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對于中美關系所產生的第一個改變，就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胡適從1937年9月起精心培養(yǎng)出來的模式，也同時攪亂了胡適和一大群美國官員的互動關系。胡適和宋子文兩人原來在中國時彼此并不陌生。事實上，胡適對于宋子文的負面觀感，在宋子文赴美之前早已根深蒂固。
1939年底，胡適在一封致蔣介石的電文里就抱怨宋子文的私人親信拉西曼在10月飛來美國后，立即四處散布風聲，聲稱宋子文將要擔任政府要職。這個傳言之所以會引起胡適的不安，重點是因為他擔心宋子文“個性太強恐難與光甫合作”。胡適也認為美國財政部官員對于宋子文印象不佳，因此強烈請求蔣介石維持孔祥熙內閣，不要讓宋子文入閣，以免妨礙陳光甫工作。
胡適、宋子文
當胡適初次聽到宋子文可能赴美的消息時，他當即預言宋子文個性上的缺點，必將對中美關系產生不良后果。在胡適眼中，宋子文是一個受野心驅使的人，急功近利，總是想建立奇功，而最終不免于失敗，因為他缺乏耐心和細膩。胡適相信，一旦宋子文所奢望的旗開得勝的光彩開局未能實現(xiàn)，他一定會怨天尤人而不反求諸己?；谶@些理由，胡適曾經向政府建議不要派遣宋子文赴美。有趣的是，胡適只是客觀地批評宋子文可能無法順利執(zhí)行他的公務，并沒有擔心自己和宋子文之間會產生嚴重摩擦。而在宋子文赴美就任之前，在他的私人文件中似乎也找不出對胡適的評語。但是有鑒于當時重慶政治傳言滿天飛的情況，宋子文很可能完全知道胡適對他的反對，而這也讓他們后來的工作關系自始就蒙上了一層陰影。
兩人關系幾乎從一開始就陷入困境。依據宋子文的說法，他初到美國被胡適介紹給美國官員認識時，胡適只稱宋是陳光甫的接班人，這使美方誤以為是宋氏設計把陳光甫擠走。這個說法也使得宋子文最初只能以中國銀行董事長身份在美國活動。因此宋子文立即要求蔣介石授予他一個更正式的職銜，并且建議發(fā)表他為行政院副院長。但是蔣介石通知美國政府任命宋子文為中國的全權代表，其職權包括洽商、決定及執(zhí)行軍械采購及貸款。這使得宋子文至少贏得部分勝利，其權限凌駕于胡適之上。
盡管如此，胡適也可能對于和宋子文合作一事并不完全悲觀。如果胡適果真悲觀的話，則他很可能當時就會辭去大使一職，而在1940年6月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職務。但是他卻婉謝了這個職位，理由就是他認為還有可能在大使的職位上為國家多做幾年事，即使是和宋子文成為搭檔也還是可以接受。
1938年10月4日，胡適到華盛頓就任中國駐美大使，下車時與前來迎接的美國外交部禮賓司司長握手。
但是胡適的樂觀很快就被打破。宋子文很快就向蔣介石告密：“適之兄待人接物，和藹可親，惟終日忙于文學研究，公務上則惟東方司（指國務院東方司）之命是從。不敢逾越該司而與其上峰及其他各部接洽，以冀打破障礙，實無勝任大使能力。到任迄今，尚未與陸長、海長晤面，由此已可想而知矣。”其中除了胡適是否“終日忙于文學研究”一項尚需進一步求證之外，其余批評基本屬實。不久，宋子文又向重慶告狀稱，胡適的說話方式依然是平實學者姿態(tài)，不諳使用外交辭令，有時過于誠實，特別是對新聞界說實話，屢屢造成尷尬。宋氏有這種輕視態(tài)度，當然很容易就把處理中美關系的大權攬到自己一人身上。
中方資料顯示，在宋子文抵美的短短數(shù)月中，蔣介石兩度意欲召回胡適而又中止。1940年10月，宋子文又向蔣介石提出更換胡適之事。宋氏指出，當前美日關系日趨緊張，中國應有一位活動能力強的大使去擴大效果，更何況美國大選在即，此后能夠影響新政府尤為重要。宋氏并且提出由顏惠慶或施肇基二者選一最為恰當。宋子文個人特別推崇施肇基，因為他與總統(tǒng)、財政部長、進出口銀行總裁均有良好關系，又熟悉美國政情，因此他建議蔣介石立即發(fā)表施肇基為駐美大使的任命。
宋子文不但直接發(fā)電請求蔣介石，并且委托李石曾趁自美回國之便，向蔣介石說明自己在美國的工作得不到使館協(xié)助，極為不便。宋子文指出中國要求美國援助，其他國家亦然，由于彼此競爭激烈，因此他的工作需要使館支持。在此期間，蔣介石似乎同意任命施肇基為駐美大使，但是認為遽然更換胡適會讓后者難堪，因此決定延后再論。直到珍珠港事件發(fā)生之時，蔣介石依然沒有解除胡適職務。蔣介石在處理人事問題上的這種猶疑不決的作風，在抗戰(zhàn)時期屢屢發(fā)生，其根本原因似乎都是出于不忍，對于明顯不適任者無法予以斷然處置。
胡宋二人對于中國究竟應該如何發(fā)展中美關系，以及究竟可以從美國得到何種幫助也有截然不同的判斷，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出自他們極為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經歷。不少中國領袖或許都覺得，胡適多年來累積的知識，使他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和民意有比尋常人更深刻的了解和分析。胡適在這方面的權威性，使人們不得不信服。但是宋子文也在美國有過長時間的求學經歷，對事務有他自己的分析，對于胡適的權威性并不信服。
胡適永遠體諒美國人的苦衷和尷尬處境，因此對于美國人任何自動自發(fā)向中國做出的幫助，總是心存感激，萬分領情。宋子文則是不斷地要去試探美國慷慨和耐心的最大限度究竟在哪里，從而從美國取得最多的幫助。一個明顯例子是宋子文甫到華盛頓，就獲得機會和海軍部長進行密談，海軍部長表示美國為了支援英國必會參加歐戰(zhàn)。屆時美國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個區(qū)域同時作戰(zhàn)，為了自身利益也必須盡力協(xié)助中國，“俾能牽制日本大部分軍力。此項政策，渠與總統(tǒng)已完全同意”。不久，他又爭取到機會登上海軍部長的私人游艇做客，借此與不少海軍將領接觸和密談，獲得內幕信息和探知美國軍方未來意圖。比如說，宋子文得知美國政府不擬撤退駐滬海軍陸戰(zhàn)隊，但又恐怕一旦美日關系惡化會遭到日本人繳械，并向蔣介石密告此事，希望將來萬一有需要，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可以和中國游擊隊會合以取得保護。宋子文又稱，海軍部長對東方事務最為關切，他已經托其協(xié)助中國獲得飛機。
以上幾個例子，可見宋子文培養(yǎng)與美國官員人際關系的本領和探聽美方信息的能耐，遠遠超過胡適。胡適長期在美卻不會晤海軍部長，而宋子文則剛到任就可以和海軍高級將領密談，而且得到的信息對于中國極具戰(zhàn)略意義。所謂“苦撐待變”最后會得到什么結局？胡適從來沒有提供過具體答案。而依據海軍部長的一種解釋是，那只不過是利用中國拖住大部分日本軍力而已，并不是“變”了就能解決中國的困境。如果循著這個假設追問下去，則中國政府應對之道，當然應該未雨綢繆才對。而宋子文與海軍將領的交際，又讓中國政府看到某種程度上中美軍事合作的可能性。
誠然，胡宋二人在個性上的差異，也使他們之間的摩擦愈加頻繁。胡適在美國結交的對象包括政府官員、國會議員、法官、新聞界人士、民間組織領袖和著名學者。這些人原本都可以成為一個外交官在美國可利用的最珍貴的政治資本，但是胡適似乎早就打定主意，要把他的政治關系和社會關系區(qū)分得清清楚楚，互不相涉。最好的例子或許就是胡適和亨貝克之間的關系。雖然亨貝克可能是胡適在美國政府官員中私人關系最親密的友人，但是在胡適日記中絲毫看不出他曾經盤算過如何去運用他們之間的友誼來為中國謀求政治利益。同樣的，羅斯福對胡適總是敞開大門，歡迎胡適和他聯(lián)絡，他也經常直接和胡適通話。1941年12月7日，就是羅斯福親自撥電話告知胡適發(fā)生了珍珠港事件。盡管如此，胡適還是保持他的個人作風，不把這些親密的私人關系轉換成政治籌碼。在一般情況下，這種現(xiàn)象可以被贊美為公私分明，是一種為人處世的美德。但是在當時中美關系的大環(huán)境下，一個國家的大使可以說已經沒有私人領域了，一切為了促進國家利益而能夠動員的資源都是公的領域。這大概是胡適和顧維鈞兩位大使最明顯的區(qū)別。
宋子文1943年訪問英國期間，與中國駐英大使顧維鈞的合影。
相比之下，宋子文的作風另成一格，與胡適形成鮮明對照。宋子文會毫不遲疑地從只有一面之緣的人那里榨取出最大的政治利益。無論何時在和聯(lián)邦官員打交道受阻時，他都會毫不遲疑地跑到羅斯福那里告御狀。宋子文毫無疑問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而又有高度控制欲的人，他的個性是不甘扮演配角，一定要霸占舞臺中央。因此除非他能夠成為主宰中美關系獨一無二的人，否則他不會罷休。出于這些原因，他經常毫無必要的行為粗暴，因此開罪了許多原本可以成為親密伙伴的人，這些人不但包括美國政府中的官員，也包括在華盛頓的其他中國人。但是即便是強烈厭憎宋子文個性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精力充沛，思想敏銳，辦事效率高。
事實上，厭惡宋子文的個性者大有人在。在華盛頓，中國駐美的兩位最高官員（胡適、熊式輝）都先后對宋子文個性有諸多批評。在重慶，宋子文的批評者更多，除了孔祥熙之外，還包括何應欽、張群等人。王世杰承認宋子文辦事能力強，但是也認為他缺乏持平處事的能力，同時又“不識大體”。王世杰屢次敦勸胡適要心胸廣大，忍氣吞聲，務必把國家利益放在個人感情之上。蔣夢麟向來被世人認為是一位公正的學者和教育家，他也承認宋子文才干出眾，但是具有嚴重個性缺點，包括缺乏耐心、感情沖動和缺乏判斷力。
既然宋子文個性予人如此負面評價，難怪胡適和宋子文兩人對于中國對美政策所產生的影響截然相反，無論是他們的努力目標和使用手段，都可謂南轅北轍。
幾乎毫不例外的，宋子文為了要盡快達成實質結果，即使冒著失格和失身份的風險也在所不惜。他秉著高昂斗志，不惜做出種種姿態(tài)，散發(fā)風聲，甚至采用戲劇化手段，務求達到目的。胡適對于美國內政事務一向保持禮貌性距離，但是宋子文只要是能夠達成目的就不惜涉入美國內政，甚至拉攏聯(lián)邦政府的一個部門去和另外一個部門發(fā)生糾葛。
美國官員在處理中美關系時，多年來養(yǎng)成的習慣是一切由他們操盤，擬定時間表、談判規(guī)矩和進展速度，然后通知中國人去順從接受。在他們看來，和胡適交往要比和宋子文更“順心”（“agreeable”是摩根索對胡適的贊詞）。但是如果以中國立場為出發(fā)點，雖然胡適和宋子文都是工作勤奮的愛國人士，但是胡適做法的結果則顯然會讓中國變成完全依賴美國人的慷慨施舍。這就會讓中國政府根本沒有對美外交政策可言。相反的，宋子文做法至少給中國一個機會（不管多么微弱），能夠讓美國政府認識到，中國對于本身的國家利益有它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事事順從美國指使。在宋子文心目中，乖順的中國人或許能贏得美國人歡心，但是無法贏得他們的尊敬。宋子文一直不遺余力地開導重慶政府官員，一定要懂得西方人脾氣，如果想要贏得他們的尊敬，一定先要學會站穩(wěn)自己立場和堅持自己原則。
和胡適相比較，宋子文的確比較有效率，并且更勤奮，把中國在美國的外交工作成績提高了許多。在處理相關專業(yè)技術時，宋子文對于中國財政事務的了解，遠遠超過當時任何一位中國和美國官員。每次參加美國財政部會談時，面對一大群美國專家，宋子文總是單槍匹馬赴會，不帶隨從，有時甚至不帶公文夾。而在面對美方提出的高度復雜的專業(yè)性問題時，他總能對答如流，顯示出對于中國財政事務掌握得很嫻熟，而且經常提出頗為深刻的看法。
宋子文和陳光甫的對比同樣具有重要性。陳光甫在美國時，采取自我設限立場，只和美方商談貸款事務，而宋子文則將他負責事務的范圍大幅擴大，不但和美方討論中國的經濟局勢，也涵蓋幣制穩(wěn)定、銀行運作程序、軍火購買需求等。宋子文一人的工作范圍和效率，往往超過胡適和陳光甫兩人的總和，但是他肯定沒有后者所表現(xiàn)出來的恭謙和小心翼翼的姿態(tài)。宋子文此前的專業(yè)是財經事務，因此他處理中美之間的財經關系可謂駕輕就熟。但是軍火武器事務，他在此前則是完全外行，而他也能在最短時間內主動學習，掌握重點，則是胡適、陳光甫兩人望塵莫及的。
最后，胡適和宋子文之間的差別，也表現(xiàn)在他們各自向重慶政府發(fā)回的情報和建議事項上。胡適的作風一如學術界的研究者和君子，他向重慶發(fā)回的電報，無論是涉及事實還是提出分析，總是就事論事，很少涉及個別人物的個性或是行為，更是絕口不提美國政治圈的風言風語，或是政府官員之間的權力斗爭、利益沖突、派系傾軋和爭風吃醋之類的小道消息。另一個有趣現(xiàn)象是，雖然胡適對于中國政府內部官員不時會表達強烈的意見甚至譴責，但是在外交文電中卻從來不曾出現(xiàn)過對于美國官員的負面報告。從他寫給中國政府的大量報告中，很難看到有關美國內政行情的報告，也很難看到那些主掌美國外交政策的人到底有什么特性。他最大限度的分析只不過是指稱某些人是孤立主義分子，而某些人是干涉主義分子而已。除此之外，胡適謹守君子作風，對于美國政府官員不去評頭論足，更不會對于他們的私人行為津津樂道。從胡適的報告中，重慶政府官員很難了解他們的美國對手到底是何種人物，這對他們試圖了解、評價和應付美國政府產生了很大局限。在胡適筆下，美國變成一個只有政策而沒有個人參與的團體。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宋子文的報告充滿了對事實的敘述，舉凡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各方面有價值的情報，一律呈報國內。他向蔣介石提供的，是一個更全面而詳盡的報告，除了形容美國政府政策之外，還包括美國政治領袖人物的個性和癖好，各個政府機關之間的矛盾和斗爭，那些能夠影響美國政府對華外交政策的人物的利益和私人關系，等等。其內容豐富的程度，可說是讓蔣介石大開眼界，首度領略到美國政治原來是如此的五光十色。宋子文報告內容明顯表示，他對美國政界里“人的因素”遠比胡適要敏感和重視得多，因此也更努力地去運用這些因素幫助實現(xiàn)中國的利益。
胡適所關心的是“大”問題，因此他的報告著重去分析這些大問題，他也對自己分析的嚴謹度和創(chuàng)見感到心滿意足。宋子文卻不然，他更關心當前的實質收成。胡適習慣于從歷史、文化、學術等寬廣角度去審視戰(zhàn)時中美關系，但是這并不表示他是一位具有宏觀戰(zhàn)略眼光的分析家，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其實對于蔣介石多年來致力于建造的和西方國家的大同盟，完全缺乏興趣。當然，胡適在處理中美關系過程中仍然有其建樹，那就是他以一位謙謙君子的氣度和一個學者的風范，贏得了美國官員和人民普遍的尊重和善意。換言之，他的成績是他不改本色的結果。
宋子文卻大不相同。他既是一位智謀多端的實踐家，又是一位擅長大叫大嚷的表演者。他對于富含哲學意味的探討，或是令人擊節(jié)贊賞的理論分析架構絲毫沒有興趣。他最大目標，是幫助中國在當前逆勢下獲得更多的武器和貸款。他坦然承認自己不是一位個性優(yōu)雅細膩的人，彬彬有禮的風范非其所長，而他也無意去贏取這方面的美譽。然而他絕頂聰明、計謀多端、目標明顯，而且全力以赴去達成任務。相比之下，胡適極為珍惜自己的形象和羽毛，而宋子文最大的滿足就是能夠做出成績。當然，宋子文這種志在必得的脾氣，也有時會把他帶入危險境地。比如說在1941年10月底，為了急于知道美國政府究竟打算給予中國何種軍事援助，他不惜使用“特殊渠道”取得了一份馬格魯?shù)聦④姡↗ohn Magruder，時任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呈交給戰(zhàn)爭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的機密報告，其中包括他對中國軍事的調查和做出的建議。宋子文的行徑讓中國政府大為震驚，因為它等于是利用間諜手段去對付一個友邦。因此政府立即警告宋子文千萬不可泄露或繼續(xù)從事此類活動，以免傷害中美關系。歷史的諷刺是戰(zhàn)后美國政府卻成為這方面的專家，發(fā)展出一套高明的諜報手段，無論是對敵對友，一律適用。
總的來說，盡管宋子文的某些手段可能帶來較高風險，但是對于蔣介石而言，宋子文作為駐美代表所能發(fā)揮的功能遠遠超過胡適和陳光甫兩人。
無可避免地，胡適和宋子文個人關系很快就發(fā)展到短兵相接地步。當胡適向新任外交部長郭泰祺抱怨宋子文在美進行外交活動都對他秘而不宣時，宋子文則提醒蔣介石，他是遵照蔣的指示不和胡適商議借款事，更何況胡適經常出外舉辦學術演講，找不到他的人，因此許多事務都無法進行商量。中國駐美的外交團隊終成破局。
（本文選摘自《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zhàn)初期外交事業(yè)中的轉變》，齊錫生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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