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16日，由北京大學歷史系主辦、王奇生教授召集的“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文化人文論壇”在北大人文學苑召開，來自國內外的七十余位學者，圍繞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文化中“革命”這一主題展開了多場交流和討論。
北大歷史系王奇生教授主持開幕式，北大歷史系主任張帆教授致辭。
革命與左翼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許紀霖教授的報告為《文人與信徒的雙重靈魂》。他在報告中提出：文人與信徒的雙重靈魂，正是那個時代革命知識分子的普遍精神癥狀。丁玲的靈魂是復雜的、雙重的，有文人的一面，也有信徒的一面。丁玲的黨性里面有其獨特的個性，而個性之上又有她自以為是的黨性。丁玲至死，既是一個虔誠的信徒，又依然是一個任性的文人，她是矛盾的雙面，而這兩面又彼此鑲嵌，難舍難離。
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蕭延中教授則以《從追隨者到信仰者》為題分析了另一位革命女性范元甄。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一向自負清高的范元甄經歷了有生以來前所未有的挫折，其所受到的精神打擊與震撼是空前的。一場滲入骨髓的思想——意識——精神的“革命”，奠定了其一生的價值基礎，使她更換了一個“靈魂”。這次重大精神沖擊的一個標志性后果，就是范元甄從一個共產革命的“追隨者”，變成了一位名副其實的“信仰者”。
同樣來自華東師范大學的唐小兵副教授則分析了另一位延安文人蕭軍。蕭軍是抵達延安的左翼作家里最具張揚個性和強韌的精神世界的一位，正因為這種強烈的個人主義特質，他與延安日益形成的高度組織化的政治文化之間的沖突也就最為復雜和激烈。他所留下的日記文本，為我們從一個更為內在的和精神史的視角來重構、檢測和反思延安的政治、文化與心態(tài)提供了最好的范本。
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葛飛的報告《知識分子、文藝與革命的同路及歧途》，以“同路人”為關鍵詞切入對魯迅的研究?！巴啡恕敝阜屈h的知識分子，常常是被動地“承受”革命。革命究竟走什么樣的路，當然是由“政治革命家”決定的，知識分子只能被動地表示贊成或反對。魯迅論蘇俄“同路人”作家有著自己的視景，也為自身的“視景結構”所限：他在“同路人”身上看到的常常是自己應對革命的復雜心態(tài)。這也導致魯迅的言說充滿悖論，甚至反諷著自己的反諷。
北京大學中文系賀桂梅教授的報告《“民族形式”問題與革命中國/文學（1940-70）的歷史重構》，指出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局限于單一民族-國家的內部視野來觀察問題，既無法與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撇清關系，也缺乏足夠的歷史和理論意識來探討制約當代文學生成與轉變的社會結構及其內在動力。更重要的是，局限于中國內面的研究視野，往往無法意識到制約文學生產的更大歷史機制和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知識體制如何具體地運作。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編輯譚徐鋒的報告《政治壽？文化壽？——郭沫若五十壽辰暨創(chuàng)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紀念活動本末》梳理了1941年11月由中共主導的為郭沫若舉辦的祝壽活動，其中政治與文化的因素交織，由此凝聚了人心，尤其是將國統(tǒng)區(qū)文化人重整起來，達到了此一活動的預期目標。
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吳雪杉的報告題為《獄中受難：1930年代的城市革命與藝術家》，1930年代的杭州和上海匯聚了一批從事木刻藝術的青年，他們直接參與了當時的城市革命斗爭，其中一部分因此身陷囹圄。江豐、力群和胡一川等將自己受難經歷變成圖像。1949年以后，革命歷史得到重新書寫，革命工作者的獄中生活成為革命歷史題材的一部分，獄中“受難”開始向獄中“斗爭”轉化，革命人物的歷史形象得以重新確立。
中國美術學院副教授高初的報告為《戰(zhàn)爭時期的中共攝影宣傳工作：攝影訓練班、攝影網和戰(zhàn)時畫報》，在民族危亡的特定歷史背景下，中國攝影的意義系統(tǒng)從拍攝者轉向觀看者，攝影效果也開始注重觸動觀看者的情緒和激發(fā)其行動。“作為儀式的拍照”和“革命時期的宣講式的觀看”成為自戰(zhàn)爭時期至新中國，乃至今天我們討論中國攝影的兩個核心概念。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馮淼博士的報告題為《深入日常、深化革命：〈讀書生活〉與三十年代上海城市革命文化的發(fā)展》，報告以艾思奇、柳湜和夏征農等大革命后活躍在國統(tǒng)區(qū)城市的革命知識分子為個案。報告認為，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得以在國統(tǒng)區(qū)得到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此時聚集在城市的革命知識分子關注有初等識字水平的勞工和郁悶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并將其日常生活經歷和個人情感轉化為革命教育和文化資源。
革命與戰(zhàn)爭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王龍飛的報告為《冀豫晉省委的成長》，全國抗戰(zhàn)爆發(fā)后，隨著八路軍開赴前線和各根據地的創(chuàng)建，中共各級組織開始重建或者從蟄伏中醒來。中共晉冀豫省委即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省級組織，其對太行根據地的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郭寧博士的報告梳理了抗戰(zhàn)期間，蘇魯豫皖邊區(qū)山東微山湖西爆發(fā)的一次嚴重的肅反托派事件。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趙諾博士利用1941年至1943年的晉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評會”的會議記錄，描摹出戰(zhàn)時條件下中共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具體情形。
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瑞德以《羅斯福智囊團在戰(zhàn)時中國的回響》為題，介紹了美國羅斯福智囊團輸入中國后，在中國知識界引起的反響，特別將1932年成立的智囊機構國防設計委員會與美國中央設計統(tǒng)計局進行了細致的比較。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特聘副研究員陳默的報告《希望與幻滅：民國知識軍人的知識與實踐》，認為，民國時期知識軍人群體的人數實在太少，而在軍隊體系中又未能占據權勢地位。在軍事變革的大潮中，他們貌似掌握了話語權，但在眾聲喧嘩的背后，軍改怎么改、改什么，仍由實權人物所決定，而最后的效果還得看每一個普通官兵如何落實。中央黨校黨史部齊小林博士則考證了抗日戰(zhàn)爭期間八路軍彈藥來源問題，認為整個抗戰(zhàn)時期八路軍的彈藥主要依靠收集和購買，其次是國民政府的發(fā)給，再次是繳獲，最后是根據地的兵工生產。作者更進一步指出，中共靈活的政治、軍事策略，以及對根據地社會經濟的全面掌控，是抗日戰(zhàn)爭期間八路軍不間斷地獲取彈藥的根本保證，也是游擊戰(zhàn)爭得以維系的根本原因。
晚清與北洋
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李欣榮的報告為《仿周公攝政：載灃監(jiān)國禮節(jié)紛爭與宣統(tǒng)朝局》，1908年光緒與慈禧相繼駕崩后，如何妥善安排監(jiān)國攝政王載灃，以及太后、皇帝，乃至群臣之間的權力關系和名分禮節(jié)，成為清廷亟待解決的難題。報告通過重建監(jiān)國攝政禮節(jié)條文形成的前后語境，分析各方勢力的政治思慮和得失利害，推進了對于政出多門的宣統(tǒng)朝政治的認識。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岳秀坤的報告題為《1906年前后中俄兩國革命者在日本的接觸——以三位俄國革命者的活動為中心》，報告以三位俄國革命者在日本的活動為焦點，對中俄兩國革命者在日本相遇與交流的歷史過程進行了分析。
北京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韓策的報告題為《劉坤一去世后的江督之爭》，報告辨析了劉坤一去世后，張之洞、魏光燾、李興銳、周馥等先后署理兩江總督背后的朝局政爭。特別指出，周馥署理江督兼南洋大臣近兩年，不僅結束了數十年湘人江督的格局，而且他在用人、練兵、新政諸方面，加速了辛丑之后的北洋下南洋進程。結果，南北洋表面的聯(lián)合，實際打破了南北派系的相對平衡，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南洋從屬于北洋的局面，影響了清朝對南方的控制。
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徐進副教授的報告題為《“猜嫌疑忌”：民初的政治心理與政局走向》，指出民國初年既有與王朝鼎革之際相似的各省獨立與南北分裂舊的一面，同時又是一個共和政治取代王朝政治的新時代，與這一新時代相隨而來的則是議會、政黨、選舉喧囂的新現象。加上報刊媒體的喧聒，不同政派間的猜嫌疑忌被渲染放大，成為一個令人矚目的政治現象。報告探討了民國初年南北猜嫌這一政治心理的形成與演變以及這一政治心理對民初政局的影響。
復旦大學歷史系張仲民教授的報告為《閻錫山與洪憲帝制》，報告詳細重建了閻錫山在洪憲帝制期間的作為，藉此探討閻錫山支持袁世凱復辟的背后邏輯、閻錫山與袁世凱的互相利用關系，乃至此時期帝制文化的構建情形及其運作效果。
革命的認知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恭忠、南京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李里峰、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劉憲閣分別討論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文化的幾個關鍵詞：代表、批評與自我批評、勞動，梳理其在革命話語體系中的演變及神圣化的過程。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張永的報告題為《出家入黨——早期中共黨人的倫理歸屬抉擇》。認為中共以鐵的紀律打造的嚴密組織是其成功的關鍵，而國民黨的松散組織是其失敗的重要原因。嚴密組織需要有深層的精神和倫理支撐才會成功，否則就只能是徒具形式，沒有靈魂。因此，對于中共組織的研究只有深入到精神倫理層面，才能觸及到組織問題的內核，這使得倫理歸屬成為中共組織研究的重要問題。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尹鈦的報告《投身革命即為家——中共早期的“職業(yè)革命家”是如何煉成的》也討論了相近的問題，報告嘗試將早期共產黨人作為一個群體來加以分析，意識到所謂“初心”不僅包括了“信仰”與“理念”的維度，也包括了“心理”與“情感”的維度，報告試圖從心理層面去理解這些職業(yè)革命者的生命軌跡。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瞿駿教授考證了1921年一則針對中共早期領導人陳獨秀的謠言，謠言指責他在廣東每到各校演說，必極力發(fā)揮“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之旨趣。報告認為，在這些問題背后涉及“五四”后新文化運動的走向和中國共產黨在建黨之初即面對的挑戰(zhàn)和困境等大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志毓的報告以1928-1931年間的國民黨左派及追隨左派的都市知識青年為中心，關注國民黨左派領導人與青年的互動，揭示國民黨左派青年的思想、情感、社會階層分布，以及國民黨左派如何吸收、領導青年，什么樣的青年易為國民黨左派路線所吸引等問題。從黨員主體和社會基礎的角度，重新理解國民黨左派的政治探索。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的任偉博士以彭德懷領導的平江起義為例，展示革命史記憶與書寫的一個側面。
英國約克大學歷史系博士生趙旭鐸的報告為《重訪反帝主義：英國反帝思潮與中國反帝運動》，報告通過全球性視角的分析，認為現代反帝思潮應溯源至十九世紀中前期的英國，而不是列寧所代表的俄國或是亞非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從英國的反帝思想中，作者總結出“政治反帝”與“全面反帝”兩種框架，并認為這兩種框架分別影響了美國威爾遜、哈定時期的理想主義反帝思想和考茨基、列寧等人的馬克思主義反帝理論，而后兩者正是一戰(zhàn)后十年中塑造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兩大思潮。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孫會修博士的報告《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墻報及其對中共宣傳工作的影響》，以俄羅斯所藏莫斯科中山大學相關檔案，考察中大壁報的起源和宣傳工作的情況，藉此探究蘇俄宣傳模式對中共的影響。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如何運用階級概念，來看待與馬克思描繪的資本主義社會迥異的農村社會，也是一個逐步探索、不斷調適的過程。從農民問題的角度看，早期中共對階級學說的選擇和理解，特色更為突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蔣凌楠的報告《中共早期對農村社會階級分析的模式與調適（1921－1928）》借助社會學視角，分析早期中共文本中如何將農村社會、農民納入階級分析框架，考察其認識模式的形成與調適過程。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后馬思宇的報告《黨政之間：中共黨團制度在蘇維埃地區(qū)的理論探索與實踐（1928-1934）》，以黨團制度為切入點，探討中共設立蘇維埃黨團的進程、蘇維埃黨團的組織形式與工作性質，以及蘇維埃時期普遍存在的黨政關系失衡與蘇維埃黨團的內在聯(lián)系等問題。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石巖的報告探討了1950至1960年代，中學勞動教育對中學生社會價值觀的形成及“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的關系。
革命文化與文化革命
會議的最后一項議程，是由北京大學歷史系王奇生教授主持的圓桌討論。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王也揚教授、黃道炫教授、李細珠教授，臺灣東海大學歷史系的唐啟華教授，華東師范大學的蕭延中教授、許紀霖教授，中國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汪朝光教授，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的張偉然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賀桂梅教授，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波士頓分校的葉維麗教授參加。各位學者就大革命與小革命、政治革命與文化革命、小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中國革命的內在邏輯、革命的高潮與低潮、革命內在形態(tài)的差異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