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錫致柴德賡函中的“高密”、“康樂公”與“青主”

新近所出《柴德賡來往書信集》，除部分信函以前公布過外，大量的書信為首次披露，為研究近現(xiàn)代學術史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新史料。

其中，收錄了抗戰(zhàn)勝利后余嘉錫致柴德賡的兩通信函，對于研究當時的北平學術圈有重要意義。我們這里討論的是第二封即1946年1月22日致柴德賡函。余嘉錫來函中提到北平臨時大學第二分班（文學院）師資情況時，有云：“援公亦被第二分班（文學院）聘為名譽教授，昨已上課，據該班學生表示，于新聘諸師均甚歡迎，而于所留舊教授則殊不滿人意，然則經學大師如洨長（編者注：疑指許世瑛）、高密者（編者注：疑指李飛生）均不孚眾望，夫亦可以自反矣。康樂公（編者注：疑指容庚）常無故怠工，亦為學生口實，渠嘗自言與青主（編者注：疑指傅斯年）至熟，擬作書與之，其不達時務如此。”

北平臨時大學，系“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后，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北平設立的特殊學校，用以甄審淪陷區(qū)的大學生，其中，業(yè)已在日偽勢力控制的各偽大學畢業(yè)者，需甄審合格方才能換發(fā)新的官方認可的畢業(yè)文憑。同年9月，當局更下令解散偽北京大學、偽中央大學和偽交通大學，頒布《淪陷區(qū)?？埔陨蠈W校學生、畢業(yè)生甄審辦法》，并于10月中旬，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均設立臨時大學補習班，令原淪陷區(qū)在校生先補習再進行考試。此舉被認為有歧視淪陷區(qū)學生之意，引起淪陷區(qū)民眾極大反感與抵制。迫于社會壓力，當局最終取消對淪陷區(qū)在校生的甄審考試，改臨時大學補習班為臨時大學，以收容尚未畢業(yè)的在校學生”（肖伊緋《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之初——以〈世界日報〉相關報道為中心》，《南方都市報》2017年6月27日）。

信中的“高密”《柴德賡來往書信集》編注者疑指李飛生，“康樂公”疑指容庚，“青主”疑指傅斯年。按，這段文字我們初讀時，并未發(fā)現(xiàn)不妥。近來重讀時再三斟酌，以為編注者關于這三個人的看法，可能不準確。

從“經學大師如洨長”中的“洨長”指的是許世瑛來看，余嘉錫信中均用的是古人名字來借指當世同姓學人。東漢許慎曾任洨長一職，博通經籍，人稱“五經無雙”，因此編注者將“經學大師如洨長” 中的“洨長”認為是許世瑛，這一點無疑是準確可信的。循此通例，東漢經學大師鄭玄為北海高密人，則余嘉錫此處用“高密”來指代的肯定為一鄭姓學人。故編注者以為是“李飛生”，或有誤。我們以為，“高密”指的應當是鄭騫。

何澤恒《鄭騫先生傳》載：“鄭先生諱騫，字因百，遼寧鐵嶺人。中年嘗以蜀生、灌筠、愧二陶室主人、穎白、聞韶、孔在齊等為筆名；晚歲則嘗改稱龍淵中隱及大學中隱……抗日軍興，華北淪陷凡八年，先生留居北平，謹言行，慎交游，未嘗稍出治學教書之范圍，故能免禍。三十四年秋，抗日勝利，華北重光。歲杪，教育部設立大學先修班于北平，體制同大學，延聘先生為中文系副教授。明年，先修班結束，遂于歲暮歸沈陽，任教國立東北大學。在校僅半年余，以烽火四起，乃于三十六年赴上海，任教國立暨南大學。翌年秋，應老友臺靜農之邀，遂渡海來臺任教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并升為教授，時年四十三。先生在臺大，前后三十余年。”（何澤恒：《鄭騫先生傳》，收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臺灣大學中文系編，2002年）鄭騫不僅從姓氏來說與“高密”吻合，而且據此傳，1946年鄭騫在北平臨時大學任中文系副教授這一情況也符合余嘉錫函中所言。

“康樂公”為南北朝時大詩人謝靈運，則余嘉錫借“康樂公”所指者當為一謝氏學人。容庚雖然在北平淪陷時出任偽職，但姓氏不符合。而且抗戰(zhàn)結束，容庚就因出任偽北大教員，被傅斯年開除。我們以為“康樂公”所指為謝國楨。

明清之際大思想家、大書法家傅山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字青主。則余嘉錫信中的“青主”所指當為一傅姓學人，雖然與傅斯年姓氏相吻，但絕不可能是傅斯年。因為余嘉錫函中的“洨長”、“高密”、“康樂公”均為所謂“舊教授”，即抗戰(zhàn)時期在北平出任偽職者，而傅斯年對于淪陷區(qū)出任偽職者最為憎惡。因此，“青主”我們以為當指傅增湘。

據謝國楨晚年回憶：“北平淪陷。是年秋，我曾到長沙西南聯(lián)合大學圖書館供職。1938年春，中華文化基金會孫洪芬先生叫我返回北平典守北平圖書館的金石圖書，因之又回北平任職。在這以前我本來為中日庚款基金會所辦的東方圖書館編寫《續(xù)修四庫全書提要》一書，因為某種關系，周作人就延聘我到偽北京大學史學系任教，我還錯誤地認為站在紅樓上，‘樓猶此樓也，土猶此土也’，大講其祖國的歷史和‘華夷之辨’的事跡，實在是失去了民族氣節(jié)。因之，北平圖書館袁同禮館長勒令我辭職，我只有承傅增湘先生的好意，經他介紹我到川幫私營大中銀行聊司筆札，并協(xié)助傅沅老編纂《綏遠通志》一書，這也不過是混些事兒和遮耳盜鈴而已。這些事情我不說，人名也會知道，我不如坦白的交代出來，作為一篇反面教材，供同志們毫不留情的批判而已。1945年秋抗戰(zhàn)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我仍在北平臨時大學任教。1946年春，我的父親在河南安陽病危。時軍調處業(yè)已成立，承周揚同志盛意介紹，得以通過解放區(qū)到安陽省親?！保ㄖx國楨《自述》，《文獻》1981年第4期）謝氏任職于北平臨時大學，和傅增湘交好如此，也和余嘉錫函中“康樂公”與“青主”的關系若合符節(jié)。

又，《柴德賡來往書信集》中還收錄了一封余嘉錫1945年12月29日致柴德賡函。在這封信函中，余嘉錫談道：“臨時大學補習班籌備許久，至今始將課表粗行排定，下星期或可上課……現(xiàn)在第二分班（即文學院） 主任室（鄭毅生），周在研究所。 其中以讓之為最忙，名為秘書（事甚繁而無權，奉令承教而已），以實是以助教兼辦各系主任之事（北大系主任并裁，師大仍存）。 輔大上課之外，蹈隙輒往，眠食不時。 上月僅支維持費六千元（教授亦如此數(shù)），不夠往返車費，故以徙步之時為多。聞本月或稍有增加，偽教員留者不過半數(shù)（許瞎由正降副，謝國楨降講師，朱肇洛免教授職教普通國文，江紹原、馮承鈞留教授），余皆新聘，大抵取材于輔仁國文系兼課者，有蜀臣、獻吉、燕蓀、斐云、子書等，多者四小時，少僅二小時耳。鄙人亦被勉強為名譽教授，講讀書指導，所謂薪水除車錢外只辦飲水，不足添薪而牽率，老夫甚無謂也。”此函中的新聘者如余嘉錫、“蜀臣、獻吉、燕蓀、斐云、子書”等，即1月22日函中所謂受學生歡迎的“新聘諸師”。此函中的 “偽教員”等，即1月22日函中所謂“殊不滿人意”的“舊教授”。12月29日函中提到“謝國楨降講師”，也可作為我們把1月26日函中的“康樂公”認作是謝國楨的一個佐證。

從《柴德賡來往書信集》所公布的這兩封余嘉錫函，即可窺知《柴德賡來往書信集》在近現(xiàn)代學術史研究上所具有的重要文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