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偉劼評《帝國之眼》：究竟是誰的目光

《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美] 瑪麗·路易斯·普拉特著，方杰、方宸譯，譯林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377頁，68.00元

很多時候，在試圖了解一個國家、一個地方的歷史或現(xiàn)實時，我們會傾向于認為，來自外部觀察者的視角是要比內(nèi)部視角更為可信的，一個外國旅人在此地的行記——或者用一個更為學術的詞匯說，旅行書寫，往往會提供一種關于此地的相對客觀、公正的見解，發(fā)現(xiàn)本地人因為熟視無睹、習以為常而看不見的東西。就拿西班牙來說，奧威爾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林達的《西班牙旅行筆記》、毛姆的《西班牙主題變奏》，都是國內(nèi)讀者比較熟知也比較信賴的以異鄉(xiāng)客視角寫西班牙的旅行書寫作品。

當然，并非所有的外國人旅行筆記都是靠譜的。征服者往往會帶著預先設定的成見來觀看被征服者土地上的一切。當旅行的目的地被設定為殖民地或第三世界，而旅人又來自殖民宗主國或前殖民宗主國時，如此誕生的旅行書寫就很難逃脫批判殖民主義的目光了。誠然，這些書寫中也有很多看上去不是那么殖民主義的作品，美國學者瑪麗·路易斯·普拉特在《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一書中做了一些有趣的案例分析，向我們證明，殖民主義是如何藏匿在一些看似溫和無害的旅行文本中的。這些歐洲人在非洲或美洲的行記，多是一眼看上去極為真實的，或是純科學的眼光，或是純個人主義的眼光，普拉特仔細探究了這些眼光所看到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她揭示了這些眼光所沒看到或者故意沒看到的東西。

比如，作者選取了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兩位前往南部非洲進行博物學研究工作的歐洲人的旅行書寫文本，這些文本的片段讀來是嚴謹可信的，排除了光怪陸離的想象，相對于提到長著人臉的美人魚的哥倫布日記，自然是歐洲人旅行書寫在真實性上的“進步”。且看這些天真無邪的文字：

白晝的炎熱消退之后，我們向東、轉(zhuǎn)而向北、再向東跋涉，穿過一片極度干旱的地區(qū)，將連綿的大山撇在右手邊：我們看見，左手邊四十英里遠處，還有另外一個山脈。盡管這片地區(qū)表面上極度干旱，卻生長著豐富的大戟屬、景天、松葉菊屬植物，以及數(shù)種天竺葵類植物。

又或者：

農(nóng)場非常舒適地坐落在博特河對岸。這條河每隔不遠便會依傍相當高的山峰而流，山頂和峰巒襯托起變化萬千、賞心悅目的風景。在有些山坡上，可見洞穴和石窟；它們開始時當然并不存在，而是所有的自然物都擺脫不了的興衰變遷所致。

面對這樣的文本，作者提出的問題是：人在哪里？“這風景被寫得如同杳無人跡，無人擁有、無歷史記載、無人占領，甚至就連旅行者自己都不在其中。描述地理和識別動植物群的活動，構(gòu)成一種非社會性的敘事，無論是歐洲人還是非洲人在其中的在場都是絕對邊緣化的?！笔聦嵣希覀儜斪⒁獾?，歐洲人的在場并非絕對邊緣化，而是具有絕對的權威——視覺權威。不管是“我們看見”，還是“可見”，文本中的一切景象都在歐洲旅行者的透視范疇之內(nèi)，旅行者的眼光決定了看到什么和不看到什么。這些視覺描寫并非“無我之境”，而是“有我之境”。用王國維的話說：“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痹谶@些歐洲博物學家的旅行記錄中，非洲的風景全都帶上了博物學的色彩，在這些風景中生活和活動的本地人被有意隱去了。作者用了一個漂亮的表述，稱之為人類世界的“被自然化”。非洲被呈現(xiàn)為一個無文化的、非歷史的存在，而事實并非如此，只是“土著人的聲音幾乎從未被引用、復制乃至虛構(gòu)”。

《帝國之眼》英文版

土著文化的缺席，對非洲的伊甸園式的描寫，是不是隱含著殖民主義妄圖完全占有這一地理空間、在此開創(chuàng)一個新世界的野心呢？作者并沒有簡單地下此判斷，而是展示出殖民主義的復雜性：“在有關帝國前沿的文獻中，博物學家表現(xiàn)出顯而易見的天真無辜；這種天真無辜之獲得意義，涉及一種假定的征服罪行，一種博物學家形象不斷試圖逃避并最終引起的罪行……博物學引發(fā)并由之生產(chǎn)的旅行話語為人們展開了一個偉大的憧憬：一種不需要訴諸征服和暴力的占有方式。”征服者的長槍短炮、傳教士的經(jīng)書和十字架、博物學家的“天真”記錄，是殖民主義的不同側(cè)面?！安┪飳W描繪出某種全球霸權，尤其是一種以擁有土地和資源而非控制路徑為基礎的霸權?！闭f到底，在“帝國前沿”進行的科學探索也是一種霸權行徑，博物學家之眼誠然是科學之眼，卻同時也是“帝國之眼”。目光雖不能殺人，卻可以成為殺人的前奏。不可否認的是，博物學家們提供的科學資料，為隨后而至的暴力征服提供了極為可靠的軍事情報，這不能不讓我們想到，在日本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之前的好些年，在神州大地上活動的形形色色的日本旅行者也做過類似的事情，好些人看上去是極為溫良謙恭的。

瑪麗·路易斯·普拉特在文本細節(jié)處發(fā)現(xiàn)問題的功夫令人嘆服。不過，如果把所有的這類敘事都說成是殖民主義的目光，未免也有點可怕。在她的分類與標簽化中，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的任何一種從歐洲前往殖民地/前殖民地的旅行書寫，都可以被合理解釋成包含有殖民主義或新殖民主義的居心，一切個人經(jīng)驗都從屬于“帝國之眼”的抽象結(jié)構(gòu)。如果我們把旅行書寫還原成文學作品的話，可以說每一個用心寫作的人都是在闡發(fā)自己獨一無二的生命體驗，同時，文學質(zhì)量是有高下之分的，而政治對審美的過分介入，自然會破壞文學價值，把一切作品均質(zhì)化。誠然，《帝國之眼》是一部“跨學科的經(jīng)典之作”，而跨學科研究的泛濫對文學研究帶來的一個危險，就是文學領地的“被殖民”，最終導致生命體驗和文學價值被完全忽略不見。

比如，作者對法國女性社會活動家弗洛拉·特里斯坦在秘魯?shù)穆眯袝鴮懙慕缍?，就稍顯牽強?；谔乩锼固箤γ佤?shù)尼t(yī)院、瘋?cè)嗽汉凸聝涸涸愀馇闆r的描述，作者斷言：“文明使命的另外一個分支，社會改良主義，可以說在接觸地帶構(gòu)成一種女性形態(tài)的帝國介入。”這一說法我不敢贊同，無論是在落后地區(qū)傳播“社會改良主義”的重大使命，還是“帝國介入”的宏大任務，都是在秘魯?shù)奶乩锼固股胁蛔阋該摰闷鸬摹?/p>

弗洛拉·特里斯坦

秘魯-西班牙著名作家巴爾加斯·略薩曾在他的小說《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中再現(xiàn)了弗洛拉·特里斯坦戰(zhàn)斗的一生，他在展開敘述時很可能參照了同樣的文本，即特里斯坦的秘魯游記。在略薩筆下，特里斯坦是一個非凡的女性，敢于挑戰(zhàn)社會習俗，先爭取個人解放，再爭取勞苦大眾的解放，這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女性中是極為罕見的。從略薩的小說敘事來看，特里斯坦的秘魯之行對于她社會改造思想的成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秘魯目睹的比歐洲更為觸目驚心的不公正，促使她更快地成長為一個社會活動家、民權斗士。與其說特里斯坦望向秘魯社會機構(gòu)的目光是一種“帝國介入”的目光，不如說是一個正在成長的啟蒙思想的目光，這一目光最終將推動這位獨一無二的杰出女性在返回歐洲后開始追求啟蒙理想的完滿兌現(xiàn)。同樣重要的是，特里斯坦的秘魯游記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女英雄、女斗士的獨特人生，可以為后世追求個人自由的女性樹立榜樣。從某種程度上說，略薩也在對特里斯坦戰(zhàn)斗人生的重構(gòu)中部分揉入了自己失敗的政治活動經(jīng)驗，以一種堂吉訶德式的精神將自己這個未曾認輸?shù)那懊佤斂偨y(tǒng)候選人與弗洛拉·特里斯坦相等同。無論如何，將一切個人游記納入統(tǒng)一的某某主義解釋框架，并不總是公允的。

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帝國之眼》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思維范式，作者的目光總是辯證的。如果說“旅行書寫”代表了歐洲人射向非洲和美洲的目光，那么“文化互化”則代表了接收端的目光，是歐洲人旅行書寫的反面。在作者的闡述中，殖民地/前殖民地對宗主國文化的接受并不是完全被動的，而是有機的、有一定自主性的。這就是為什么作者棄用“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而改用“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的概念，描述“從屬或邊緣群體對支配或宗主國文化傳輸給他們的材料進行挑選和構(gòu)建的方式”。

在文化互化的視角下，拉美作家一面在努力構(gòu)建自身身份，一面又難免落入“再殖民化”的怪圈，正如在《百年孤獨》中，初見冰塊并沒有對之頂禮膜拜、而是把手按在冰塊上自主地稱之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發(fā)明”的布恩迪亞，既可笑，又可悲?！澳阍鯓訉e人的目的地變成自我的家園？”普拉特以這句話作為貫穿許多拉美現(xiàn)代文學經(jīng)典作品的一大主題。“居民們吸收、考察、調(diào)整、接受、改編、虛構(gòu)、欣賞、管理這些東西，卻對它們來自哪里以及如何源起一無所知。馬孔多是某種類似于歐洲關于美洲的旅行書寫全集之另一面的東西。這個全集講述的是與派遣和帶來有關的事情，而加西亞·馬爾克斯則像基羅加一樣，對到達和接受進行描述?！币晕幕セ囊暯怯^之，《百年孤獨》確實就是這樣的一部小說。普拉特并不否認這些作品的文學價值：“新殖民主義的困窘成為自我創(chuàng)造的引擎。諸如皮格利亞、加西亞·馬爾克斯、基羅加這樣的作家，他們利用、依靠、通過新殖民地經(jīng)歷的關系結(jié)構(gòu)進行創(chuàng)作。這種過程是拉丁美洲現(xiàn)代主義與眾不同、盡顯活力的一個方面。”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拉美文學如果一直以“新殖民主義的困窘”作為原創(chuàng)動力，那么遲早有一天會失去活力，而今天越來越多的拉美作家已經(jīng)擺脫了這種定式，出于弒父情結(jié)也好，出于市場需要也罷，他們的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極為多元的面貌，有的作品甚至會倒轉(zhuǎn)那個問題，即是將別人的家園變成自我的目的地。像這樣的作品，才算是真正的“超越《百年孤獨》之作”。

《百年孤獨》

《帝國之眼》向我們提供了值得借鑒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同時也向我們展示了美國學者借用概念和創(chuàng)設概念的能力?！拔幕セ彼闶抢辣就翆W者創(chuàng)造的概念，作者巧妙地將這個概念與“旅行書寫”（Travel Writing，“書寫”這個詞似是英美學者特別愛用的）的概念相結(jié)合，作為剖析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有力工具?！胺凑鞣保╝nti-conquest）這個詞則是作者的自創(chuàng)，以之與暴力征服相對立、相統(tǒng)一，用來指涉歐洲博物學家的旅行筆記和感傷旅行書寫，它們創(chuàng)造了“關于歐洲全球權威的烏托邦式、天真無辜的想象”。可以想見，當普拉特的這部經(jīng)典學術著作在國內(nèi)廣為流傳開來之后，中國學者研究外國文學的文章中就會大量出現(xiàn)像“反征服”這樣的術語——我們是向來擅于學習的。需要警惕的是，當我們不假思索地運用這些后殖民學術語匯時，我們的學術恰恰在遭受殖民，不斷承認西方理論的合理性，為他們創(chuàng)造的解釋模式樹立不容懷疑的權威。這種象征意義上的殖民會讓我們持續(xù)處于失語狀態(tài)。后殖民研究的一個吊詭之處在于，批判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的話語，是從宗主國/前宗主國，特別是北美發(fā)出的，講英語、以英語寫作的學者掌控著后殖民研究的學術霸權，他們炮制概念、建立系統(tǒng)，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一部同樣名為“帝國之眼”的對后殖民理論進行質(zhì)疑和批評的“元理論”著作。在艱難的學術求索中，除了以批判和獨立的目光接受和運用西方學者創(chuàng)設的概念，我們也應當有勇氣去和他們展開對話，去嘗試自己創(chuàng)設概念，建立同樣有機辯證的系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