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真男解讀福澤諭吉：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

本文摘自《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日]丸山真男 著 區(qū)建英譯 著，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8年4月版

譯者原序：福澤諭吉研究與丸山真男

在思考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問題時，每每想起吉野作造(大正初期著名的民本主義者)[ “民本主義”是日本史上特定的用語，由democracy翻譯過來，原意應為“民主主義”。當時為了避免與“天皇主權”問題發(fā)生沖突，采用了傳統(tǒng)的“民本主義”一詞來表達其意，雖不在概念上強調主權問題，但主張在實際運用中實行民主主義。這種“民本主義”是在日俄戰(zhàn)爭后由吉野作造提出的。 ]在他的《公人之常識》中，敘述的一件從友人中聽來的小事： 此事發(fā)生在日德戰(zhàn)爭(1914年)后中國的青島。戰(zhàn)爭結束后不久，神尾大將有一次在巡邏途中順便走進一所鄉(xiāng)村小學堂。那里的中國先生表示神尾大將可以盡管向學生提問題。于是大將問：“現(xiàn)在中國誰最偉大?”學生異口同聲回答說：“孫逸仙?！睙o一人有異議。大將再問：“那么在日本呢?”學生又毫不遲疑地齊聲說：“福澤諭吉。”

吉野的朋友聞此駭然失色。吉野借這個小插曲指出：“總之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孩子比日本人更知道日本。”(《公人之常識》，文化生活研究會，1925年，第41—42頁)

為何吉野的友人“聞此駭然失色”呢?因為當時一般日本人眼中的偉大人物，不外是伊藤博文、乃木希典、東鄉(xiāng)平八郎等政治家或軍人，中國孩子的回答完全出乎他們預料之外。而像吉野這樣的對福澤的價值有深切理解的日本人，則由此看到中國人掌握日本最有價值因素的敏銳性，并通過敘述這個小插曲暗示性地批評日本教育對福澤價值的忽視。這個例子同時向我們說明了一個更深刻的問題：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文明方向的最人代表，但這并不意味福澤代表著日本歷史的現(xiàn)實。

“中國孩子比日本人更知道日本”這句話，也許表達了當時日本部分開明人士對中國的贊嘆和對自己國家的憂慮。但當時小學生齊聲回答“福澤諭吉偉大”，與中國人實際上真正知道福澤和日本是兩回事。我們切莫因日本人的這種敏銳的危機感而陷入“自我欺騙”中。

據(jù)文獻記載，最早向中國介紹福澤的是黃遵憲的《日本國志》(1895年出版)。自那以后，清末在最大范圍內介紹福澤的，是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此外，“桐城派”名人吳汝綸的日記，洋務派有關教育的文獻，以及章太炎在《民報》的著述中，也談到福澤諭吉。他們是怎樣把握福澤思想的?這本身是個頗有意義的問題，譯者對此已在別處作詳究[ 《中國的福澤諭吉理解——以清末期為中心》，載《日本歷史》第525號——1992年2月號，吉川弘文館。]。在此僅指出下面一個問題。甲午戰(zhàn)爭后，“向日本學習”漸漸成為潮流，這對幫助中國人開眼看世界，確實有積極意義。但往往又因專注于日本在國際競爭中成功的現(xiàn)實，反而忽略了那些被日本的現(xiàn)實所淹沒但正在與現(xiàn)實作頑強斗爭的進步精神。而且還出現(xiàn)把那種進步精神等同于其現(xiàn)實的傾向。甲午戰(zhàn)后正值明治三十年代，那時明治初期的不少優(yōu)秀思想(包括福澤的思想)還沒來得及被理解，便已開始被現(xiàn)實社會所淹沒或忘卻。這一現(xiàn)實無疑也影響了中國人對福澤的認識。另外，隨著辛亥革命后中日關系的惡化，中國人對日本的反感情緒漸漸增長。當初把進步精神等同于成功現(xiàn)實的傾向，這時則不自覺地轉化為把進步精神等同于罪惡現(xiàn)實的傾向。到了民國初期，除了陳獨秀等人對福澤有些皮毛的言及之外，福澤幾乎再沒有被中國知識分子所注意。對福澤的關心如此且起且伏，當然有各種客觀原因，但從思想的角度看，這主要來自于把思想層次與現(xiàn)實層次混同一氣的思維陋習，或者說是來自于“以偏概全”、“以結果定發(fā)端”的思維陋習。

內容簡介

《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日]丸山真男 著 區(qū)建英譯 著，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8年4月版

丸山真男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史大師，他認為，思想史家的特征是：埋沒于歷史中時表現(xiàn)得傲慢，從歷史中脫出時表現(xiàn)得謙遜。一方面是嚴守歷史的拘束性，另一方面是自己對歷史的能動工作(所謂“對歷史”，并不能誤解為對現(xiàn)代，這是指自己對歷史對象的能動工作)。在受歷史制約的同時，積極對歷史對象發(fā)揮能動作用，在這種辯證的緊張關系中再現(xiàn)過去的思想。這就是思想史本來的課題，也是思想史之妙趣的源泉。本書是其思想史論著的精粹，可以引領我們深入了解丸山思想史學的內涵，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