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新共和：張東蓀早期思想與活動研究（1886-1932）》，高波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8年5月出版，401頁，45.00元
他是徹頭徹尾的一個自由主義者，他有獨特的見解與主張，他喜歡獨往獨來，特立獨行，而不愿受任何拘束的?！劣谒麉⒓诱危炼嘁仓荒茉诹⒌碌姆矫媸痉?，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國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決不可能的。這是我于他的認識。
這是張東蓀（1886-1973）的好友俞頌華于1949年4月寫的《論張東蓀》一中對他的評價，這一認識也基本涵蓋了后人對張東蓀的認識，即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自由主義者，而非一個政治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張東蓀只是中國自由主義系譜里的一個名字，并未得到學(xué)界的重視。2009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一書引起較多關(guān)注，尤其是其對張東蓀在建國后遭遇不公正對待卻保持了“沉默的自由”的描述，更強化了張東蓀作為自由主義者的一面?！蹲穼ば鹿埠停簭垨|蓀早期思想與活動研究（1886-1932）》是高波的博士論文，他試圖發(fā)現(xiàn)一個更復(fù)雜的張東蓀。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老牌的英國式的自由主義者”與一個“激進的大眾民主與社會主義者”兩張面孔交錯的張東蓀（364頁）。在這彼此矛盾的面向背后，高波旨在通過張東蓀來揭示“天命的民主”在近代中國的命運，又以“民主的天命”反照張東蓀的個人命運。
本書共有十一章，時間限定在1886-1932年張東蓀早期的思想，實際的分析持續(xù)到1940年代末。這一時期，張東蓀關(guān)于自由與民主張力的思考與論述最為豐富。為了更好地展現(xiàn)張東蓀和他的時代，本書的主要章節(jié)都圍繞公共論辯而展開。相對于自由，民主可能是全書更為核心的線索。高波將民主視為世界性的“天命”（369頁），那么這個“天命”如何在中國發(fā)生？這個“天命”如何影響張東蓀的思想與政治選擇？
歷史的“運會”
晚清以降至今，中國人都在“追趕歐美日本”的框架之下思考與實踐。以至于我們在分析近代中國的時候，很容易以“沖擊-反應(yīng)”來理解當時的人與事、時代與思潮。盡管學(xué)界對“沖擊-反應(yīng)”有很多批評與反思，從中國內(nèi)部脈絡(luò)尋找解釋的線索，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但是終歸跳不出“沖擊-反應(yīng)”的邏輯。具體到歷史分析的時候，它很容易變成一種時間上的線性敘事，將近代中國的歷史人物與思潮看成思想與時間皆滯后于西方的學(xué)習(xí)者與模仿者。如果以這種方式進入對張東蓀的考察，很容易認為自由、民主等命題只是一個選擇何種西方模式的問題。不可否認，中國在某個時間段確實如此，但這卻無法涵蓋整個復(fù)雜的近代中國。
這種追趕模式，或者“沖擊-反應(yīng)”模式，常常表現(xiàn)為一種充滿目的論的輝格史學(xué)（Whig history）的敘事方式。高波認為在討論中西關(guān)系、民主等問題之前，需要先打破這種敘述的化約性。他使用的理論資源是馬克思與波蘭尼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即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市場的形成帶來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的“世界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擴張，與之相伴，民主成為這個時代的主要政治形式以及社會與文化的基本力量，席卷世界（第6頁）。高波想要表明兩個問題，一是西方是復(fù)雜的，資本主義與民主的緊張，對于西方而言，也是歷史的新階段，因此我們在講近代中國與西方、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的時候，得了解我們在說的是什么意義上的西方；二是十九世紀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所帶來的擴張與新的政治形態(tài)對于西方來說，也是一個“未知”的世紀，其中政治與經(jīng)濟的分離，自由與民主的緊張也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被帶入中國，成為中西面臨的共同問題（第7頁）。
在這個共同問題面前，近代中國不能再簡單被看成一個追趕西方的對象，而需要被看成是西方的同行者。不僅如此，中國還可能提供一種不同于西方解決問題的方向，甚至是提供一種反思西方的可能。高波借用嚴復(fù)《論世變之亟》里的話，將這一中西共同面對的情勢稱為歷史的“運會”。因此，歷史的“運會”既是該書分析的立足點，也是該書的方法論。
在本書當中，最能體現(xiàn)作者歷史“運會”想法的是新文化運動和社會主義論戰(zhàn)這兩章。高波認為在清末民初的“追趕”模式當中，中國“嘗試共和”失敗，再造共和失敗，此時的中國與西方還是兩個世界。但是，“一戰(zhàn)”的出現(xiàn)，西方的政教危機展現(xiàn)在中國知識分子面前，危機中的中國與西方翛然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對新文化運動與社會主義的理解必須放入“一個世界”當中，因為它們都是為了“用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法來解決中國”（151頁）。這使得“東方文化是否成為世界文化”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題之一，社會與政治的分離與重組也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的議題之一。不僅如此，在未來，是中西攜手解決問題，還是西方先解決問題，甚或中國率先突破，這些可能性可以幫助中國重新確立在世界中的地位，給予中國對于未來的信心。在“一戰(zhàn)”的余緒當中，越來越多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張東蓀，擁抱社會主義。這不僅是西方社會轉(zhuǎn)型、俄國革命的強勢影響，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對世界大勢的評估。一旦抓住機遇，中國也有可能引領(lǐng)世界潮流。
中國許多學(xué)者包括高波，對新文化運動所彰顯出來的世界主義“公理”都持一種積極的文化態(tài)度，因為它代表了一種超然的人類普世性，也隱含了他們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惺惺相惜。但是，列文森在其《革命與世界主義》（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一書中則突出了這一時期世界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性。他認為新文化運動所表現(xiàn)出來對普遍人性的信仰，對超功利、超越民族主義的推崇，恰恰是資產(chǎn)階級的世界主義的特征。當然，我們也可以批評列文森，認為這一套世界主義是超意識形態(tài)的。如果我們接受列文森的分析，那么它可以給高波這本書提供一種關(guān)照，即我們在自以為與西方共情時，仍不自覺地掉入了對方的理念設(shè)定當中。
列文森:《革命與世界主義》
回到民主在中國發(fā)生上來。在導(dǎo)論當中，高波這樣解釋民主如何進入中國：由于近代西方的沖擊，中國在優(yōu)勝劣汰的壓力之下開始西化運動，從而半自覺半不自覺地將資本主義與民主引入了中國（18頁）。而本書結(jié)語更以一種歷史宿命的方式，感嘆中國被卷入到世界性的“民主的天命”（369頁）。同樣，對張東蓀的分析也是以其接受民主思想而展開的。高波的分析是張東蓀雖然偶然地生活于民主的時代，但資本主義的世界主義所帶來的民主卻成為近代中國的一種歷史“運會”，無法抗拒。在這里，歷史的“運會”變成一個強大的解釋邏輯，中國并無選擇是否接受民主的自由，只有走何種民主道路的自由。此時，高波輝格式地將民主作為中國的天命了。但是，他并不忘強調(diào)，沒有人知道歷史的“運會”會走向何方。
歷史的“誤會”
許紀霖師將張東蓀視為自由主義左派（《在自由與公正之間》），楊奎松認為張東蓀靠攏中共，是其自己主動選擇的結(jié)果（《忍不住的“關(guān)懷”：1949年前后的書生與政治》）。他們都認識到張東蓀與社會主義有著復(fù)雜的關(guān)系，不同的是，前者認為張東蓀著迷于蘇俄的社會主義，特別是其計劃經(jīng)濟與經(jīng)濟民主，后者則認為張東蓀的社會主義只是英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與蘇俄的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本書最為精彩的解讀之一，便是厘清張東蓀與社會主義的關(guān)系，這也是最能體現(xiàn)作者思想史學(xué)術(shù)背景的地方。
楊奎松：《忍不住的“關(guān)懷”：1949年前后的書生與政治》
為了回應(yīng)前人的研究，本書首先梳理了兩種關(guān)系。一是張東蓀與社會主義的關(guān)系。張東蓀是中國最早接觸社會主義的人之一，他在留日期間（1904-1910），便和藍公武等人一起讀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一直到俄國革命，他都認為只要是“左”的就是好的。五四運動之后，他在《解放與改造》上宣傳社會主義，擺脫過去泛泛批判西方文明，轉(zhuǎn)而聚焦批評資本主義。1920年是張東蓀公共輿論形象的一個轉(zhuǎn)折年。是年，陳獨秀等人籌備組黨，張東蓀本是不二人選，但是他退出組黨，開始反對在中國實行布爾什維主義。同年，他發(fā)表《由內(nèi)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xùn)》，主張“增加富力”，發(fā)展實業(yè)，不要空談主義，引發(fā)了持續(xù)一年多的社會主義論戰(zhàn)。自此，張東蓀開始被各路主張社會主義的人批評放棄社會主義，為資產(chǎn)階級民主張目，強化了他“一個老牌的英國式的自由主義者”的代言人的形象。
二是張東蓀與蘇俄模式的關(guān)系。在政治上，張東蓀更傾向于英美模式，他對蘇俄最大的批評是認為無產(chǎn)階級專政將危及民主，但他對蘇俄計劃經(jīng)濟迅速提升國力大感震驚。抗戰(zhàn)之后，他在政治上主張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在經(jīng)濟上贊成蘇俄的計劃經(jīng)濟與社會主義。以1947年為分界點，此前他認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此后他認為平等比自由更重要。退一步講，民主專制也是一種民主，而國民黨連民主專制都做不到（364頁），這為其后來的左轉(zhuǎn)、與中共合作奠定基礎(chǔ)。這時，一個“激進的大眾民主與社會主義者”的形象呼之欲出。
在這兩種關(guān)系當中，我們不難看出張東蓀僅僅被看成資本主義民主代言人是一種歷史的“誤會”，但是如何梳理他與社會主義的關(guān)系卻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在本書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張東蓀始終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將社會主義作為時代的精神象征以及批判的新態(tài)度，他理想中民主制度是“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結(jié)合。他早期思想最令人費解的有兩段，一是1920年他在否定資本主義的基礎(chǔ)上又容忍資本主義在中國有限發(fā)展，二是他對無產(chǎn)階級專政保持很大的警惕，但是他最后彎道轉(zhuǎn)向?qū)γ裰鲗Ｖ频慕邮?。高波在此發(fā)揮思想史的長處，在這些論“變”當中發(fā)現(xiàn)出其“不變”之處。
高波認為，要將張東蓀放入近代中國“尋求富強”的脈絡(luò)當中，理解才可能。受益于史華慈對近代中國思想的分析，他也默認，即使受西方影響極深的知識分子也無法跳出追求國家富強的訴求，進而認為“富強”是解釋其轉(zhuǎn)向的一條線索。正如楊國強所言，晚清一代追求“富強”的人，想當然地相信資本主義可以致富強，但是經(jīng)過五四運動，新一代的知識分子發(fā)現(xiàn)，如果資本主義所導(dǎo)致的富強只能強國，而不能富民，這種與平民無益的富強有何益處？與之相關(guān)的資本主義有何益處？張東蓀第一段難解之變，面對的就是這種困境，他《由內(nèi)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xùn)》一文由民貧引出發(fā)展實業(yè)富民的問題，但是卻被指責為發(fā)展資本主義，只關(guān)乎強國。顯然，這樣的指責誤解了張東蓀，他既想國強，又想民富，但明顯兩者不可兼得，問題在于到底誰更具優(yōu)先性。這時張東蓀退回到國族主義的立場，容忍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以期消滅資本主義?？梢钥吹?，晚清以來的富強及其背后的國族競爭，又一次影響了他的選擇，但是這一選擇仍然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范圍之內(nèi)的。
史華慈：《尋求富強：嚴復(fù)與西方》
關(guān)于張東蓀第二段難解之變，高波解釋的關(guān)鍵在于蘇俄的計劃經(jīng)濟能夠為中國富強“造產(chǎn)”。在某種意義上，1930年代的世界性經(jīng)濟危機論證了計劃經(jīng)濟的優(yōu)越性。張東蓀對蘇俄模式不是簡單的接受或拒斥，贊同或恐怖，而是在現(xiàn)實面前取舍，這里甚至抱有某種僥幸心理：如果中國能夠精準的在蘇俄模式當中將政治與經(jīng)濟切割開來，也許將有一條新的民主道路。張東蓀無奈地發(fā)現(xiàn)，計劃體制必然以犧牲民主為前提。但為了“造產(chǎn)”，這種犧牲是痛苦而必要的。
可以看到，張東蓀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是半推半就的關(guān)系，他人生的轉(zhuǎn)變從來不是系于“民主”，而是系于國家的“富強”，這為他后來組建國社黨、靠攏中共埋下伏筆。這樣說來，民主從未真正成為他的天命，這是他人生的又一場“誤會”。
一點商榷
最后，我想談?wù)勗摃膶懽黠L格。正如高波在后記中所言，他在寫作博士論文的時候，史華慈的《尋求富強：嚴復(fù)與西方》是他的手邊書，相信很多人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有類似的經(jīng)驗。一般來說，手邊書的風格會深刻地影響作者的敘事風格。我們知道，史華慈的寫作和思維從來都是多層次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不斷追尋研究對象的多面向，然后找到其可能的本質(zhì)。在高波的書當中，受此風格影響甚深，但是他更愛使用“距離”。比如談到張東蓀與傅斯年、羅家倫的關(guān)系，他認為張、傅二人態(tài)度雖錯位（彼此有論戰(zhàn)），思想距離卻并不遠；張、羅二人性格更親近一些，但是雙方的心理距離更遠（161-162頁）。談到張東蓀與羅素的關(guān)系，他認為兩人思想上接近，但是日常生活疏離（243頁）。談到張東蓀與鄉(xiāng)村的關(guān)系，他認為“這種從心理到社會的距離，使他的鄉(xiāng)村想象得以維持”（197頁）；談到張東蓀與俄國道路，他寫到“（張東蓀）離俄國道路的距離，卻并不像在論戰(zhàn)文字中表現(xiàn)得那么遙遠”（286頁）。類似的寫法，不再枚舉。
這樣寫作的好處是每次轉(zhuǎn)筆都能別開生面，帶來對人物和思想更深一層次的分析。但是，若處理不慎也會引發(fā)以下問題：如何將這么多層次的洞見，用一條清晰的主線連接起來？本書的主題是“追求新共和”，卻似乎并沒有完全用這條線索串起十一章的邏輯，從而略微給人一種面目模糊之感。于是，讀罷全書，讀者有可能會陷入張東蓀各種矛盾的枝蔓當中，而對他追求的新共和不甚了了，生出疑問。揭示張東蓀思想中的矛盾本是本書的精彩之處，但如果線索不夠明確，反而會有削弱分析力度，給人以零散感的危險。此外，本書將張東蓀早年思想劃分在1886-1932年，但并未解釋為何以1932年，而不是1947年為下限。張東蓀不是一個人所熟知的人物，因而需要作者體貼說明每一個重要的節(jié)點，而且，如是解釋并非多余：每個節(jié)點都是傳主思想和作者思想的閃光點。
如前文所說，張東蓀的形象多被固化為自由主義者的代表。為了打破這種失衡，高波的著作確實做到了對張東蓀“社會主義傳統(tǒng)內(nèi)的自由主義者”或“自由主義傳統(tǒng)內(nèi)的社會主義者”的刻畫。然而，他的這種用力似乎又造成了另一種失衡，即“一個老牌的英國式的自由主義者”失蹤了。這一問題作者已經(jīng)在后記里做了檢討，同為年輕學(xué)人，我嘗有過猶不及的自省，于此重提，盼與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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