重大影響。
（四）金銅佛像的興起
漢末三國間的設(shè)像行道，給佛教剛興起的中國南方產(chǎn)生巨大影響。這前后，在長江中下游地區(qū)，集聚著大量高僧，且大多有團隊相隨，隨著信眾與僧眾的增多，供奉或“行像”的佛像迫于需要，由是佛像造制興起。從陶塑佛像到木雕像乃至金銅佛像，形式品種不斷增多，特別是用于家中供奉的小型金銅佛最為流行，寺廟中流行的則達到丈六甚至丈八。
劉宋元嘉十四年韓謙造鎏金坐佛
四、南傳北上
十六國時期是戰(zhàn)爭頻發(fā)、統(tǒng)治地域不斷變換、人口大量遷徙的時代，佛教造像的傳播也因人口的流動等不斷擴散。北上因素，包括兩個主要方面，一是西晉而后，大量豪門與文士紛紛南下，南方由是成了漢文化的中心，被視為“正朔所在”，而此時的北方即成為一片文化荒原；二是三國康僧會時已“江左大法遂興”，佛教造像在江南已掀起過小小波瀾，南方的思想文化包括佛教藝術(shù)必然對北方產(chǎn)生一定影響。
（一） 后趙的“略皆奉佛”
中國北方佛教最先隆盛之地首推后趙。原因為一方面是吳地佛教影響的北上（曹植的“魚山梵唄”就是根據(jù)支謙《太子瑞應(yīng)本起經(jīng)》在東阿魚山所作）；
第二方面是佛圖澄積極推導。
后趙地圖
晉懷帝永嘉四年（310年），79歲的佛圖澄來到洛陽，此后成為石勒、石虎兄弟的國師，在佛圖澄的影響下，“中州胡、晉略皆奉佛。”這是繼三國吳地在康僧會“設(shè)像行道”“江左大法遂興”后，中原一帶佛教流布之盛況。后趙與東晉隔水（淮水）相望，漢地佛教文化自然對后趙有一定影響。
鄴城（臨漳）與徐州相去不遠，江淮一帶早期的佛教傳道如笮融、康僧會等的“設(shè)像行道”方式或陳思王的“魚山梵唄”對佛圖澄有一定影響。在《高僧傳·佛圖澄傳》中經(jīng)常提到佛像事項，表明當時的鄴地已流行金銅佛。就后趙建武三年（338年）金銅佛看，明顯受到吳地西晉陶塑佛像的影響，后趙政府335年下詔“各族人等均可信佛，佛教由此易盛”，338年金銅佛期間正是河北金銅佛流行時期，隨著后趙政權(quán)的擴張，佛教在整個后趙統(tǒng)治區(qū)內(nèi)蔓延。大夏勝光二年等一批造像也由此出現(xiàn)。無疑，這對涼州一帶金銅佛的興起，具有積極的意義。
金銅佛 劉宋元嘉十四年
金銅佛 劉宋元嘉十四年
（二） 炳靈寺的南上因素
炳靈寺造像的發(fā)端 ，從題材以及藝術(shù)表現(xiàn)而言，是對南方造像的延伸。炳靈寺所在的西秦，從其誕生起，戰(zhàn)爭從未間斷，先是降服鄰近諸部落，此后則與后涼、吐谷渾等連年征戰(zhàn)，且其四面敵國壓境，西有后涼、南涼，南有吐谷渾，東有后秦，唯與南方政權(quán)相對安寧。這自然成了東晉與西秦民間交往的有利條件，這也使得南方佛教文化有條件北上炳靈寺、涼州，并隨之西行樓蘭與吐魯番等地。
湯用彤先生認為：“西域陸道東傳，必至涼州，由涼州東下至長安進洛陽，是為中國佛法之中心地位，但在東晉南北朝時，東來者常有涼州來往巴蜀，東下江陵以達江東，而南朝西去者，亦有取此道者，……高僧往往移錫其地?！?/p>
西秦位置地圖
炳靈寺現(xiàn)存龕窟兩百余，其中最值得重視的就是建弘元年題記的169窟以及位于炳靈寺寺溝窟群南一公里姊妹峰下的一號龕立佛像。
炳靈寺U型通肩衣源自秣菟羅，這種通肩衣在南方早期造像中較為普遍，炳靈寺一號龕立佛像，或受南方丈六佛像影響，造像高4.6米，高螺髻，作為該窟主像供奉的。從造像風格看，該窟當早于169窟，明顯具有秣菟羅早期造像風格特征。
U字立佛像，秣菟羅博物館藏（左） 炳靈寺立佛像（右）
炳靈寺最值得重視的是169窟的無量壽三尊，這應(yīng)是北方最早出現(xiàn)的無量壽佛。無量壽主尊的右袒式袈裟，在右肩頭搭著左袈裟的衣角。這種“右袒左搭”的形式為北方云岡、敦煌北魏造像所沿用，這種“右袒左搭”的形式是來自源點秣菟羅，我們在秣菟羅阿希切特拉坐佛右袒肩頭即可看到。
在造像左側(cè)，排列的供養(yǎng)人已清楚告訴我們無量壽三尊佛像的來源，那種褒衣博帶、寬袍大袖的服飾，一派東晉南朝風格，這與顧愷之的畫風完全一致。
其實，炳靈寺中有許多造像題材源自南方，綜上述之：“U”型通肩佛像（曹不興、衛(wèi)協(xié)）、佛像五尊（戴逵）、無量壽三尊（戴逵、道安）、七佛（衛(wèi)協(xié)）、維摩詰像（顧愷之）……這些題材，連同“衣冠江南”的仕女服飾壁畫，均在炳靈寺石窟中有所展示。
169窟的笈多立佛塑像是受到秣菟羅地區(qū)笈多式造像風格的直接影響，不排除南方或印度工匠參予雕造或指導的可能，時代定在五世紀后期比較符合。因為在印度，笈多式造像的盛期主要在五世紀中期以后。
炳靈寺169窟無量壽主尊
就壁畫而言，11號早于12號、13號，12號、13號與涼州造像風格相近，即此明顯可以看出，南方北上因素與涼州西來因素于此混流的狀態(tài)。
炳靈寺無量壽佛供養(yǎng)人像及局部
（三）涼州現(xiàn)存早期遺物與彌勒造像
西晉滅亡后，河西地區(qū)為五涼政權(quán)先后統(tǒng)治，生活安定，前后歷八主76年，而此時的中原地區(qū)殺伐不斷，內(nèi)地避亂來涼州者“日月相繼”，涼州由是成為絲路重鎮(zhèn)。
故而前涼而后，西涼、北涼一直與東晉、劉宋政權(quán)往來，至敦煌開鑿前后，交往更加頻繁，根據(jù)史料記載，柔然與吐谷渾相繼統(tǒng)治敦煌，南朝對敦煌的影響仍在繼續(xù)。同時，柔然、吐谷渾涼州以西諸大國大多與南朝的交往密切。很自然，作為京師建康的文化，西滲涼州、敦煌等河西地區(qū)。隨著涼州相對安定的環(huán)境由西域而東的佛教文化隨著大量僧人在涼州一帶的活動也由此得到弘揚。所以，可以認為涼州是中國北部保存漢族傳統(tǒng)文化最多，接受西域文化最早的重要地區(qū)。
按照《魏書·釋老志》所傳，涼州在前涼張軌當政時的公元四世紀初佛教即已流行，至北涼沮渠蒙遜的晉隆安元年（392）前后為最盛，是時，蒙遜在涼州州南百里開鑿石窟安置佛像；并為其母親造丈六石像一軀。學術(shù)界認為，此石窟即是武威天梯山石窟，也有學者認為其中應(yīng)包括張掖的金塔寺、酒泉文殊山石窟等，因年代久遠，涼州十六國時期的佛教造像，所存不多。主要有北涼石塔和收藏于省博物館的天梯山壁畫遺物和周圍的金塔寺、童子寺、文殊山等石窟造像遺物。
1.天梯山、童子寺壁畫
武威天梯山第四窟壁畫——彌勒菩薩像，（現(xiàn)存甘肅省博）是最具“中外交叉”影響的藝術(shù)特點，公認為其與炳靈寺壁畫相近。采用的即是炳靈寺12號的濕筆法，眉橫鼻梁間與眼上瞼以及肌膚突起部均在色未全干時略施白粉，并與底色混染出深淺，使之肌膚有起伏感覺。在線條的使用上，則以江南顧愷之程式化的衣紋，起伏有致，勁健有力，這種畫法在西域龜茲等地未見。
童子寺早期石龕壁面上仍然遺留著十六國與北魏早期的殘跡，有些壁畫，則顯露出炳靈寺169窟第13號壁畫干畫法的特點，眉拱與鼻梁的白粉與炳靈寺的一樣發(fā)光透亮，這種白色的應(yīng)用與后面將要提到的金塔寺相同，時代或較晚。
炳靈寺169窟壁畫（左1，左2）童子寺壁畫（右）
2.北涼石塔
北涼石塔是涼州地區(qū)唯有紀年的石刻佛造像，主要分布于武威、酒泉、敦煌、吐魯番等地，北涼石塔“U”字通肩更具南方主脈的特色。根據(jù)殷光明先生的統(tǒng)計，這批北涼石塔共發(fā)現(xiàn)有14座，時間集中在公元426至436這10年間。
馬徳惠 承陽二年（426）酒泉/高善摻 承玄元年（428）酒泉/田 弘 承玄二年（428）酒泉/白 雙 具緣禾二年（434）酒泉/索阿後 緣禾三年（435）敦煌/口吉德 （干支丙寅）426？438？敦煌
程段兒 太緣二年436 酒泉/無紀年殘損者/武威石塔/酒泉石塔/敦煌沙山石塔/敦煌王煛堅石塔/吐魯番宋慶塔（柏林印度博物館藏）/吐魯番小石塔（柏林印度博物館藏）
北涼石塔
石塔的主要題材是弘揚七佛與彌勒思想。七佛題材在中國美術(shù)史上出現(xiàn)最早見于西晉衛(wèi)協(xié)，其最擅作“七佛圖”。衛(wèi)協(xié)作品今已不存，但他是曹不興的學生，衛(wèi)協(xié)的七佛圖樣或與曹不興“曹衣山水”式的“U”字紋通肩佛衣相似，因為就北涼石塔的七佛形式，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江浙一帶魂瓶上的七佛像。而其塔式造型，則有類荊州博物的魂瓶。七佛圖像在早期佛教造像中基本上采用U字通肩衣形式，也可以認為這是中國早期佛像傳播的主脈。北涼石塔的傳播范圍，西涉敦煌，并經(jīng)敦煌傳到吐魯番。
3.涼州彌勒造像與敦煌275窟
北涼石塔“七佛一菩薩”之菩薩像，以單獨形式出現(xiàn)比較早，重要的是轉(zhuǎn)法輪印的出現(xiàn)，轉(zhuǎn)法輪印的佛像在中國南部最初出現(xiàn)在四川錢樹佛像上，這種交迭雙手的形象在吳地魂瓶上多見，在炳靈寺169窟11號壁畫上也出現(xiàn)雙手交迭的交腳彌勒佛像，這種雙手交迭的轉(zhuǎn)法輪印，在三至四世紀犍陀羅地區(qū)的佛像上最為流行，但很有意思的是，緊鄰犍陀羅的我國西北地區(qū)諸石窟中一件也未發(fā)現(xiàn)。就北涼石塔交腳彌勒，其形象與炳靈寺彌勒基本相近，其冠式可追溯至秣菟羅2世紀思維彌勒像。而敦煌口吉德塔的彌勒立像，以及諸石塔上的神王的披帛，其源點則在秣菟羅地區(qū)這種上身近似赤裸披帛的圖像，秣菟羅地區(qū)較為普遍，且經(jīng)吳地留下痕跡。如湖北蓮溪寺銅帶飾，西晉佛飾鏡上均可看到。
炳靈寺（左一）；北涼石塔局部（左二）；敦煌，吉德塔彌勒立像線描圖（左三）；印度秣菟羅（左四）
七佛圖像在早期佛教造像中基本上采用U字通肩衣形式，也可以認為這是中國早期佛像傳播的主脈。北涼石塔的傳播范圍，西涉敦煌，并經(jīng)敦煌傳到吐魯番。
另外，我們在炳靈寺看到的無量壽主尊“右衽左搭式”，首次在北涼白雙石塔（434年）上出現(xiàn)，此后又在金塔寺雕塑中出現(xiàn)，預示著這種服飾將要在東邊的平城與西邊的敦煌以及吐魯番等地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
值得學術(shù)界注意的是，約當此時彌勒信仰正悄然在涼州一帶興起，并波及全國，其中尤值得重視的是金塔寺與敦煌275窟286窟等彌勒上生和下生造像的造鑿，帶動了云岡及至全國諸多石窟彌勒造像的興起?；蚩烧J為，中國彌勒造像的興起主要在涼州地區(qū)。
敦煌275窟彌勒上生兜率造像
金塔寺雕塑那種“U”字通肩交腳彌勒以及笈多式的通肩佛像形式與炳靈寺一樣，在金塔寺方柱上同時出現(xiàn)，顯示出早期的南方特色，但下生佛像的通肩衣與右袒左搭衣衫式顯示出5世紀中后期至6世紀笈多造像的特點。
與金塔寺中心方柱構(gòu)造相近的還有酒泉文殊山等。
長期以來，學術(shù)界往往注重佛教藝術(shù)的東傳，特別是傾向犍陀羅藝術(shù)經(jīng)絲綢之路傳入問題，而往往忽視了南方佛教造像伴隨著漢文化一起西滲的事實。在歷史文獻中我們已經(jīng)了解到東晉南朝政府與西域諸國通好的史料，我們也了解到吐魯番、高昌、交河、樓蘭等地發(fā)掘的大量漢文化西滲實物資料。同時，我們就北涼石塔從酒泉敦煌到吐魯番石塔的西滲軌跡，均表明了佛教造像向西影響的態(tài)勢。因此，本人以為在北方絲綢之路上中國佛教藝術(shù)的西滲影響遠大于東傳。
五、西滲與東漸
（一）漢文化的西滲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jīng)》雖由沮渠京生從高昌帶來涼州，并不意味著高昌此時已有彌勒佛像的傳播。根據(jù)1980-1981年吐魯番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1000余件古代文書研究，學者們認為此處絲路北道的高昌，其早期的佛教與東側(cè)河西地區(qū)的北涼交往較多，這一信仰首先在涼州等關(guān)內(nèi)流傳，而后才反饋回到古稱高昌的吐魯番地區(qū)。至九世紀，彌勒信仰在漢傳佛教中已日趨衰微，但西遷的回鶻在皈依佛教后，包括上生和下生的彌勒信仰才在高昌很快興盛起來。
雅爾湖供養(yǎng)人（左） 佛立像-6世紀-吐魯番市柏孜克里克石窟（右）
(二) “沙門佛事俱向東”
1.云岡石窟的開鑿
就中國早期佛教造像的傳播過程看，佛教造像主要發(fā)展趨向是以四川為起點，沿江而下，順勢北上。由此先后，形成了中國早期佛教造像的四大基點，即成都、建康、中山、涼州。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九月，攻下涼州，從而結(jié)束了沮渠氏北涼政權(quán)，同時也開啟了佛教史上“沙門佛事俱向東”的歷史進程，預示著以國家主導的佛教中心正逐步建立。北魏政權(quán)通過征伐大量被征服地區(qū)的人民與文化。我們可以從《魏書》獲悉，從公元386年北魏建國不久開始，政府即開展大規(guī)模的徙民工程。這即為460年云岡石窟的開鑿采取的最重要的手段——大量徙民。
從以上徙民來源分析，其人數(shù)主要是河北10萬，涼州3萬，宋6萬（含淮南1萬），這三地均是佛造像最早的地方。但是，從年齡看，河北徙民距云岡開鑿42年，涼州徙民距云岡開鑿21年，而宋則為9年。無論人數(shù)或年齡，宋降民在其中占有絕大優(yōu)勢。更重要的是，正平元年，即文成帝復佛的前一年，南方的佛教如火如荼，佛寺、佛像的濫造達到了頂點。這6萬余宋降民中，自然也有擅長佛像與佛畫制作者，或是云岡工程的重要擔當者之一。
2.北方造像的南式化
回溯晉室南下至拓跋氏統(tǒng)一北方這段歷史可以發(fā)現(xiàn)，原本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根據(jù)地的中原，在諸胡鐵蹄蹂躪下，十六國時期，北方即成一片文化荒原，南都建康由是成了東亞世界文化的中心。北方的實力和軍威雖勝過南方，但卻一直視南朝文化為“正朔所在”，并以南朝文化為崇尚榜樣。北魏統(tǒng)治北方后，大批官員以及工匠的入北，隨著漢朝官僚的抬頭與南朝的頻繁接觸，形成了以南方美術(shù)為目標，以南朝崇尚為趨向的風氣，云岡中后期佛像服制發(fā)生的“南式化”的變遷，即昭示出這一時代風潮的開端。此后，隨著孝文帝強烈推行漢文化的政策和遷都洛陽，遂使佛像樣式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開始了極端的南朝化傾向。
龍門賓陽洞石窟造像 麥積山北魏造像 甘肅北石窟寺造像 甘肅南石窟寺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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