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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熱”到不列顛空戰(zhàn):倫敦“中國寶塔”的二百年傳奇

2018年5月,世界現(xiàn)存最大的維多利亞時代玻璃建筑、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Kew Gardens)的溫室正式完成整修,重新對外開放。作為曾經(jīng)世博會主場館“水晶宮”的姊妹版,“溫室”定將成為游客們到訪

2018年5月,世界現(xiàn)存最大的維多利亞時代玻璃建筑、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Kew Gardens)的溫室正式完成整修,重新對外開放。作為曾經(jīng)世博會主場館“水晶宮”的姊妹版,“溫室”定將成為游客們到訪倫敦的又一出行選擇。

雄偉的“溫室”

本文的主角卻是“溫室”西南角的另一座建筑——建造于歐洲“中國熱”(Chinoiserie)鼎盛年代的“中國寶塔”(The Great Pagoda)。這座見證了中西文化交往史的建筑杰作,也即將于今夏完成整修,再次面世。

“中國寶塔”

“中國熱”:從迷幻的“Sharawadgi”到真實的“中國寶塔”

自15世紀新航路開辟以來,“貿(mào)易”與“傳教”就一直是西方各國對外發(fā)展的主線——前者多是一種經(jīng)濟上的往來;而后者在宗教之外,還常常伴隨著文化上的交通。最早有關(guān)“中國文化”的介紹與引介,便是隨著耶穌會傳教士的通信,源源不斷地涌向歐洲大陸的。

當17、18世紀之交,法國的耶穌會傳教士以繪畫的形式,帶回有關(guān)中國的直觀風俗材料后,新奇的“異域色彩”與此時方興未艾、追求繁復華麗的法國洛可可藝術(shù)一拍即合,旋即在繪畫領(lǐng)域迸發(fā)出了“中國熱”的苗頭,繼而又迅速擴展到了包括室內(nèi)裝潢、陶瓷以及著裝等等藝術(shù)門類,“中國熱”成為了18世紀前期主導法國、進而是西歐大部分地區(qū)的藝術(shù)風潮。


法國畫家布歇(Francois Boucher)的畫作是“中國熱”的典型代表

盡管這股風潮起源于法國,但是由于巴洛克式的、宏偉而又規(guī)整的花園此時正在法國大行其道,因此歐陸的園林設(shè)計,起初并沒有太多受到“中國熱”的影響。真正將這股“中國風”吹進園林設(shè)計的,是他們位于海峽對岸的老對手英格蘭。英國詩人蒲伯(Alexander Pope)很早便呼吁人們跳出精心修剪的法式庭院,去往大自然中感受真正的美;作家沃頓爵士(Henry Wotton)更是早在17世紀初時,就對嚴格按照“幾何對稱”原則設(shè)計的法式園林表示不滿。從這些跡象可以看出,之所以后來英國會擁抱“中式園林”,不僅是一種單純的藝術(shù)趣味,更表現(xiàn)出對法式藝術(shù)主導權(quán)的反抗。

法式園林的典型代表——凡爾賽宮園林

然而光有“反抗”還遠遠不夠,英國人還得為他們的“園林美學”交上一份屬于自己的答卷。此時,通過道聽途說進入歐洲的“中國式”園林審美,很快便成為了英國人有力的思想資源。

1692年,英國著名外交家與作家坦普爾(William Temple)的文章《論伊壁鳩魯?shù)幕▓@》正式在倫敦印行。在文中,這位與荷蘭知識界過從甚密的英國外交家,用美好的筆調(diào),毫不吝惜地贊美了中國園林的高超藝術(shù)境界,尤其對中國園林奉行的“Sharawadgi式”審美贊不絕口。在他看來,中國人這種充滿著“不規(guī)則”、“不對稱”的自然美學,正是英國人所苦苦追尋的完美園林風格。在他的鼓舞之下,一種融合了中西審美情趣的新式園林正式在英格蘭誕生,被后世藝術(shù)史家稱為“英中園林”(Anglo-Chinese Garden)。

然而,稍加考察便可發(fā)現(xiàn),坦普爾筆下的“Sharawadgi”一詞根本就不是什么“中國制造”,而是一個經(jīng)由日本與荷蘭兩度“轉(zhuǎn)手”的古怪名詞;它的詞源也并非來自漢語,而是來自于日本人對中式園林美學的體悟——“しゃれ味”(shyareaji,灑落味)或“揃わじ”(shorowaji,不規(guī)則)。在經(jīng)歷了旅日荷蘭商人的幾度轉(zhuǎn)寫與“再詮釋”后,才最終呈現(xiàn)出了坦普爾筆下的面貌??梢?,坦普爾的“Sharawadgi”實際上和中國園林并沒什么直接的關(guān)系,因此根據(jù)這一理念為指導建造的早期“英中園林”是十分名不符實的。從18世紀英國建筑師的設(shè)計實踐中,我們也能清晰地看到,早期的“英中園林”,與其說是基于對“中國園林”理念的吸收,不如說是基于一種對異域的迷幻想象。換句話說,它們往往既不“中國”、也不“園林”。


18世紀中葉英國建筑師哈夫潘尼(William Halfpenny)勾畫的“中國風”涼亭

這一局面,終于因一位杰出建筑師的出現(xiàn)而宣告終結(jié)。作為一名擁有著瑞典血統(tǒng)的大英帝國公民,威廉·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青年時代曾隨“瑞典東印度公司”兩次前往中國,并在旅行途中詳細考察并記錄了中國建筑、尤其是園林建筑的實際情況?;氐綒W洲之后,錢伯斯先是在法國與意大利學習建筑多年,后又于1755年搬至倫敦,開設(shè)建筑事務所。

1757年,錢伯斯將早年的中國考察經(jīng)歷集結(jié)成書,并結(jié)合自身長期的建筑實踐,出版了著名的《中國建筑、家具、服裝、機械、器皿設(shè)計》一書,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該書中,錢伯斯激烈地批判了此時華而不實、不知所云的所謂“中國風”設(shè)計,呼吁人們真正地關(guān)注中國建筑的本來面貌;同時,書中還對中國園林“移步換景”的設(shè)計理念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梢哉f,與之前的“離奇怪誕”相比,錢伯斯以降的“英中園林”才算真正步入了正軌。

錢伯斯爵士


錢伯斯筆下的中國建筑

1760年,一生戎馬的英王喬治二世在如廁過程中意外地結(jié)束了他崢嶸的一生,王位旋即傳承給了他的孫子,也就是日后成功狙擊拿破侖外擴野心的國王喬治三世。出于對母親的孝順,喬治三世于登基后翌年,責成此時已小有名氣的建筑師錢伯斯,在王室位于倫敦西南郊邱園的地產(chǎn),為此時已是王太后的母親奧古斯塔打造一座不尋常的建筑。由于擁有王室的資助,錢伯斯終于得以將內(nèi)心對于中國建筑的遐想付諸實踐,而此次建設(shè)的成果,便是“英中園林”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中國寶塔”。

建成之初的“中國寶塔”

整體建筑時間耗時一年,完成高度達10層(50米),雄偉的“中國寶塔”自建成之日起便成為倫敦的一大地標。當時的作家不無幽默地寫道:“我本來只是打算在蒙彼利埃街(位于倫敦西南郊,距邱園約4公里)眺望這座寶塔的,但是估計在兩個星期后,你都能在約克郡(位于英格蘭北部,距倫敦約300公里)看到她了?!辈贿^最令“中國寶塔”出名的還不是它的高聳入云,而是它對于中國建筑的真實描摹。錢伯斯不僅通過自身對中國寺院建筑以及相關(guān)畫作的細致觀察,完成了對中國式寶塔大體形制(例如回廊、出檐)的完美還原,還注意到了例如“龍形脊飾”在內(nèi)的諸多建筑細節(jié)。凡此種種,均使得邱園“中國寶塔”成為當時整個西方世界之中對于中國建筑詮釋得最為精準的一件作品,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都沒有對手能夠?qū)⒅健?br/>

“中國寶塔”的立面設(shè)計圖

從驟興到瞬衰

自從“中國寶塔”橫空出世以后,歐陸各國王室與貴族紛紛投來了艷羨的目光,而依照錢伯斯“求真”原則設(shè)計的“英中園林”,也因之得到了各國王室與貴族的青睞。作為“英中園林”中的典范,“寶塔”成為了各國仿建大潮中的“保留曲目”。在接下來的近半個世紀中,一片又一片的“英中園林”在歐洲大陸上陸續(xù)興起,一座又一座的中式寶塔也在這些園林間拔地而起——比利時的布魯塞爾、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法國的安布瓦斯、德國的波茨坦與慕尼黑……在當時的歐洲各國,到處都能看到以邱園“中國寶塔”為模板的仿制品;甚至遠在歐洲最東端的沙俄,也在葉卡捷琳娜女皇對“英中園林”的無限仰慕之下,展開了皇村(Tsarskoe Selo)“中國城”與龍塔的建設(shè)計劃。所謂上行下效,對于那些無力建筑巨大龍塔,但又想趕“中國熱”時髦的上流人士而言,在自己的居所之中增添“英中園林”的元素,無疑成為了他們退而求其次的理想選擇:“在屋頂花園內(nèi)架設(shè)兩座迷你的中國拱橋、并建設(shè)一條直通餐廳的迷你小溪?!薄?8世紀80年代的一位巴黎上流人士的所作所為,足以體現(xiàn)那一時代的歐洲社會,對于源自于英國、尤其是邱園的 “英中園林”的集體瘋狂。

德國慕尼黑“英國花園”中的“中國寶塔”

俄國皇村的“中國城”

然而物極必反,正當“英中園林”在歐陸大放光彩的同時,這場“中國熱”的藝術(shù)運動卻在新的藝術(shù)潮流與批評家指責的雙重威脅下,逐漸走向危機。

這里所說的“新的藝術(shù)潮流”,指的便是18世紀中葉興起于意大利的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它以重新喚醒人們對希臘羅馬時代崇高、肅穆之美的欣賞為主要表現(xiàn)形式。由于18世紀以來洛可可與“中國熱”的華麗之美實在過于普遍,人們產(chǎn)生了審美疲勞,因此,對于“古典”的回歸逐漸成為了貴族時尚的新寵,而一度紅火的“中國熱”則慢慢地變得不再時髦。這是“中國熱”退燒的一個深層次原因。

上海外灘的匯豐銀行大樓便是一座典型的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筑

與之相較,批評家們的指責則是“中國熱”走向衰敗的直觀原因。對于17世紀的批評家們而言,他們之所以要反對莊嚴肅穆的巴洛克,是希望引導人們放棄對于裝飾美的享樂,回歸到淳樸的自然中去,當時追求率真自然的中式風格于是吸引到了他們的目光。然而,當時光走到18世紀中晚期時,“中國熱”也已成熟化、系統(tǒng)化,這時,錯愕的批評家們才忽然發(fā)現(xiàn),與之前的巴洛克庭園藝術(shù)相比,“英中園林”非但沒有教會人們“道法自然”,反而在原先窮奢極欲的基礎(chǔ)上,又增添了一抹異域神秘主義的色彩。難怪詩人與批評家梅森在游歷錢伯斯的“英中花園”時會如此慨嘆:“腳踩天鵝絨地毯,在亞洲迷夢中沉溺不醒。然而,歐洲的安寧卻在這中國風的浮光艷影里危若累卵?!?/p>

就這樣,在經(jīng)歷了近半個世紀的狂飆后,“中國熱”在18、19世紀之交逐漸歸于沒落。而作為整個成熟的“英中園林”運動的起點,邱園“中國寶塔”自然也難以擺脫被冷落的命運。在建成之后的近250余年間,“中國寶塔”非但沒有隨著英帝國的起飛而備受尊榮,反而遭遇了未曾經(jīng)歷過一次系統(tǒng)整修的悲慘命運;而“寶塔”引以為傲的金箔“龍形脊飾”,也在后來被拆除,據(jù)傳是為了償還聲色犬馬的太子喬治四世的賭債而變賣的。

鮮為人知的“戰(zhàn)斗英雄”

1840年代起,王家地產(chǎn)邱園作為植物園逐步對公眾開放。然而從二戰(zhàn)之后起,曾經(jīng)開放給游人攀登的邱園“中國寶塔”卻從此閉門謝客。這其中的緣由,根據(jù)園方之前的解釋,是因為寶塔年久失修,容易產(chǎn)生危險。不過隨著后來相關(guān)檔案材料的解密,一段發(fā)生在不列顛空戰(zhàn)時期的歷史才漸漸浮現(xiàn)在人們的眼前。

1940年7月,希特勒正式批準對不列顛發(fā)起大規(guī)模的進攻行動,代號“海獅”。在經(jīng)過了7-9月以攻擊軍事基地為主的前兩階段進攻之后,9月起,德軍將攻擊的重點改為城市,并在此后對倫敦展開了連續(xù)7日的進攻,史稱“倫敦大劫難”。

面對德軍的瘋狂進攻,英國舉國上下進入了備戰(zhàn)德國侵略的緊急狀態(tài)。數(shù)量并不占優(yōu)的戰(zhàn)斗機駕駛員輪番升空迎擊德軍,英國國民們也紛紛響應,書寫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反法西斯斗爭史。

不過,僅靠熱情決然無法打贏一場艱苦的戰(zhàn)爭,面對強大的對手,戰(zhàn)備的升級也成為了重中之重。然而,在英國大多數(shù)的軍工基地為德軍所重創(chuàng)、各大城市也備受空襲摧殘的情勢下,常規(guī)的測試地點顯然無法逃脫德軍的火力。因此,在9月下旬,倫敦的皇家空軍研究院的軍官們匆匆叩響了邱園的大門,而他們此行的目的,便是為了古老的“中國寶塔”而來。

檔案材料為揭示二戰(zhàn)時期“中國寶塔”的獨特功勛提供了可能

根據(jù)研究院專家們的設(shè)想,少人問津又高聳入云的“中國寶塔”無疑是測試新型炸彈降落軌跡的理想場所,而要實現(xiàn)這一目標,必須要對“中國寶塔”進行系統(tǒng)地“破壞”,即先在寶塔頂端鑿開一個洞,然后在其下的每層相應位置鑿開一個洞穴,最后在底層安裝相應的觀測設(shè)備與沙土著床,這樣就能在德軍無法察覺的情況下,在塔內(nèi)秘密測試新發(fā)明炸彈的降落軌跡。盡管這種做法顯然不符合“文物保護”原則,但是由于身處戰(zhàn)爭的特殊時期,因此園方還是同意了這一做法。就這樣,在不列顛空戰(zhàn)的歲月中,外表看似尋常的“中國寶塔”實則充當了皇家空軍研究院炸彈測試基地的功能。盡管在戰(zhàn)后,有關(guān)部門填補了當時鑿開的洞穴,但是由于未經(jīng)系統(tǒng)整修,脆弱的寶塔始終無法正式開門迎客。

對于塔頂洞穴的修補,至今仍然能夠從外部看見

正是由于“中國寶塔”在戰(zhàn)時發(fā)揮的重要作用,為盟軍最后的勝利貢獻了難以令人忘懷的力量。換言之,與其說“中國寶塔”是一座曾被人一度遺忘的“倫敦棄兒”,不如說它是一位“戰(zhàn)斗英雄”;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中,它延續(xù)了自己曾在“中國熱”時期所扮演的“燈塔”作用,為二戰(zhàn)盟軍的最后勝利照亮了前路。

可喜的是,寶塔的“少人問津”也即將成為歷史——2016年,在一家中國企業(yè)的資助下,“中國寶塔”開啟了建塔以來首次大規(guī)模修繕。此次修繕不僅將使得寶塔煥然一新,還將使得之前“因故”拆除的龍形脊飾重返故塔。

復原后的龍形脊飾

250余年前,一座寶塔因文化的交通而起,繼而成為了中國文化在歐洲傳播的一座高峰。250余年后的今天,同一座寶塔又因文化的交通而復興,而她又將演繹出怎樣的美麗故事,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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