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精神與定位（上）

從歷史眼光看，今日所謂“大學”，對我們而言，本是一個從外面引進的新生事物。中國人開始思考辦大學并落實在行動上，也不過就是一百年前的事。正因此，從體制到實踐，我們的大學或皆仍處于“發(fā)展中”的狀態(tài)，不免有“摸著石頭過河”的一面。就連大學在社會中的定位，甚或在教育系統(tǒng)中的定位，都還有模糊不清楚的地方。故所謂大學精神，恐怕也是個很難眾皆認可、甚或根本未曾想清楚的問題。不過，也有一些基本的原則，至少從民國初年開始，就成為不少辦學者的準則。

獨立自由的大學精神

北大校長委任狀

蔡元培長北京大學時，一般都說他以“兼容并包”治校。這本是他自己的說法，大體不錯。不過蔡先生還有所界定，即此乃“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換言之，兼容并包是表現(xiàn)出來的“主義”，思想自由才是其背后支撐的“原則”。僅記住其面上的操作，或可能淡忘其背后的原則。

當年真正參與治校者所體會的蔡元培辦學方針，就更重“原則”。1920年11月，北大旅滬同學會在上海設宴歡送校長蔡元培赴法國，曾任文科學長的陳獨秀致詞說：

蔡先生自任校長后，有二事為同人等所親見者。一則學說獨立，蓋無論何種政治問題，北大皆不盲從，而獨樹大學改革之精神；二則思想自由，北大內有各種學說，隨己所愿研究，是以毀譽不足計。而趨向之所寶貴者，則精神也。今后同人之所希望，即在一面彌補缺點，一面保存精神，即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二者是矣。

陳獨秀并不像很多人那樣看重“兼容并包”，他眼中的北大“精神”很明確，即“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前者當時多對外，針對著“政治問題”；后者偏于校內，側重于“各種學說”。這雖是陳先生贊揚校長的話，應也能代表文科學長自己的努力目標。多年后，經歷了國民黨“黨化教育”的學人，才進一步認識到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可貴。陳寅恪特為表出，堅信其必“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今日學者大多記得陳先生的表述，其實他說出的是當年許多人的共識，且已貫徹于大學之中了。

什么是大學的精神？用陳寅恪的話說，大學中人“一定要養(yǎng)成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評態(tài)度”。最后一點受到的關注不多，卻也決不能忽視。蓋有批評態(tài)度然后能獨立思考，精神獨立才談得上思想自由，故“思想自由”必與“批評態(tài)度”相結合。后來擔任大學校長的竺可楨，就特別要求大學生要“運用自己的思想”，養(yǎng)成“不肯盲從的習慣”，不能輕易被人灌輸固定知識，則又是“獨立精神”與“批評態(tài)度”的結合。

不過這更多指大學內講學風氣的培育，若轉而向外輸出，長于批評或許就成弊端了。五四學生運動后游學于歐洲的傅斯年，于1920年8月1日給胡適一信，申述對留學界的不滿意：不僅一般人急功近利，不重學業(yè)；“即所謂人才者，也每每成politician與journalist之‘一而二，二而一’的人格”。故他“很希望北京大學里造成一種真研究學問的風氣”。就是“為社會上計，此時北大正應有講學之風氣，而不宜止于批評之風氣”。他更希望胡適自己不必太看重提倡白話文等“社會上的名望”，而要努力“造一種學術上之大風氣”。

在大約同時給蔡元培的信中，傅斯年更明言：“北大此刻之講學風氣，從嚴格上說去，仍是議論的風氣，而非講學的風氣。就是說，大學供給輿論者頗多，而供給學術者頗少?！焙喲灾?，“大學之精神雖振作，而科學之成就頗不厚”。所以他希望蔡元培“此后于北大中科學之教授法與學者對于科學之興趣上，加以注意”（傅函中的“科學”似專指自然科學，但綜合兩函看，則他所謂“講學”是泛指的）。

兩函雖皆以建議口吻出，作為前北大學生，傅斯年的直言不諱其實已是今天所謂“提意見”了。胡適那年9月在北大的演講，就對北大的學問成績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指出了北大“在知識學問這方面貧窮”的現(xiàn)狀，其中之一即有“四百多個教職員，三千來個學生，共同辦一個月刊；兩年之久，只出了五本”，被他視之為“學術界大破產的現(xiàn)象”。強調“我們若想替中國造新文化，非從求高等學問入手不可”。胡適主張把傳播“新名詞”的“普及”活動留給外面的人去干，希望北大師生“一齊用全力向‘提高’一方面去做工夫”，即“切切實實的求點真學問，把我們自己的學術程度提高一點”。

胡適

胡適之所以產生如此強烈的“危機感”，非?？赡苁艿礁邓鼓甑挠绊懀ㄒ援斈甑泥]遞速度，胡適收到傅斯年函時應已在9月），至少也是與傅斯年有同感。大約同時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一篇短文，同樣不看好北大學生的程度，以為北大過去的畢業(yè)生，大都不能自由譯讀西文參考書，基礎的普通科學也不曾習得完備。而蔡先生“到北大以后，理科方面并不比從前發(fā)展；文科方面號稱發(fā)展一點，其實也是假的，因為沒有基礎學的緣故”。既沒有基礎學，又不能讀西文書，不免“仍舊拿中國舊哲學、舊文學中昏亂的思想，來高談哲學、文學”?？芍悓Ρ贝筠k學的成效，持相當保留的態(tài)度。

陳獨秀所說，包括今人所謂“自我批評”，因為他自己就曾是文科學長。同時他也在因應胡適對北大學術成績的批評，兩人雖在普及和提高上側重不同，對北大的評估都與傅斯年相近。他們的共同感受，大致與不少“五四”當事人對學生運動的反思相關，即希望學生回歸到求學上來。

類似的現(xiàn)象和觀感后來仍在延續(xù)，兩年后北大紀念二十五周年時，在“游藝、展覽和講演”這些“很有趣味的”表象背后，李大釗看到的是北大“值得作一個大學第二十五年紀念的學術上的貢獻，實在太貧乏了”。他認為，“本校的光榮”，在于“能有些學術上的紀念作品，使全國學術界都能得到一點點有價值的紀念贈品”；遂“以極誠摯的意思，祝本校學術上的發(fā)展”。

可以看出，獨立自由的大學精神是要培養(yǎng)具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評態(tài)度的學生。這些或都屬于昔人所謂“修文德”的范疇，并奠基于愛智之心。而愛學問、求真理，致力于“純粹研究學問”（詳后），也是大學精神的一個核心成分。在此基礎上既傳授知識技能，更以學術回饋社會，則是大學的社會定位。

傅斯年觀念中有一個重要的主張，即大學毋須脫離于社會（實際也不可能脫離社會，詳后），但即使“為社會上計”，也應樹立“講學之風氣”，以為社會“供給學術”，而不是“供給輿論”。

蔡元培

為社會供給學術的大學定位

所謂注重講學的風氣，與大學的定位和宗旨密切關聯(lián)。曾任北大教務長的顧孟余便明言：“大學教育之目的，不在授青年以許多雜俎之知識及片面之技術，乃在一面研究各種理論科學之真理，一面以此研究之所得，造成合己身與宇宙之現(xiàn)象及意義的世界觀與人生觀。”進而將人類“各時各地所發(fā)明之真理，貢獻于中國之社會”。這才是“大學教育之真目的”，也是“大學對于國民之本來的天職”。

這一表述，與蔡元培、陳獨秀等人的辦學方針大體一致，也與傅斯年關于大學應為社會“供給學術”觀念相通。傅斯年到晚年仍指責中國的“教育學術界未免太懶”，社會責任感不足——“青年心中的問題，不給他一個解答；時代造成的困惑，不指示一條坦途。”但他仍堅持，填補這樣的“真空狀態(tài)”，要靠翻譯和創(chuàng)作足以“影響于思想文化”的優(yōu)秀學術作品。

傅先生還是大學生時，便曾有“造社會”的宏愿，也一直在思考學術與社會的關系。在五四運動的當年他就提出，“群眾對于學術無愛好心，其結果不特學術銷沉而已，墮落民德為尤巨”。宋明之季的獨行之士和西洋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時代的學者，皆“能于真理真知灼見，故不為社會所征服；又以有學業(yè)鼓舞其氣，故能稱心而行，一往不返”。在他看來，那時中國的急務，“莫先于喚起國人對于本國學術之自覺心”。

后來傅斯年先后擔任過北大代理校長和臺大校長，他晚年時坦承，若從理想言，“大學要盡量成一‘烏托邦’”，盡可能“與社會脫離，庶可以不受舊社會的影響，而去創(chuàng)造新社會”。但他知道那只是“寫意的筆法”，現(xiàn)實是大學“不能獨自生存”，其“不能脫離學校系統(tǒng)，脫離社會，猶之乎一人不能脫離了人群”?；蚩梢哉f，要喚起民眾對學術的自覺心，先要大學中人對學術有愛好心。但也只有大學中人“有學業(yè)鼓舞其氣”，才能堅持真理，“不為社會所征服”，然后以學術回饋社會。

學術與社會密切相關，而其關系又是至為曲折復雜的。張之洞早就說過：“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倍鐣厦竦碌氖⑺?，更與學界文德的修為相輔相成。如梁啟超所說，“欲一國文化進展，必也社會對于學者有相當之敬禮”。要“學者恃其學足以自養(yǎng)，無憂饑寒，然后能有余裕以從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學乃日新焉”。所謂“學乃日新”，既是大學對于社會的義務，也是大學贏得社會尊敬的關鍵。李大釗看得明白：“只有學術上的建樹，值得‘北京大學萬萬歲’的歡呼！”

李大釗

當然，以學術影響和改造社會，并非一條坦途。顏元曾希望讀圣人書者“要為轉世之人，不要為世轉之人”，但前提是學者自有其學，足以“轉世”。傅斯年的同學顧頡剛在1919年說出了許多人的共同憂慮：“為什么真實學問的勢力不能去改革社會，而做學問的人反被社會融化了？”他認為這還是因為學問方面的努力不足，所以提出，“諸君，倘使看得這社會是應當改革的，還是快些去努力求學才是”。到北伐后，受到喊口號時風的影響，他更喊出了“我們要造成一個‘研究的運動’”這一口號。

“研究”是近代興起的新詞，今日在大學中已廣為流行（特別普及于一些研究生的論文題目中）；其所指的，就是大學那非教育的一面，也是大學服務于社會的一項主要功能。先后與王國維和傅斯年同事的李濟在1954年對其學生張光直說：“每一個中國人，若是批評他所寄托的這一社會，必須連帶地想到他自己的責任?！倍爸袊褡逡约爸袊幕膶?，要看我們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現(xiàn)代學術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識、求真理的人們，不僅工程師或醫(yī)師”。

聚集和培養(yǎng)知識人的大學，不能不是社會的批評者，同時更必須為社會供給學術。今日我們的大學仍以國立為主，在某種程度上或可以說，大學頗類過去的士人，其實是受社會“供養(yǎng)”的。故大學中人若不能“純粹研究學問”，便無以回饋社會。若他們不存“愛智”的心態(tài)和風氣，研究便很難“純粹”，學問也不可能“日新”，又如何能喚起國人愛好學術之心呢。

李濟把“求真理的人”對應于工程師和醫(yī)師，揭示出大學在教育系統(tǒng)中的定位，包括大學應當是怎樣的教育機關，甚至是否僅為教育機關，也是需要澄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