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zhí)念而行 四海為家
懷念張光直先生
張光直，1931年出生于北京，祖居臺灣臺北板橋。自幼天資聰慧，1937年考入當時北京城內最優(yōu)良的師大第二附小，此后從附小、附中初中一直保送至師大附中高中。1946年隨母親羅心鄉(xiāng)離開大陸投奔戰(zhàn)后已先回臺灣的父親張我軍（臺灣新文學遠動奠基者），落臺之后就讀于臺北建國中學。
先生童年熱愛讀書寫作，但其后為探求“人所以為人”的答案以第一志愿投考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受業(yè)于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先生。
1954年先生以第一名的成績從畢業(yè)于臺灣大學，次年在李濟的推薦下前往哈佛大學深造。
1960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即被聘為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講師，后轉任耶魯大學人類學系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
1975年開始任耶魯大學耶魯大學東亞評議會主任，1977年受哈佛大學禮聘返回母校擔任人類學系教授，不久接任人類學主任，1986年亦成為哈佛大學東亞評議會主任。
1994年擔任臺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兩年后因身體原因而無法繼續(xù)承擔重任。
先生一生中獲得眾多榮譽，包括入選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賓夕法尼亞大學Lucy Wharton Drexel考古獎章以及亞洲研究協(xié)會頒發(fā)的終身學術成就獎等。
其著作有《古代中國考古學》、《商文明》、《美術、神話與祭祀》、《中國考古學論文集》等一百余種。
▲就讀建國中學時，1948年；在臺灣，1952年
▲與母親在一起，1987年
左起：光正、光樸、母親、光誠、光直
中國學問應當走向世界
先生曾發(fā)問：“為什么在20世紀的學術研究上，中國對人文社會科學做一般性貢獻的潛力完全不能發(fā)揮”，為什么“美國的國家科學院的華裔院士之中，研究數理生物科學的有十多位，可是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只有一位”。
他痛心在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的舞臺上，中國學者自己選擇了邊緣化的地位，自甘被棄于主流之外。
當然，這其中也包括中國考古學，于是他對中國考古學提出了三個目標，即“理論多元化、方法系統(tǒng)化、技術國際化?！?/p>
▲出席“通往城市之路：考古學的觀察”國際會議，奧地利，1960年
左二為張光直
先生認為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應當始終堅持在世界學術舞臺上爭取主流地位，但這需要靠真才實習，呼喊示威是毫無用處的。他提出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走向世界的三部曲：
第一，跳出中國圈子，徹底了解各個學科主流中的關鍵問題、核心問題。
第二，研究中國豐富的資料在分析過后是否對這些屬于全人類的問題有新的貢獻。
第三，如果有所貢獻，一定要用世界性的學者能夠看得懂的語言寫出來。
▲在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內研究甲骨文，1980年
終其一生，先生始終艱難地行走在將中國考古學推向世界的坎坷之路上。先生的《古代中國考古學》是第一本全面和系統(tǒng)地介紹古代中國的考古發(fā)現(xiàn)和意義的學術專著，在此之前全世界的課本雖然都寫道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但絕大部分西方人沒有機會通過考古了解古代中國的輝煌成就。
直至先生逝世前，《古代中國考古學》已修改至第四版，每一次修改都加入了最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至今仍是最全面最可靠地向西方學者介紹古代中國文明的權威著作。
上世紀80年代先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在中國促成一次系統(tǒng)的多學科結合的考古發(fā)掘，這不僅是為了尋找他所鐘情的商文化起源問題，也是為了促成中國考古學的對外開放。
先生也曾極力申請和推動美國國家基金會幫助四川大學建立國際性的考古實驗室以研究民族植物學和農業(yè)起源的問題，但是囿于時代背景與國內外環(huán)境等方面的原因而未能實現(xiàn)，引以為深深之憾。
他曾在文章中寫道：
如果1982年與四川大學合作的計劃能如愿實現(xiàn)，中國考古學今日的面貌又當如何？
▲參觀華盛頓福利爾美術館，1958年
在國際學術界先生強調中國文明起源程序與世界上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的古代文明類似，但與我們一向奉為皋臬的西方社會科學所定的規(guī)律并不相符。他堅定地認為中國古史對社會科學一般原理的制訂可以做出極為重要的貢獻。任何社會科學的原理原則只有通過中國歷史的檢驗才能稱其具有世界通用性。
一生執(zhí)念系于商
張光直先生是一位國際性的學者除了對中國的考古學文化研究頗深之外，對東南亞地區(qū)的史前文化、日本列島的考古學文化、美國考古文化、英國考古學文化、考古學理論、中國飲食文化等多有研究成果。
然而先生一生最癡迷當屬商文化的研究，俞偉超朝先生認為他對中國古代史、古文化研究的最大貢獻有三點，其中兩點與商文化有關。
第一是提出了商王廟號中的乙丁制，先生從人類學的視角出發(fā)認為商代王族存在著兩大繼承集團，兩大集團輪流繼承王位，這一觀點初始提出時轟動學術界，一時引起千翻爭論，但時隔近60載，這一觀點仍然備受大部分學者所推崇。
第二是在系統(tǒng)研究商代青銅器的基礎上，進而提出了中國三代青銅器之所以能在世界青銅文化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是因為唯有中國是以青銅禮樂器作為人神溝通媒介的祭祀重器，而其他國家都以石雕替之。這一觀點解釋中國青銅器之所以發(fā)達的根本原因，是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一大創(chuàng)見，為世界學者所認同。
▲與商丘考古隊合影，1994年
前排左起：冷健、張長壽、Gerorpe（Rip）Rapp、張光直、烏恩、唐際根
后排：王增林、David Cist、慕容捷、羅泰、高友德、李永迪、高天麟、荊志淳
為了商文化的起源，先生費盡心力促成哈佛與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在商丘的考古發(fā)掘，他堅信商人起源于商丘，這是他的執(zhí)念。
但是，商丘一帶以往黃河泛濫嚴重，古代遺址多位于地下十幾米的深處，發(fā)掘起來難度十分之大。并且以往多年的考古工作多傾向認為在商人建國之初商丘地區(qū)分布是主要是岳石文化，即古代東夷的遺存，在這里恐怕很難找到與商人起源有關的遺存。
當時國內的考古學家多勸先生不要在此地開展工作，但先生始終堅持自己的判斷，甚至為此事與自己國內的朋友產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誤會。此后，商丘發(fā)掘之事幾次談判，幾次擱置，但先生卻一如既往籌措準備，他的倔強使他從來沒有想過放棄。
▲在河南商丘虞城縣馬莊遺址，1994年
左起：烏恩、張長壽、張光直、高天麟
1991年雙方終于達成協(xié)議，考古所完全同意在豫東的商丘進行考古發(fā)掘。1996年工作正式開始，通過遙感技術探測出了一座東周的宋國古城（文獻中商王朝的后裔所在地），但是在調查與發(fā)掘的范圍內終究沒有找到商代的文化遺存，特別是早商的。
這期間他曾詢問自己的朋友俞偉超先生對商人起源于商丘的看法，俞先生坦言豫東一帶的陶片都是岳石的，不可能屬于商文化。
但他隨即回應道：“陶片不一樣，怎么知道其思想不屬于商文化的呢？”
這或許不是他反駁岳石文化不是商文化的證據，但確實說明了他內心有著自己認定的“事實”，任何人都無法擊破他的夢。
他曾說：
反正豫東考古的目的是已經達到了。在我能工作的期限內，當然不見得能證明商人起源于商丘一帶。但這個看法過去被大家重視的不夠，現(xiàn)在經過這幾年的工作，我看這個看法已經受到大家的重視。所以我覺得，有了這一點，豫東考古的目的，也應該算是達到了。
話中不免透漏中深深的無奈和遺憾，但先生這一番話卻又讓后輩學人無不欽佩與動容，在追求學術真理的道路上，無論自己的推斷正確與否，一定要義無反顧地實踐，不行無以至。
1994年秋天到1997年秋天，因為商丘的發(fā)掘，先生堅持每年至少回國一次，而此時因為帕金森癥的緣故，先生的身體已經每況愈下，但是只要能夠支撐，他都去考古工地參觀指導。
1997年先生再一次回到北京，此時他極度虛弱，以往自尊心極強，從不向別人提及自己病情，也堅持不用拐杖的他，已經完全不由自主了，不得不需要年輕人輪流照顧。
但即便如此，他也經常臉上掛著笑容，并且有很多話要說，對他的事業(yè)，對商文化起源的探索仍舊充滿了渴望與信心。
1997年，這是他最后一次踏在大陸的土地上。
▲與張長壽、馮浩璋在商丘考察東周時期的夯土城墻，1997年
▲與張長壽、馮浩璋在商丘考察東周時期的夯土城墻，1997年
好為傳道受業(yè)人
張光直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學者，同時也是眾多青年學子尊崇的老師。
他熱愛教師這份職業(yè)，傳道受業(yè)解惑從來都是他的樂事。先生在一篇隨筆中曾這樣寫道：
我有時候白日做夢，夢見天資好，人又天真又用功的中國青年，志愿以考古為終身事業(yè)，來問我這個老年考古學家對他（她）有何指示，這雖然是夢境，我還是將答案準備好，以防萬一。
可見先生對于好學求問之青年學子、對中國考古學之未來的渴盼。
▲與海峽兩岸研究生、訪問學者的合影，1996
在美國找教授談話需要先預約，然而初到美國的大陸學子常常不能除去國內養(yǎng)成的串門習慣，往往敲敲門就走進了先生的辦公室，但先生從來都是和顏悅色，從來未向學生說明這一規(guī)矩。
為了減輕海外求學的青年學生的緊張與不適，先生會時常主動找這些學生談話，且談話不一定總是關乎學術，有武俠、有美食、有政治，天南地北，無所不聊。先生愛好中華美食，懷揣一手好廚藝，他會經常把學生叫到自己的家中吃飯，每有時間與興致必會自己下廚款待學生。
▲在康乃狄格學院授課，1963年
先生最愛傳道受業(yè)解惑，在課上他總是飽含著激情，以自己的情緒去感染課堂上的學生。每當上課時講到中國豐富多彩的考古發(fā)現(xiàn)時，他總是“興奮得如同過圣誕節(jié)的孩子”。對于剛剛步入考古學的學生，他總是和大家坐在一起了解學生的興趣愛好與學習背景，以便因材施教。
聽先生課的學生都覺得是一種享受，因此很多學生爭著要做他的助教，做過他助教的慕容捷先生曾說凡是當過先生助教的學生都覺得除了沒有搬到先生的家中之外，在其他方面先生把學生組織得再像家人不過了。
先生對自己的研究生要求很是嚴格，他希望他的研究生達到甚至超過他，但他對本科生選修他課的本科卻十分寬容，他覺得這些學生前來選修這樣一門全新的領域，已經需要勇氣，十分不易，因此常常給予高分。
先生一生曾多次回國講學，在北大、山大、吉大都曾做過專題的演講，目的就是為了將自己的所學所知傳播給國內學子，晚年在臺灣大學講學時，雖然自己已經患有嚴重的帕金森癥，但仍然堅持站在講臺上，一邊吞藥一邊繼續(xù)講課。
▲在吉林大學授課，1987年
羅泰先生曾引用《禮記·學記》里的一段話來比喻先生“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之從容，然后盡其聲……此皆進學之道也?！蔽蚁脒@是對先生育人之方的最佳概括，他是真正的師者。
四海為家的中國考古學家
張光直先生出生在北京，北京是他的第一故鄉(xiāng)，他在北京度過了自己從童年到中學的時光，后因政治原因隨母親來到了臺灣，來到了他的第二個故鄉(xiāng)，在那里他走進了熱愛的考古學。再后來為尋求更廣闊的的學術天地遠赴重洋，四海為家。
但終其一生，他的心始終牽掛著海峽兩岸的故鄉(xiāng)，他是一個飽含深厚民族情感的學者。他積極把國外先進的考古學理念、技術傳播到大陸，努力促成中美合作發(fā)掘，多次去北京大學、山東大學等高校為學生們開壇授課，多次謀求幫助四川大學建立先進的考古實驗室，對大陸去美國交流的學者和年輕學生他總是竭盡所能在國外給提供幫助與教導。
當然，最重要還是他利用自己在國際學術界的威望，將中國考古推向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理解中國。他曾自己說開玩笑的說他是在國外不管住多少年也變不成“海外華人”的那種人。
▲在商文明國際討論會上，1982年
左起：高去尋、胡厚宣、張政瑯、夏鼐、張光直等
徐蘋芳先生說：“中國考古學的成就為世界接受和認可，光直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考古學界永遠紀念張光直為中國考古學所做出的貢獻”。
俞偉超先生評價：“1975年以后，張光直成為最熱心地促進中國和西方考古學界進行交流的第一人，他無疑是東西方考古學舞臺上最活躍而耀眼的人物”。
▲張光直墓，美國馬薩諸塞州
先生去有17載，倘若先生在天堂能夠看見今日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我想他一定欣慰不已。
當初先生是多么渴盼中國考古學走向世界，中國考古學家了解世界，而今十數年過去，中國考古學不僅為世界所關注和認同，中國考古學家更是走向世界去發(fā)掘異彩紛呈的人類文化。
這門年輕的學問在中國正如他所愿，前途無量，日新月異。（文/弓三戈）
參考書目：《番薯人的故事》、《考古人類學隨筆》、《四海為家——追念考古學家張光直》、《商文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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